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吧精选︱王一樵：宫廷小人物的上升之路

日夜有重兵把守的紫禁城能做到滴水不漏吗？清朝的“快递员”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时常在各种影视作品中看到太监、宫女、守门兵丁、驿递差役等生活在宫中的小人物，这些宫中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在宫廷档案文献中皆有记载，他们的生活丰富而多采，不仅有宗教寄托，也有喜怒哀乐，甚至有人逃离宫廷、另觅人生。

曾担任台湾海洋大学助理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会学院讲师的明清史学者王一樵，近期在澎湃问吧回答了网友们关于古代宫廷小人物的相关提问，私家历史栏目特将部分问答摘录整理，以飨读者。

小人物的上升之路

TongY：你好，请问宫廷内部人员分工是否有类似当代的制度化体系呢？

王一樵：感谢朋友们的提问，科层制度体现在内廷宫人相关机构建制的很多层面。这既是一种官制建制的层级，也是为了实际上的职能运作。简单来说，明代宫人因事获罪者不少，加上永乐皇帝因靖难大杀宫人。世宗皇帝对待宫女较为苛责，以及神宗皇帝在位时时有任意处罚宫女，大加责罚之事。因此，明代宫女与女官虽在记载中，明初时有念其年老，护送返回故里的记录，也有特别放归宫中朝鲜妇女回籍的事例，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宫人因事得罪，难以保全性命的不幸故事。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考史语所邱仲麟老师的论文。

这一些事例提供我们一个侧写，宫人的生活并不容易，需要一整个有效的群体才能有效运作，并维系着宫廷日常生活的基本运作。透过史料记载，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明廷中宫女们有着比较显著的向上流的具体现象。明代宫廷之中，拥有较丰富的知识以及较为出色的能力，例如读书识字等等，可以说宫中女官们是向上晋升的重要条件。宫女们，甚至是包括太监在内，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宫中人经由持续学习，培养专门的智识与才能，进一步爬上内廷职位的顶峰。若就宫女与宫中女官们而言，由于工作能力受到朝廷的肯可，较为年长的女官们便有机会成为宫中的资深宫女，文献中有时称之为“内廷姥姥”，一般称之为“姥姥”，也有写作“老老”或是“婆婆”、“老太”。其中，职司服侍皇帝，每天清晨为皇帝栉发梳头的老宫人地位最是尊荣。清朝沈元钦曾经在《秋灯录》写道：“宫女与帝栉发者为最尊，称：『管家婆』”。这些管家婆婆们的职务是在宫中各殿服务，平时约束各宫宫人的言行举止，地位尊荣。就连服饰上也有区别，地位较高的“大管家婆子”的装束上，则是发髻盘于顶上，两旁装饰金珠钗钏，再于一端用黑纱罩盖，用来与宫中妃子们有所区别。这一些科层的分化，虽然散见于各种文献，但也体现了内廷宫人的职能运作情况。这是关于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中，比较详细的一些的细节与解答。

小兔兔：请问您，宫里的小人物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呢？例如厨师、档案管理、采买？

王一樵：明代在内廷设馆教育内监中官，宣德年间之前只有零星的记载，相关的建制也不甚明晰，梁绍杰先生曾经撰文进行过详细的研究与考订。明代内监的教育方面，比较详细的记载是在明宣宗之时。宣宗于内府设立书堂，内侍于此接受教育培养，提高其学识水平，并以此培育一批服务于内廷、直属于君王的心腹与机要人员。

另外，英宗正统年间，太监王振则是于司礼监中也设立了书堂，用于培训内监衙门的办事人员。包诗卿先生曾撰文相关讨论其中的不同。朋友们可以参见梁绍杰、包诗卿先生的学术论文。（包诗卿《明代宦官教育新析》，《史学月刊》（2013），第10期，页46-54。梁绍杰，《明代内书堂的设立与祖制》，收于李焯然编《赵令扬教授上庠讲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5。

小人物与大人物

衣长衫薄：老师好，请问明嘉靖时期“大礼议”事件中有哪些小人物起到较大的影响的？

王一樵：朋友提出的问题很有意思。蒙文通先生有言“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历史事件自然会涉及许多层面，除了大历史与大叙事之外，自然也包括了对于小人物的记录。事实上，“大礼议”之后，余波荡漾，嘉靖朝后续有关议订礼制之事甚多，涉及层面甚广。根据学人们的考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嘉靖祀典考》(现存十卷，共六册)一书中，应为明世宗所颁订，但各书目皆未收录撰著者姓名。该书中卷十收有明世宗所创“亲蚕礼”相关礼制详细规定，甚至包括嘉靖九年皇后主持“亲蚕礼”之际，以及当时陪祀命妇的详细名单。因此，透过这一本不着撰人的《嘉靖祀典考》，我们可以得一窥“大礼议”的后续影响所及，牵涉了一系列的礼制修订的具体详细过程。该书更提供了后续议订礼制过程中的一些详细名单，有助于学者研究嘉靖朝群臣们对于议礼的讨论。我们或许无法直接在史书中得知事件其中涉及的小人物，但我们还是可以由史料文献中看到事件的后续影响所及，各项礼制有了较大的兴革变化，以及参与礼仪与议礼活动中的详细名单。关于此书的研究，可以参见何淑宜老师的论文《皇权与礼制：明嘉靖朝的郊祀礼改革》。另外，北京大学图书馆另藏有旧钞本十七卷，亦可参看。

Oxford：皇帝的言行是怎样被记录下来的，每时每刻都有史官在皇帝身边值班记录吗？

王一樵：明清两代保存至今的《起居注》较为完整，尤以清代最为齐备，而且有满、汉文本，可以在文献记载上相互参证。负责修起居注的官员们，也就是起居注官在皇帝公开的各种活动中均随侍在旁，因此起居注记录内容广泛，包括皇帝宫中的诸多言行与当日的重要政事活动等等。魏晋及南北朝多是以著作郎兼修《起居注》，北魏始置“起居令史”，另有“修起居注”，“监起居注”等官职，职掌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隋代于内史省（即中书省）设“起居舍人”。唐宋又于门下省设置有“起居郎”，以及“起居舍人”分记皇帝言行，这是较为早期的史官制度。元代以来，则是由“给事中”兼修《起居注》。明代初期曾专设起居注官，后渐废去，但修撰起居注的传统一直延续。清代则是以翰林、詹事等日讲官兼充起居注官，称之为“日讲起居注官”。文献材料方面，明代的《起居注》保存至今的有万历朝的起居注，可以参考《辑校万历起居注》，南炳文与吴彦玲辑校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清代史馆制度方面，可以参考王记录老师的专着《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原朋友们都平安，大家加油。

Cooool：天天耳濡目染，小人物想从政有机会吗？

王一樵：关于朋友们的提问，我先作一个简短的回答。明初永乐皇帝在征服交址安南后，曾经在当地大量征召能工巧匠与劳动人力，举家迁至北京兴建紫禁城的宫殿建筑。永乐帝不仅妥善安排这些来自南方的匠作人员，照顾其生活起居，同时也持续地在交址当地征召资质秀逸的各种专业人才前往北京，贡献技能，服务于宫廷各种相关差役。另一方面，永乐帝为了长期培育熟悉宫廷相关政务的专业人力，明廷也征发了不少交址当地面貌俊秀的男童们送往宫中内廷，妥为教育，让其读书识字，接受培训成为内侍宦宫中的相关专职人才。这一些越南宫人们很是天资聪慧，不仅在宫廷中当值应差的表现出色，甚至渐成一股交址宫人的势力。而且交址宦官中还出现了不少具有宫廷建筑才能的专业内侍太监，在内官监当差服务（例如阮安、阮浪、阮白等人），甚至负责了明代初期紫禁城建设的重要工程任务。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宫中的小人物们或许来自远方，因缘际会之下，而在宫廷中生活下去。透过长时间的学习，逐渐掌握了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成为营造宫廷建筑等重要政务的技术人员。其他不同的政务，也有相关的事例，我再逐一补充给大家，一起讨论，一起交流。

朋友们提的相关问题，让我想起了一段《清实录》里有关太监苏培盛的记载。也许大家对苏培盛的印象是老实护主的勤恳之人，但是实录里的文字之中，却是另一个不同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颇受恩眷的苏培盛，不仅在“九州清晏”自行饮馔，遇到皇子到来，苏培盛不仅不知回避，遵守礼仪，甚至邀请阿哥们同桌共食。阿哥们有的贪嘴，一时失于检点，便同桌共餐。乾隆皇帝气愤之余，曾经留下严厉的警告训诫，并提及了昔日发生在“九州清晏”的事情始末。乾隆帝更提及“似此种种悖乱，不可枚举”。这条史料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记录，宫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宫廷的各种作习。宫中人的饮食生活也离不开宫廷，甚至皇子们、阿哥们都有可能会参与其中，同桌共食，一起饮馔。但是宫中生活，一举一动，都有各式各样的目光与评价。苏培盛的例子提供了我们一个宫中人日常生活的侧写，也许他有时候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却在宫廷生活中有了更严重的影响与结果。《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十一日丙子条下载：“谚云：“一岁主，百岁奴”。上下之分秩然，岂得以阿哥等年尚冲幼，遂尔怠忽耶！即如苏培盛，乃一愚昧无知人耳。得蒙皇考加恩，授为宫殿监督领侍，赏赐四品官职，非分已极。乃伊不知惶愧感恩，竟敢肆行狂妄。向日于朕弟兄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岛清晏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馔。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岛清晏用饭。夫阿哥等一时失于检点，而苏培盛狂妄骄恣，公然与皇子等并坐而食。似此种种悖乱，不可枚举，此皆朕躬所亲见者也……。“

历经明清的紫禁城

钱菁菁：整个皇宫大概有多少人？

王一樵：明清宫廷中生活的具体人数，历史学者们曾经有不少的讨论。实际上，有不少前辈学者有进行过详细的估算。例如运用明代宫膳帐务的会计记录，估算每月每年的膳银数目。又或者利用《明实录》里的相关记载来估算明代宫膳的大致金额，再配合其他史料文献，来推算宫中人员的具体数额。相关研究可以参考史语所邱仲麟老师的论文。邱仲麟，《〈宝日堂杂钞〉所载万历朝宫膳底单考释》，《明代研究通讯》6（2003），页1-26。

从相关史料文献提供的数目来看，明朝宫膳每月平均的开支在一万两左右，而相对应的厨役人员也相当惊人，明末虽然崇祯皇帝力行简省，每月的开支仍然有九千两上下。关于明代宫廷中的内监人数，以及宫女人数具体数目，邱仲麟老师也曾作过详细的估算。另外，也可以参考黄仁宇先生的相关研究。

明代的宫人数量有各种说法，康熙皇帝甚至曾在言谈中提及有明廷中有数万人之众。然而若从《明实录》等史料记载来看，学者们估计明代的太监人数的加总人数在一万人之内，而且还要扣除许多因为老弱病疾而退出宫外的中官们，实际数量应该更少。清朝的相关记载中，例如乾隆朝的档案记录中，曾提及太监人数约为三千多人。至于明清宫廷中的宫女人数，则是另一个问题，学者们也有相关估计，推算大致的数目。明清两代，宫膳制度并不一样，明代的相关会计资料，对于估计宫中人数，颇有参考价值。清代的资料中，多半提及明廷开支庞大，而力求简省，学者们的推论中，认为宫人具体人数上，相较明代应当有所减少。

熊：关于传染病“天花”“种牛痘”这种预防方式，是如何发现并利用的？还有传染病“疟疾”的特效药“金鸡纳霜”，是传教士带来的吗？

王一樵：朋友提到的问题很有当下的时代意义，有关明清时期的“人痘法”在医学史、技术史以及东亚各国文化交流上都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明代文献中关于“人痘法”的记载，多半称之为“神痘法”，而且与“金花圣母”的痘神信仰有关。学术界多半认为明代以来“人痘”接种的技术源起于四川一带，再向外进行了相关医学知识的流传与普及。近年来史语所的前辈学者邱仲麟老师曾对相关议题进行过讨论与考证，邱老师指出明代文献中提及的“种痘”并非是现代语意里理解的接种之意，反而是指病人染患了天花，曾经得过天花疾病的意思。相较之下，“神痘法”、“神痘”才常见于明代文献里的相关记载。现存史料关于“人痘”接种技术的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天启五、六年的湖广衡州府一带，再东传至江西。崇祯年间传至安徽与江南各地。一直到了清代以后，“种痘”才有了现代语意里近似的含义，表示病人接受了“种痘”。清代文献中大多称之为“神痘法”，相关人痘技术传播更加广泛，同时相关的痘神传说也四处流传。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参见邱仲麟老师的两篇相关论文，《晚明人痘法起源及其传播的再思考》与《明代以降的痘神庙与痘神信仰》。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也祝大家平安，武汉加油、朋友们加油。

如来弹指：请问，朱棣正式入住紫禁城，举行了什么仪式吗？谢谢！

王一樵：朋友们的提问很好。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日，永乐皇帝以北京宗庙宫殿已成，于是日早晨亲自太庙祭祀奉安先人神主，并亲诣天地坛奉安天帝土皇地祇神主。各项祭祀礼毕之后，永乐皇帝于奉天殿接受朝贺，同时大宴文武百官与四方来使。

Oxford2：到了清朝后期，皇帝和王爷们还会不会满语？

王一樵：清代官方对于满文的使用情况，可以由官方文书档案来作为讨论的重要例证之一。许多涉及民族与宗教事务的重要官方文书中，都可以见到使用满文记载相关事件始末的记录。例如清朝官方寻访转世灵童方面，便是笔者曾经翻译过相关满文档案的一个重要相关事例。《清实录》记载，道光三十年九月前后，哈勒吉那等人奏报在青海卓札巴一带访得章嘉活佛转世灵童：

卓扎巴地方产生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奏闻一折。章嘉呼图克图。系勋旧有为之呼图克图。自涅盘以来。已历四载。兹据哈勒吉那奏称、所生幼童噶勒成楚克噜布、据扎萨克喇嘛爵木磋称、此子似识章嘉呼图克图之物。即系呼图克图之呼毕勒罕等语。朕闻之殊深欣慰。惟此子甫经九月。尚未能言……。（《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十七，道光三十年九月。）

但是《清实录》仅是简单摘要了哈勒吉那等人(姓名的满语转写:halgina)的汉文奏报。相较之下，哈勒吉那奏报在卓札巴地方寻访到章嘉活佛转世灵童的满文奏折中，对于事件的详细经过，则有更为详细的过程说明。哈勤吉那在满文奏折中详细报告，从道光二十六年章嘉活佛辞世，众人便奉旨寻访转世灵童，包括了章嘉活佛的弟子扎萨克喇嘛爵木磋（姓名的满语转写：jasaka lama jiyamatśo）,以及吹布臧呼图克图等人也在内，随同出访。一直到四年后，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三日，奉旨四处寻访章嘉国师转世灵童的一行人等，才在吹布臧寺东边的毡屋(满语写作：maikan，也就是毡屋)中寻访到了一个才出生九个月的俊秀男孩子。（参见：故宫博物院藏，《军机处档．月折包》，文献编号：174684，道光30年09月18日，奏为访出章嘉呼图克图呼毕勒罕等由（满文））。

透过这一件满文奏折，我们可以知晓满文在道光朝处理民族、宗教事务上，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清朝官方的公文书中，满文依然被使用在许多政务的处理上，提供朝廷各种重要的讯息，以供施政上的参考与依据。

Oxford：道光皇帝与大臣们对西方真的是一无所知吗？

王一樵：透过域外史料文献，例如燕行录等朝鲜使节文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记载，也包括了朝鲜使臣们对于清朝皇帝的观察。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对于嘉庆皇帝、道光皇帝的评价等等。我们可以透过相关的观察与记录文字，对朋友们提出的问题，作出一些不同的思索。我再慢慢将史料整理提供出来，大家可以交流想法与意见。

江户时代有不少商人帮助幕府打听清朝与西洋列强的讯息与重要情报，甚至想办法将一些鸦片战争的见闻、英国军舰与兵士们的图像，以及相关的文书记载，辗转带至日本，重新刊行成《海外新话》的事例。岸本美绪教授曾有相关的研究。岸本教授在研究《海外新话》版本内容时，发现到此书内容大都来自于一本作者与出版情况不明的《夷匪犯境录》。透过许多旁证与书中内容的交互比勘，岸本推测《夷匪犯境录》实系苏州一带幕友的工作日志，后来辗转地被当地的幕友与从事跨国贸易的中国商人搜集整理，被带至长崎。最后，《夷匪犯境录》被日本藩士岭田枫江（1817-1883）编成《海外新话》，刊印出版。此书虽被德川幕府列为禁书，但却被幕末志士、农民与商人阶层私下传抄。透过各种翻抄与再编辑活动的引介下，《海外新话》最终成为幕末时期了解西方的一项重要思想资源。《夷匪犯境录》的流传，更是曲折离奇，此书在晚清时又再次传回中国。关于《海外新话》的相关研究可参考：[日]森睦彦，《海外新话の刊行事情》，收于长泽先生古稀记念图书学论集刊行会编，《长泽先生古稀记念図书学论集》（东京：三省堂，1973），页18-23。

朝鲜使臣观察到清代北京在很早以前市面上的洋货就很常见，数量甚多。而一般以为这个应该是发生在晚清的事情了，但是朝鲜使臣通过第一手的观察，发现到京师市集中的洋货很多。朝鲜使节往往参访北京的几个比较大的教堂，看看里面的西洋管风琴以及天主堂中的各种陈设等等，可以说朝鲜使节们在当时对于北京的洋人都有一定的观察，记录下他们所见到的西洋事物。道光年间以后，朝鲜使臣们的策略慢慢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开始主动拜访人，特别是主动拜访关心一些在京城中讲求经世致用的重要人物。尤其是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可以说是朝鲜使节们了解世界的讯息窗口。东亚各国的使节们开始把北京当作打听消息，尤其是了解西洋物事的重要窗口。这其中反映了不仅是东亚各国的使节们开始关心西学的问题，关心西洋各国对于东方的企图，以及东亚各国国家力量在世界列国之中的虚实强弱等等。

Oxford：清朝末年，西洋产品开始进入宫廷，比如汽车、自行车、相机等，那么这些西洋产品的操作者、维护者是经过训练的太监还是外请来的技工？

王一樵：这个问题很有趣，但事实上西洋产品进入清朝宫廷的时间很早，甚至宫廷中也有西洋匠人负责在造办处专责处理钟表的相关技术以及仿制等相关工作。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铜镀金写字人钟”，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西洋钟表产品，而相关的档案文献，正好可以解答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中有不少案件记载，提及传旨由西洋人认看物品的记载，有的时候是丸药，有的是时候甚至是认看铸造铜器所使用的特殊矿石。相关的记载，例如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太监胡世杰交来铜盒一件，内盛丸药，传旨交由西洋人认看。另外，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太监胡世杰传旨将矿石交由西洋人认看，识别是否合适用于铸铃。档案记载西洋人解释相关制作方法，说此矿石在西洋瓮济里亚国近来各国多有此物，主要生于金银铜铅各项矿内，惟银矿铅矿内生产更多。铸钟材料中，若用红铜一百斤锡二十斤或二十五斤，其中加入二斤，一同镕化做成钟，声音则更为清亮。（相关记载可参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册25、册34的相关记载）。

有关烧造器物的技术方面，清代宫廷档案中也记载，造办处曾奉旨意，特向西洋匠人学习技术。例如乾隆四十六年正月前后，造办处奉上谕，有关烧造活计制作颜色不能如西洋人所作一般，旨意要求问明如何烧造，命造处办向西洋人学习。另外，还有关于西洋贡进药物的使用说明，以及识别的相关问题方面。相关记载，例如乾隆十四年，旨意命西洋人识别铜盖水晶保心石盒中所装保心石一物，西洋人答以保心石原治弱症，系陈年之物，不可使得。以及乾隆五十年四月前后，命西洋人索德超识认丁香油、檀香油等物，并由其写明“治方说语折片”呈览。（可参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中的相关记载）。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的文献记录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乾隆皇帝对于这一件“铜镀金写字人钟”的喜爱，特别将这一件来自英国皇家的礼物陈设在宁寿宫乐寿堂中，作为晚年日常生活居所中的一件重要钟表陈设。实际的运用层面上，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些有趣之处。乾隆五十四年六月前后，乾隆帝特有旨意，由太监鄂鲁里传旨要求内务府造办处如意馆的西洋钟表匠德天赐、巴茂止等人依样仿造一只西洋写字人钟，并且在细节方面，立求精进，设计更为精巧的功能。乾隆皇帝期许内廷如意馆匠人们制造的“写字人陈设钟”能在技艺更上一层楼。而由档案文献中，我们也看到了如意馆之中从事钟表相关业务的西洋匠人们的工作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