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罗怀学：沉于水底永恒的故乡，用摄影向它告别

罗怀学是云南摄影界的一名“高人”，这里的“高”不仅仅是摄影功力，也指他身高1.93米，这两点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身高，80年代他在云南省体工队训练篮球，去外省打比赛，与队友一起为家乡争光；而真正让他觉得为家乡做了一件大事的是——凭借一己之力，拍摄出一本摄影画册《故乡》，260页，捧在手里沉甸甸。

金沙江是条神奇的河流，上游雄险奇秀，中游干旱炎热，下游航运发达。罗怀学的家乡西部小镇昭通绥江县就坐落在金沙江下游航运发达的江边，古道与航运也曾有过辉煌发达的曾经。但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自东向西，如滚雷般连绵不绝。小城遇到千年大工程——2006年向家坝电站启动，移民超10万人。水库设计蓄水水位381米，金沙江下游河段将变成一个个首尾相连的“高峡平湖”（从四川的攀枝花至云南的水富县近800公里的江面上，三峡公司建了四个梯级电站，从下至上分别是：向家坝、溪洛渡、白鹤滩、乌东德。向家坝2012年10月蓄水，溪洛渡2013年5月蓄水，乌东德2020年1月蓄水，白鹤滩在建），自然生态环境将彻底改变。云南、四川两省世世代代沿江而居繁衍，繁荣下来的县城、集镇都将变成一座座水下之城，摄影师罗怀学的家乡也永沉江底。

这本画册的拍摄与其说是对家乡“沉入江底”前的记录，不如说是摄影师与故乡的一场告别——以摄影的方式。

在江边长久地呆望远去江水的背影，这在摄影师的镜头中是不幸的，忧愁的人们——他们面对的是未知的将来；坦然地、沉静地直视照相机镜头的人们，他们看上去是幸运的，告别陈旧灰暗，迎接崭新的新世界，一切重头再来。摄影师罗怀学一一收纳到他相机中的底片上。

上述已被摄影师摄取下来的画面统统是关于别人家的，而罗怀学自己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绪面对？2007年秋，电站坝址两岸已是机声隆隆，彩旗飘飘，挖掘机钢针已经钻入岩体，撬开这片沉睡的土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突然而至的声响、色彩是激荡人心的，毕竟它带给当地就业机会的增加，生存环境的改善提升。可是在罗怀学眼中，却在震惊之余，怅然若失，“一种难以割舍之情油然而生！家乡，真的要没了？”

家在即将被“毁灭”前总是促使人在此刻做点什么事以换取、平息此后长久的不安，哪怕这个家是低棚矮屋，哪怕所作的是徒劳的。自此，一趟趟的回望拍摄成为罗怀学一个充分坚定的理由和摄影的原动力所在。作为旁观者，面对画册中展开的一幅幅照片，照相机截取的瞬间毫无疑问带上情感的痕迹，它甚至可看成摄影师私人情感进入公共领域的一个实践——三十年后同学相聚，他一并将自己与八位同学们摄入镜头——相聚却是为了离别。

诗人雷平阳也是当地昭通人，见证了家乡的这场变故——为了时代的进步，绥江人献出了故乡。他强调，“这些留存下来图片的证实之功必将留存于历史，而这些图片相信也会成为众多绥江人咫尺天涯、不朽乡愁的缩影”。

摄影的记录性功能在这类社会变迁中尤其得以发挥其作用，这本名叫《故乡》画册中417张图片生动细致地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使得后来者无论出于观赏还是研究的心态，不可动摇地信服于上述史料的完整性，幸好这些照片被集结成册，不至散失。这是一种功德，云南昭通绥江县有幸。

【搬迁】

（右）2007年11月，绥江烟囱坝。烟囱坝水泥电杆厂，是当年经济效益较好的私营企业，为向家坝电站能按时蓄水发电，工厂提前选址搬迁，后因种种原因，没能继续生产。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摄影师罗怀学（以下简称“罗”）的提问及回答：

1、对于金沙江故乡的码头这类主题的作品，您认为纪实艺术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你认为纪录可能逝去的真实会给受众带来影响？您认为这种纪录会带来什么改变？

罗：在我的《故乡》画册里，多次出现金沙江两岸码头的照片。码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两岸百姓通往外界的唯一交通枢纽，见证了两岸百姓太多的悲欢离合。纪实摄影就是要见证历史，留住记忆。因为，可能或正在逝去的东西，永远不会再来，记录下这些影像，能给观者和受众带来感官上的刺激和视觉上的冲击，引起关注和共鸣。

纪实摄影，改变不了世界，拯救不了灵魂，甚至是无奈、无助、苍白无力的，但它能记录世像，见证历史。

2、我们知道您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往返家乡纪录下了这些画面，你为什么这么做是值得的？是什么在支持您去讲述这个故事？

罗：萌生记录家乡的想法，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就想拥有台相机，为亲人们拍照，拍他们的生活，很单纯，没别的更多想法。高考落榜后，特别沮丧，就想逃离家乡，越快越远越好。一个偶然机会，我被选送到云南省体工队训练篮球，1982年去广州打比赛，看见商店柜台里摆着一台36元钱的玩具相机，去了三趟，都没舍得下手，那是我集训期半年的洗理费。队友退役时，我花两百多块钱买下他的凤凰205相机和一套洗印放大器材，从此，拥有了人生第一台相机。

那年春节，我挑着新买来的旧照相器材，坐火车、赶轮船行程1000多公里回到老家，为亲戚朋友照相，累，但很开心。直到2004年，听说要在老家金沙江下游60公里的地方建向家坝电站，老家整个坝子都将被淹没，突然有一种想用相机记录家乡的冲动。

真正进入拍摄是2007年，向家坝电站工式开工建设，从那时起，我每年都会利用节假日坐火车、乘大巴往返家乡两三趟，用相机记录家乡父老乡亲的生活，一拍就是十年。无数次往返，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因为那是我的衣胞之地。父母生下我，家乡养育了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我应该去记录，应该去关注，应该为他们立此存照，这是支撑我去讲述家乡故事的原动力，更是一种对家乡难以割舍的情结，不需要任何理由。我会用有限的余生，把家乡金沙江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3、在拍摄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罗：其实，在拍摄过程中，难的不是拍摄本身，最难的是表达，是作为一个纪实摄影师无法用摄影去表达你的观点，无法反映被拍摄者的诉求，以及他们内心的那种无助与挣扎。我所拍摄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认识的或熟悉的，亲戚、朋友、同学、家人。许多场景都是我熟悉的，几乎没什么拍摄难度，即便遇到不熟悉的人，拍前或拍后一个微笑，一个善意的眼神就能化解双方的尴尬。无法回避的尴尬是经常有移民误以为我是媒体记者，遭到围追堵截，手捧一摞反映材料，希望我能为他们把材料带出去。我除了做一些劝解、说服工作，一切都无能为力。为此，我多次被记录在案，并限时离开，这是我作为你一个纪实摄影师最尴尬、最无奈的，这才是最难的地方。

【旧时光】

（右）2010年9月，绥江下码头。俗话说，“船开不等岸上人”。可如今，是移民搬迁的非常时期，老百姓全靠渡船摆渡绕行才能出行，能等一个是一个。

（右）2008年6月，绥江小镇上的剃头匠。

4、在拍摄的过程中，对于材料的选择，包括相纸的种类，数字化或者印出成片，包括调色的处理，您是怎么做这些选择的？特别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作品都是以数字形式呈现的环境下。这会影响你的作品的传达吗？

罗：当初决定拍摄家乡库区移民的时候，我做过很多前期准备，因为是即将消失影像，决定用黑白胶片拍摄，银盐胶片的影调、反差、颗粒感更适合表现这类题材。最后的展览呈现，也用传统手工照片来展示；在器材的选用、胶片画幅的选择上，专门购买了一台二手4x5大画幅相机，三支进口镜头，6 x 12后背；从日本代购了135康泰时G1机身；淘了1000多张4x5散叶片，四五百卷120、135胶卷；还买了一台DV摄像机，计划用动静影像全方位记录移民生活。

进入实际拍摄中，大画幅相机操作繁琐，摄像和照相常常顾此失彼，拍了两次果断放弃，所以我就把所有精力都放在135黑白胶卷的拍摄上。由于精力和时间的原因，最后的展览照片不得不使用数字微喷输出，没能如愿用传统手工制作，当年买的二三十盒伊尔福分装相纸，至今还躺在冰柜里睡大觉。编辑出版《故乡》画册时，因为全部是用胶片拍摄，还得扫描转换成数字影像，从照片的扫描、修图、校色，画册的策划、编辑，包括封面的设计，我一个人边学边做独立完成，整整耗了两年半时间。

在数字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还用传统影像去讲述一个故事，周期长，消耗精力巨大，确实有些得不偿失。在影像的呈现、传播上确实受到制约，但黑白胶卷影像的那种影调、层次、凝重感、颗粒度又是数码影像眼下还无法企及的，这又是令人欣慰的。

5、水库建成后，对当地城市的百姓生活带来的什么变化和影响？

罗：电站水库蓄水前，绥江老县城和五个将被淹没的乡镇整体后靠重建，四川屏山县城整体搬迁至宜宾市附近，其余乡镇一律后靠重建。2012年10月水库蓄水，移民搬进了安置房，城市建设漂亮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的绥江老县城，只有一条主街，遇上赶场，拥挤不堪，闲场天10分钟就能走个通城，如今的新县城比老县城扩大了好几倍，我的许多亲朋好友，一夜之间搬进了城里，成了城市人，过起了城里人关起门过日子的城市生活。

但过惯了“一亩三分地、一头猪、一条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村生活的农民，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惊喜之余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柴米油盐，一样也离不开钱，好日子不长，每月发放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几天功夫就坐吃山空。于是，许多青壮年，甚至老年人，用土地置换身份后，没过上几天城市生活，重新走上外出打工的养家之路，再次成为城市打工仔。

6、您认为社会发展改变家乡原貌是一件应该如何评价的事情？和这种现象相关的艺术作品，纪实作品为什么重要？摄影除了记录，成为一本画册后，它还能做什么？

罗：我切身感受到，城市扩大了，环境、生活改变了，移民住进了高楼大厦，人际关系开始淡漠了，过去那种今天你给我家送碗菜来，明天我你给家端碗汤去的邻里亲情少了，骨肉反目成仇的多了；农村曾经的宗族观念、乡绅文化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在宗族和乡绅的主持下就解决的家族矛盾、邻里纠纷，如今，都要通过对簿公堂来解决。我的这些影像就是想留住民间曾经生活样本，尽量客观记录过去的社会世像，并把这些照片积集成册，流传于世，再回老家做一个没有开幕式，没有领导剪彩，任由观众自由观看的摄影展览，给自己也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就这么简单。画册出了，展览做了，各种报刊杂志和自媒体也纷纷报道推送了，确实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单靠出本画册，做几次展览就能介入社会生活，改变点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现在是快餐式阅读时代，人们很少静下心来去关注这样的内容，去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新生活，你好】

7、有没有什么类似关于纪录熟悉感的作品影响过您的创作？您的摄影美学来自哪里？

罗：有，那个年代对我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国内摄影师，如：吴家林、侯登科、于德水等代表那个时代的一批摄影家，他们的摄影作品，把根深深扎在中国的乡土里，散发着泥土味和烟火气，不同程度影响过我。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摄影师，因为资讯等原因，几乎无法接触外国优秀摄影师的作品，后来随着中国摄影的“两报两刊”（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报、中国摄影、大众摄影），不断推荐国外的摄影师的摄影作品，如：萨尔加多、尤金史密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大师，他们的作品深深影响着我。我没正经学过摄影，不懂多少摄影美学，如果说我的摄影作品里真有美学特征的话，除了向这些我喜欢的摄影师学习外，恐怕更多的是来源于个人的人生经历，来源于曾经的乡野生活。

8、纪实摄影在西方得以长时间，较全面的发展，并达到一个高峰，然后随着电视媒体的冲击而缓缓沉寂下来，这一点我们从“生活”杂志，包括今天的马格南都可以观察到。在中国，随着八十年代国门打开，我们是与西方“中断”了摄影的关系，但随着90年代纪实摄影在中国蓬勃发展了十几二十年，赶上了一个尾巴，然后在2000年之后又被当代艺术所裹挟，被资本所左右，您作为纪实摄影这一脉络过来的摄影师，对于今天的摄影，您怎么看当代艺术语境下的纪实摄影？它有没有影响或者未来您会调整自己的拍摄方式吗？

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纪实摄影（更确切说是传统纪实摄影）发展最好的黄金时代，涌现出一大批耳熟能详的优秀纪实摄影师，作为晚一些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摄影人，揪住时代的尾巴，搭上最后一趟末班车，刚上车，还没来得及踩脚油门，就一头掉进了汹涌的当代艺术大潮，呛水是难免的。进入2000年，特别是近十年，纪实摄影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近几年炙手可热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阮义忠人文摄影奖”最终评出的大奖作品就能看出端倪，两大赛事的大奖一经出炉，都打上了当代艺术的烙印，都有观念摄影的影子，媒体一片哗然，质疑声不断。有质疑、有争议，很正常，是好事，说明传统纪实摄影不是铁板一块，不能改变，非把马格南奉为正宗才是纪实摄影。艺术贵在创新，传统纪实摄影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顺应摄影潮流的发展才能继续走下去，走得更远，并发扬光大。

9、您的作品中能看出很多怀旧的味道，很多摄影师在拍摄记忆里熟悉的人或者物的时候都已经和他们建立了一些联系，并且有特定的想要传达的立场和感受。你是希望受众感受到您同样的感受，还是和您拍摄的人物场景建立一些新的联系？

罗：我的照片里确实有怀旧的味道，因为那些人和事，都是我烂熟于心的，许多都是我的同学、朋友、亲人，我甚至能讲出他们许多精彩的人生故事。因为我曾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不用去重新建立关系。我早把自己置身于他们之间，他们的故事就是我要传达的立场和感受，我不用去刻意传达。我既希望受众跟我站在同样的立场，有同样的感受，更希望受众能从我拍摄的人物和场景中产生新的联系，感受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拍照片最常用的工作方式就是融入其中，只有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同悲同喜，同苦同乐，建立相互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你才能拍到真实感人，有温度的照片。

10、您能给一些年轻的摄影师一些关于如何建立联系的建议么？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给年轻摄影师？

罗：我个人觉得，拍人文类的纪实照片，必须要融入其中，和拍摄对象打成一片，尊重对方，用平等的心态，摁下每一次快门，拍摄角度尽量低，画面尽量平实，这最起码的尊重；尽其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现在信息发达，拍完照片，能加微信加个微信，把照片发给对方，有条件，回家后洗出照片寄给对方，这样更能赢得对方的信任。你摁下的每一次快门，都有可能是被拍摄者一生中第一次拍照，对他（她）很重要。

（摄影师赵睿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