叙诡笔记｜道光年间的寒山寺“一百四十余人命案”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脍炙人口的《枫桥夜泊》曾经吸引了无数旅人造访寒山寺，但对寒山寺的一段旧史，恐怕没有几个人知晓，那就是这座寺庙曾经在道光年间突然废弃，直到光绪三十二年才由江苏巡抚陈夔龙重新修复，而导致其废弃半个世纪的原因，则是一起耸人听闻的“一百四十人余命案”。

“寒山寺在姑苏城外，唐人诗已累累见之，千余年来，为吴下一大禅院。”清代学者薛福成在《庸盦笔记》里的这句话，足以见得寒山寺历千余年而不减的盛况，但是在道光年间，“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过客者，共一百四十余人，忽一日尽死寺中”。

《庸盦笔记》与很多清代笔记不同之处在于，其中所述内容真实者多而杜撰者少，是以史料价值大于文学价值，而寒山寺发生的这起离奇命案亦翔实可信。上山的香客走进寺门，发现寺内寂静如死，累累遗尸的时候，吓得魂飞魄散，找到地保，一起报官。突然死亡一百四十余人，搁在哪个朝代都是特大命案，县令不敢含糊，赶紧带着仵作前来勘查现场和验尸，发现尸体上并无伤口。恰好有个在室内做饭的厨工死而复苏，县令问他“诸僧今日食何物”，那厨工说“吃面”，县令就详细询问是谁煮的面，用了什么佐料调的面汤等等。那个厨工说：“今天正值方丈和尚的生日，他特别让我们设素面以供诸僧和香客。我恰好在后园中发现两枚蘑菇，紫色鲜艳，其大径尺，于是采下来调羹浇面。但觉其香味鲜美异常，还没来得及亲口品尝，忽然头晕倒地，不省人事。醒来才知道寺里死了这么多人……”说着不免嚎啕痛哭。

县令让他带路到采摘蘑菇之处，又在丛莽中发现了两枚颜色鲜艳的蘑菇。县令让衙役摘下蘑菇，在蘑菇下面发现两个洞穴。“县令复集夫役，持锹镢，循其穴而发掘之。”挖了一丈有余，突然钻出来了大大小小数百条赤练蛇，“有长至数丈者，有头大如巨碗者”。原来这些蘑菇的下面就是赤练蛇出入之所，那些蘑菇长年累月受到蛇毒的熏染，是以亦成剧毒之物，故僧食之无一生还。“县令乃命储火种，发鸟枪，一举焚之，蛇之种类尽灭”，而寒山寺也从此荒废了。

如果说在“动物性野味”中，致死最多者不好统计的话，那么在“植物性野味”中，拔头筹者绝对是菌菇。此类案例在古代笔记中记载很多，但像寒山寺这样一下子毒死一百四十余人者，则极其罕见。众所周知，现在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毒蘑菇上的毒素都是“自带”的，但古人囿于科学不昌，所以往往认为毒蘑菇是有毒的蛇虫熏染而成，比如宋代陈仁玉就在《菌谱》中说：“俗言毒蛰气所成，食之杀人。”谢肇淛在《五杂俎》里说：“菌蕈之属多生深山穷谷中，蛇虺之气薰蒸，易中其毒。”还有清人吴林在《吴菌谱》里提到一件事：阳山西花巷里，有个人“在一荒墩上采菌一丛，煮而食之，率然毒发”。官府在调查这一案件时，往他采菌处搜寻，“掘之，见一古冢，满中是蛇”。就连明代大文学家、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也坚定地认为：“盖地下有蛇冲，蕈生其上，适为毒气所钟，故能害人！”

二、口蘑价格是木耳的2000倍！

尽管食用毒菌菇不免致命，尽管分辨菌菇是否有毒的办法在古代莫衷一是，大多全不靠谱——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凡菌为羹，照人无影者，不可食。”《食疗本草》里说：“凡煮菌，投入姜屑、饭粒，若黑色者杀人，否则无毒。”——但人们还是像拼死吃河豚一样，想方设法采摘蘑菇烹饪，原因只有一个：蘑菇真的很好吃。

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美食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里一边痛陈菌菇的毒性酷烈，一边又盛赞菌菇曰：“求至鲜至美之物，于笋之外，其惟蕈乎……苟非有毒，食之最宜。此物素食固佳，伴以少许荤食尤佳，盖蕈之清香有限，而汁之鲜味无穷。”另外一位大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亦云：“蘑菇不止作汤。炒食亦佳。”事实上蘑菇作为一种食材，其珍贵从另一个角度有更直观的体现：美国学者谢健在《帝国之裘》一书中考证：清代“每采一斤蘑菇，采菇人能挣7钱到1两2钱银子，如果一年的收获量达到8000斤，仅从批发商那里产生的利润就能达到9000两银子”——这是一笔巨款，因为北京的普通旗人一个月的收入只有4两银子。在18世纪末，北京的商税衙门做出的估价是每斤蘑菇与一件新貂裘具有同等的税收价值。《岫岩县志》记载，1927年，每斤口蘑的价格居然高达每斤木耳的2000倍！

也正因此，当人们采摘到野生蘑菇时，往往喜出望外，忘了胡乱食用可能有性命之虞。如宋代学者洪迈在《夷坚志》中写崇宁年间事：“苏州天平山白云寺五僧行山间，得蕈一丛，甚大，摘而食之，至夜发吐，三人急采鸳鸯草生啖，遂愈，二人不甚肖食，吐至死。”今人可能不解鸳鸯草为何物，其实就是金银花，“此草藤蔓而生，对开黄白花，傍水处多有之，治痈疽肿毒有奇功”。《五杂俎》记嘉靖壬子年四月事：“金陵有井皮行者，于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数口皆毒死。”

最最令人闻之胆寒的当属清人朱海在《妄妄录》里所述一事：四川某地有个名叫钟六儿的，食用毒蘑菇中毒而死。几天后，有个姓张的邻居从外地返乡，他不知道钟六儿已死，途中忽然遇到钟六儿，“指山中菌味甚佳，遂摘百十枚，以襟盛归”。到家后正要将这些蘑菇下厨，刚巧被兄长看见了，连忙阻止他说：“这种蘑菇有毒，乡中已经有很多人吃它而亡，所以你千万不可食用！”张某说是钟六儿在半路引导他摘这些蘑菇的，其兄大惊失色道：“钟六儿已经中菌毒而亡，莫非你见了鬼么？！”张某还不信，“询诸其邻，果然，始弃去”。

《妄妄录》中的故事显见得是虚构的，但编撰者的用心则一眼即明，那就是奉劝爱吃蘑菇的人要谨慎小心，不可随意采摘食用。在文章的后面还总结了一套“甘草解毒法”：于惊蛰日找一个大竹筒，“去皮，两头留节，一头开一小孔，以甘草研细末满贮筒中，用木塞紧，再以桐油、石灰封固，浸大粪缸内一年”，此后遇到有吃了毒蘑菇中毒的，从中取甘草末一两，冷水调服，可立愈。想来是甘草有解毒之效，加上粪臭可以催吐的缘故吧！

三、吃了“笑矣乎”差点笑死人

说来奇特的是，毒蘑菇除了毒死人以外，还能让人患上奇怪的疾病——比如狂笑不止。宋代陶谷在《清异录》中有记：“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土人戏呼为‘笑矣乎’。”

清末学者俞樾在《右台仙馆笔记》中记录自己亲历一事：他所住的马医科巷，邻居姓潘，潘某的丈母娘跟女儿女婿生活在一起，有一天，老人家吃完蘑菇之后，觉得肚子不太舒服，就到床上躺着，然后不知不觉间开始吃吃发笑，继而大笑不已。她的女儿听到笑声，赶紧来看母亲是怎么回事，其母说：“我吃了毒蘑菇了，恐怕要死了！”说是这么说，可是依然笑不绝口。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旋即跌倒在地，遂伏地狂笑。其女见母亲此种情状，惊惶失措，突然想起隔壁住着的俞樾是个大学问家，且颇通医学，赶紧叩门求救。俞樾“检视沪上所刊经验良方”，知道患者吃的乃是“笑菌”，用薜荔可以治疗，恰好家中小园种有薜荔，“乃采一束，煎汤与之饮之，须臾笑止。至今无恙”。

其实从现代科学研究来看，这位老人家吃的蘑菇里应该是含有神经精神型毒素，如光盖伞素等，这类毒素可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心跳加快，导致患者兴奋异常，产生幻觉，从而大笑不止或狂歌乱舞，仿佛喝醉酒一般。当然，也正是因为不同的蘑菇含有不同的毒素，所以在遇到某些奇特的疾病时，有些毒蘑菇也可以化毒为药，起到对症之效。

清代学者钮琇在笔记《觚剩》中写过一事：明朝万历年间，吴元夫总制两粤，他只有一个儿子，“甫弱冠而身染黄病，吐呕膨胀，不能饮食。两粤名医，延致殆遍，百治不效”，于是贴出求医榜文：“府中公子患病，有能治者与百金。”有个名叫林茂的赌徒输光了家当，饿急了眼，便想先揭下榜来，混个饱死鬼，“遂揭榜纸纳于怀”。被请进府中后，吴元夫问林茂是否懂医？他硬着头皮说懂，于是吴元夫让左右把儿子扶出来。林茂放眼望去，只见眼前这位公子面黄如金，奄奄一息，让人惊奇的是他的肚子不是一般的膨隆，好像顶着口锅一般。林茂一边装作给公子把脉，一边想混顿饱饭就开溜，于是信口说：“这个病不难治，待我进一草药，定获神效。”吴元夫一听，赶紧赐以酒食。林茂吃饱喝足，出外寻找“草药”。本来他准备就此脚底抹油，谁知吴元夫亦有防备，“遣中军官与同骑而出”，其实就是防止他逃跑。偏巧林茂饥饿很久，突然吃了一顿饱的，消化不了，腹中作痛几欲堕马，行至城外旷野之地，便下马对中军官说去找草药，实则是解大手。解完正待起身，“见鲜蕈一枝，色白肥大，采取入袖”，回来告诉中军官说：“仙草已得”，便联辔还府，煮汤给患者喝下。

当夜，林茂被留在府中，因为心中有鬼，辗转难寐，暗想若是那白蘑菇无毒还好，倘若有毒，患者吃了一命呜呼，吴元夫岂能饶了自己……第二天一早突然有人急匆匆来找林茂，林茂以为把戏拆穿，吓得魂飞魄散，谁知跟着那人进了内府，只见吴元夫的公子正坐在床上喝粥，巨腹已平。公子对林茂说：“昨晚喝完先生的药，吐了一大口浓痰，痰中有三根红筋，析而细视，则是血裹人发，纠缠成团。吐后胸膈空洞，再无膨胀感，我的病彻底好了！”吴家上上下下自然感激不尽，不仅设宴款待数日，临别时“赠以冬夏之服一箧，黄金十笏，白金三百两”……

事虽荒诞不经，但也证明，“是药三分毒”与“是毒三分药”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其实就以蘑菇本身而论，恰是这种“两面性”的集中体现：吃对了是美味佳肴，吃不对是穿肠毒药。现如今蘑菇已经大规模科学养殖，无论多么珍惜的品种，只要安全无害，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但总有些迷恋“野味”的人，还是喜欢去采摘野生蘑菇，以为能在人迹罕至之地，尝到世间难寻之味——他们忘记了蘑菇的两面性，更忘记了世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这种两面性——就在人迹罕至之地，还有世间难寻之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