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葡萄牙作家安图内斯，理解荒诞中的真实

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葡萄牙语文学博士、译者王渊做客中信大方读者群，线上分享自己的最新译作——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António Lobo Antunes）的《审查官手记》。安图内斯是继若泽·萨拉马戈之后在国际文坛声誉最高的葡萄牙作家，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之一。

《审查官手记》以虚构的政治人物弗朗西斯科和他在小镇帕尔梅拉的庄园为中心展开叙事。萨拉查政权倒台，曾经手握大权的部长弗朗西斯科先生，因为中风而丧失了生活能力。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他躺在里斯本的病房里，回溯了自己的一生，以及那些出现在他生命里的挚爱……

在王渊看来，对于葡萄牙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的小说佶屈聱牙。不管从结构还是语言角度审视，安图内斯的二十余部小说都不通俗易懂，《审查官手记》也不例外。对中国读者来说，葡萄牙陌生的政治与历史现实则构成了另一道障碍。然而，如此“劝退”的文字却无碍安图内斯成为当代葡萄牙最负盛名的小说家，证明这位后现代主义大师的文字具有独特的魅力。

闪回的记忆瞬间更符合真实

王渊首次读到《审查官手记》是在研一一门关于城市与记忆的研讨课上。当时这本书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某些话语组成的记忆瞬间在文中不断重复。如弗朗西斯科的口头禅“她们要怎样 我都会做 但我从不摘下帽子 这样别人才知道谁是主人”；弗朗西斯科儿子若昂总是想起的前岳母对他的评价“你这小伙儿是真蠢还是装傻？”。

“这些闪回的瞬间将人物的思绪与讲述斩断，使它支离破碎，但更符合真实的记忆与思考方式，也彰显过去的幽灵如何时时刻刻潜伏在我们的思绪之中。”

在他看来，《审查官手记》并不是诉苦大会，里面的人物并不是在控诉。很多时候，被权力压迫的底层民众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各方面被剥削的处境，反而向往、投靠乃至臆想自己与权力的接近。“这种执念占据了很多人物的思想，他们其实并没有走进新时代，而是仍然停留在以特权为荣的看法里，停留在自己为自己编造的幻梦里。”

王渊说，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畸形的叙述中了解专制时代人性的扭曲。“他们并不是要对曾经的当权者执行火刑的审查官，而想要知晓过去真相的读者才是真正的审查官。虽然中文的书名没有明确地表现，但原文o manual dos inquisidores当中的审查官一词使用的是它的复数形式，因此，小说可以被看作是集体对过去的探究。强调记忆的必要性，才能理解荒诞中的真实。”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王渊还注意到了一些隐含的线索，即“小说的隐性进程”。 在小说结尾处，弗朗西斯科在弥留之际回忆自己曾目睹秘密警察头目“少校”在安哥拉放了一把火，而弗朗西斯科最后觉得自己也一同遭遇焚烧。

联系到书名《审查官手记》指向的是天主教世界（尤其是西葡）曾经猖獗一时的宗教审判制度，当时对待异端的刑罚是要求公开忏悔，葡语里面的说法是autos-da-fé，情节严重、拒不悔改的会遭受火刑。王渊想，“在这种意义上，弗朗西斯科的最后自白是否可以被视作是对公开忏悔的拒斥，而臆想的火刑是否代表了新时代对他这样的异端的终极审判？”

安图内斯的作品需要读者高强度的参与

里斯本大学著名的葡国文学评论家Maria Alzira Seixo曾经总结过，在《审查官手记》出版前，学界对于安图内斯的写作还是有很多争议的，但《审查官手记》之后，安图内斯的重要性就不再是个讨论议题了，其作品也开始了经典化的过程。

“安图内斯的风格很难总结。他的写作是独一无二的，哪怕是他自己也写不出一样的作品。”王渊表示，尝试概括的话，一般认为安图内斯的风格是以下几个要素的结合：首先，心理医生的身份以及他在葡萄牙殖民战争中的亲身参与，这些个人的经历让他对人性的明与暗有着无与伦比的体察；其次，安图内斯对人性的剖析往往和葡萄牙当代历史的重要变迁相互联系，如法西斯统治、民主运动、妇女运动等等；最后，意识流、复调的叙事，搭配深思熟虑的节奏感，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意象，让安图内斯笔下残酷的现实议题变成了流动的诗篇。

“这样的作品对读者要求很高，需要读者高强度的参与。在《审查官手记》里，读者需要对19位人物的自述做出评判，因为里面有夸张、掩饰、扭曲和沉默，时空的跨度也很大，使得追寻真实愈发困难。读者不仅是在聆听人物的发言，也在聆听人物脑海里未言说的声音，同时还要调动自己的理智，这是件很累人的事情，但是也会给认真的读者超乎想象的收获。”

在王渊看来，《审查官手记》被看作安图内斯的代表作之一，还在于它代表了安图内斯许多小说的叙事结构，即以询问、问询作为中心。“过去的真实完全或部分被掩盖，而杂语性叙述很多时候提供互相矛盾的说辞，其实是在模糊而非厘清唯一的事实。呈现的复数真实，以及对于隐藏部分无法验证的猜测，才是读者真正的收获。”

媒体常把安图内斯和萨拉马戈放在一起说，但王渊表示，其实萨拉马戈和安图内斯都不太喜欢和对方做对比。萨拉马戈是1922年出生，安图内斯1942年出生，两人根本都不是一辈人，但是因为他们正式开始文学写作是在1970年代末的时期，又是葡萄牙后现代主义中比较突出的两个代表人物，所以大家经常会把两人放在一起相比。

在葡萄牙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Eduardo Lourenço看来，萨拉马戈和安图内斯两人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注重的是在历史中找寻葡萄牙的未来，而安图内斯侧重的是对葡萄牙现在的描绘。

王渊还提到其他几位著名葡语写作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米亚·科托、若热·亚马多、安图内斯和萨拉马戈，这几位作家的共性在于其作品对底层人民的关注，“《审查官手记》虽然围绕的是弗朗西斯科，但许多卑微的小人物也给出了他们的叙述与评论，而相比于弗朗西斯科与若昂受到的唾弃与讥嘲，小人物出格的行为却获得了更多的理解与同情。”

“要说各位作家最大的特点，我觉得米亚·科托对词语的创新以及诗意的抒情最为迷人，阿瓜卢萨笔调的轻盈与结构的技巧较为突出，亚马多的作品地域文化色彩最浓，萨拉马戈的惊人想象和人性关怀相得益彰，而安图内斯直面沉重，将写作作为净化的方式，不会避开任何艰深议题和低微描写。这也是为何安图内斯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 ‘我的工作就是写到石头比水还轻。我做出来的不是小说，我不是在讲故事，我不为让人消遣，不是为了愉悦，也不是为了有趣：我只是想让石头变得比水还轻。’”

在分享会的尾声，王渊还介绍了一些非洲葡语文学，如安哥拉作家佩佩特拉的《雅依梅·本达》（Jaime Bunda）系列。王渊翻译的《遗忘通论》也在今年问世了。他在《遗忘通论》的译后记里提到：“我们很少把目光投向长期贫穷落后的非洲大地，似乎只有光鲜亮丽的欧美与东洋才是值得重视的文化产出者。然而，在我自己的阅读体验中，其实是在非洲葡语文学身上体会到最意外的亲切感。无论是政治道路上的曲折反复，还是在文化问题上的争锋交鸣，万里之外非洲人民的所思所想似乎都能在我国的历史进程里找到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