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

學人Scholar

文 | 魏敦友，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作者授权发布，有所删节

引言

2020年1月23日，这注定将是一个载入人类史册的日子。这一天，武汉为对抗新冠肺炎蔓延正式宣布封城，开启了一个特大城市在人类现代史上从未有过的封城壮举。

武汉封城的壮举将许多人的视线又一次投射到了17世纪的一个英国村庄亚姆村。当年伦敦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鼠疫，并迅速向周边蔓延。位于英国中部德比郡的亚姆村也受到感染，村民们准备向北方逃离。这时候威廉牧师站了出来，他劝说村民们留下来，以避免疫情向北传播。善良的村民们接受了牧师的建议，封锁了通往北方的道路，宁死不走。400多天之后，瘟疫才逐渐消失，然而亚姆村的村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全村344个村民，有267人死亡了，包括威廉牧师。村民们在死之前都留下了劝勉的语句，分别镌刻在他们的墓碑上。其中威廉牧师留下的语句是：善良需要传递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汉庚子年的封城壮举在精神上与亚姆村是一样的，都是传递善良的一次伟大的人类行动，然而遗憾的是，武汉封城的壮举及其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像当年亚姆村那样成功地阻止新冠病毒的传播，反而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流播到全世界，世界各地的人们瞬间进入“新冠时刻”，人类文明面临二战以来巨大的新挑战，同时也为人们重新思考生命、自然及人类文明的可能性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文明与野蛮的分野

我注意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这一段时间里，网上广为流传的除了三百多年前英国亚姆村的悲壮故事之外，还有关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一段话，涉及到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这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人类文明的内在结构关系重大。

这段话是这样的：多年以前，有人问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什么？”询问者心里想着，玛格丽特的回答或许会是类似鱼钩和陶罐等器具或是类似衣服的东西。然而，玛格丽特给出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答案：“一个愈合的股骨。”玛格丽特解释说：在古老的年代，如果有人断了股骨，就无法生存，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这些断了股骨的人，除非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否则就不能打猎、捕鱼或逃避野兽的伤害。因此，一个被发现的最早的愈合的股骨，表明有人将受伤的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且花了很长时间跟他呆在一起，照顾他，让他慢慢康复。所以，文明最初的标志应该是人们开始帮助别人，而不只是明哲保身，放弃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玛格丽特·米德

玛格丽特·米德从一个愈合的股骨中看出人类文明的起源，的确是独具只眼，令人印象深刻。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正在于面临绝境的人能否重新回到安全之境地。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在人类的早期有将出生孱弱的孩子扔进山谷的风俗，有将年迈的老者弃之不顾的习惯，也有对处于困境中的人并不施以援手作壁上观，这些都是人类处于野蛮状态的标志。文明的本质结构在于互助，如果玛格丽特·米德从一个愈合的股骨中看到了互助作为人类文明的起源，那么今天人类文明的结构正是以互助作为根本内核而支撑着，而发展着。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互助这一文明的内核，作为文明载体的各种形式如家、社区、国家以及国际组织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

二、文明世界的野蛮

但人类进入到文明世界并不意味着彻底告别了野蛮，相反，在当下的人类文明世界，野蛮并没有远离，反而如影随形地在人类文明世界中广泛地存在着。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对待的客观事实。

即以武汉疫情期间而论，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大量的文明世界中的野蛮事实。且不论那些与邻为壑甚至于明知自己感染新冠肺炎却有意在电梯中将口水涂抹在电梯的开关上，这种有意将他人陷于危险境地的做法，当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即以人类文明载体如家庭、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而论，野蛮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着的。

我们不久前看到，一位武汉老奶奶，已经治愈了，工作人员将其送到家门口，却不得家门而入。为什么呢？是因为媳妇认为婆婆有可能感染家人，从而拒绝她进门，即使在工作人员反复说明之后也不行，甚至与工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

地区之间的冲突也是显见的事实。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之后，全国各地似乎瞬间进入“新冠时刻”。村与村之间，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进入封闭状态，国家似乎进入到诸侯割据时代。

更不用国际社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争执了。今天的世界，还停留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时代，虽然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很快，但是主要局限在经济全球化方面，社会治理的全球化还相当初级。也正因此，在防治新冠疫情方面，各国缺乏统一领导与合作，世卫组织作为一个协调性的国际机构，作用有限。人类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应该说还只是一个理想。

2020年的新冠疫情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全世界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所以不能不说，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人类文明是一次重大考验，它考验着人类能否克服文明世界的野蛮性，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并创造出新的文明来。

三、文明世界的再文明化

在2020年新冠疫情到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似乎陶醉在一种极度的乐观主义中，认为21世纪的人类正在开启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比如近来流行一时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乐·赫拉利就在《人类简史》一书中公开宣称人类经过农业革命、认知革命以及科学革命之后，作为智人的人类已经走到末日，因为智人无论取得多少成就，但是它无法打破生物因素的限制，但是，“就在21世纪曙光乍现之时，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智人开始超越了这些界限。自然选择的法则开始被打破，而由智慧高计法则取而代之。”

尤瓦乐·赫拉利

在人们幻想着人类将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可以不顾自然的规律的时候，2020年新冠疫情的到来无情地击碎了人类的美梦。人类来自于自然，必然受制于自然，人类自以为通过科学革命完全理解了自然，理解了生命，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人类的一个迷梦而已。人类不可能脱离开自然，不可能脱离开自己的身体，人类的文明只能建构在自然之上才能得到发展。这也许是2020年新冠疫情给予人们最大的教训，不要以为三百多年前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彻底和人类告别了。人类所面临的未知世界一点不比人类早期少。

这提示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困境并试图让文明世界再进一步文明化。前述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提示的互助观念作为人类文明的内核以及亚姆村威廉牧师将善良传递下去的信念当然可以作为文明再建的基石，但除此之外，在一个后科学革命的脱魅时代，我们还应当阐发一些更深的理念以为文明世界再文明化的条件。首先是敬畏自然。必须改变以自然为对象的所谓科学观念，放弃地球智能这一终极幻想，将自然建构成为人类生存的基本存在论境域。其次是善待生命。今天生命科学的发展已使人的生命成为一个科学的对象，生命变成了物，在此观念支配之下，人们已然失去了“民胞吾与”的同情心，从某种意义上讲，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人是机器的观念正在成为现实。在一个后科学革命时代，人成为机器（通过所谓生物基因技术），与机器成为人（通过所谓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是当今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它们是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乐·赫拉利所标榜的人超越自然法则的必然结果，因此必然在敬畏自然与善待生命的前提之下，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惟其如此，才能有人类的未来。

第三，重塑生命意识也许是今天的人类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人有生必有死这一常理似乎在后科学革命时代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追求长生似乎是不少人的追求，生命科学也似乎在鼓励这种追求。但是生命的意义其实并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能否创造。我们会发现，今天科学的发展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并不同增益人生的意义。许多人长年重病在医院治疗，甚至于没有基本清醒的意识。过度的疗治使得人生活的意义荡然无存，所以法国哲xuejia福柯质疑现代社会对身体的控制，阿甘本提出生命政治的主权论，都在呼吁社会权力对于生命的界限，让我们看到回复生命的意义，即人终有一死，为什么要无谓的长寿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人类已经越来越老龄化了，长此以往，人类将失去活力，将不再虎虎有生气。因此有必要提出生命契约的概念，生命在我，我可以决定当生命无意义时将生命终结，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对人类负责任。老子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只有将身体即生命归还它本身时，生命才有其本己的价值，如同我们把家当家，把国当国，把天下当天下一样。今天人类文明的困境正在于，身不身，家不家，国不国，天下不天下。我们今天试图使人类文明再文明化，中国二千多年前老子的这一智慧当值得我们悉心聆听。我希望我们可以从老子这里发展出生命契约的观念以应对当下日益老龄化的人类社会，将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的观念转换成好死远超赖活的观念。

结语

2020年的新冠疫情当下还处在一个紧急关头，目前看来，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2020年的新冠疫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这样的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但是它对人类文明的强烈挑战则是不言而喻的。

当下许多人对人类文明的前景抱有相当悲观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从人们反复提到三百年前英国亚姆村的威廉牧师和美国人类学家格丽特·米德，我们可能从中看到人类的心火并未熄灭，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文明能够渡过新冠疫情的劫难，浴火重生，实现人类文明再造。

魏敦友于南宁广西大学东高1-3001,

2020-4-20

(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非常状态下的生命政治反思”网络会议而作)

原标题：《从2020年新冠疫情看生命政治与人类文明的再文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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