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吉：大流行如何改变了印度政治？

大流行使许多国家的结构性社会矛盾浮出水面，而在印度，千万移民工在仓促封城中的跨邦流动，让这个巨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神话背后的劳工阶级的苦痛浮出地表。印度历史学者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印度媒体TheWire撰文指出，在日常政治被瘟疫中止的时刻，印度过去数年间日间稳固的“莫迪体制”正更无视底层需求向前狂飙，但他和他代表的政治议程无节制地抛弃各个曾经和他结盟的社会阶级，会将这个国度带向一个更危险的未来。帕沙·查特吉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他1947年出生于加尔各答，是印度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曾经主持加尔各答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他研究印度的反殖民与后殖民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化及其底层世界。他的部分重要著作，如《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和《政治社会的世系》等已经被译成中文。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翻译并刊发此文，以飨中文读者。

由总理莫迪宣布，并由财长详细说明的20万亿卢比（约合1.89亿人民币）一揽子援助计划备受吹捧，然而这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援助计划。计划中缺少财政刺激措施，反而敦促各种规模的企业从银行借钱以渡过眼前危机。计划只为数百万长期饥饿的穷人提供了“国家农业雇佣保证计划”（MGNREGA）的额外拨款。然后奇怪的是，财长选择了这一时刻出示一条长期结构性改革的愿望列表，允许印度本国的公司和外资公司更大程度参与他们迄今为止被排除在外的经济领域。尽管这位平时扮演啦啦队长的财长正竭力向外界展示总理和他的团队既有远见又很果断，但这个一揽子方案似乎没人满意。这背后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并不见得是某种深层结构的运动自动改变了社会制度——无论是突然还是渐进。相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组织的团体设法抓住历史事件带来的机会，迫使拥有权力的人做出改变，或者在有权者不愿意改变的情况下直接更换统治者。而这就是革命。而政策领域的变化虽然有限但也意义重大。1991年印度时任财长曼纳汉·辛格（Manmohan Singh，后来的印度总理）在严重外汇危机下的经济自由化决策就是其中之一。辛格当时是拉奥（Narasimha Rao）的国大党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个政府在当时的国会中没有拿到多数支持。 莫迪是否曾尝试做类似的事情？

迟迟未到的改革

过去几天宣布的大多数结构性改革，其实从莫迪政府于2014年首次执政以来就已经宣布。莫迪政府当时得到了印度全体资本家阶级的热烈支持。之所以无法进行改革，是因为在2008-09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不景气，印度经济没有足够增长。明显可以看到，在这些激进的亲商业改革被公开讨论时人们没有足够的共识——无论是国大党、大多数地方党派，还是印度人民党的各邦领导人之间都没有。其原因是，由于税收收入停滞不前，向企业资本进一步开放经济，将使印度政府手中没有足够的工具来管理因土地并购而流离的失地农民或愈发膨胀的城市非正规部门。解决穷人起事，主要是各邦政府的事务。这一问题显著体现在2018-19年度的一系列农民抗议活动中，那些抗议导致各邦和中央政府仓促宣布了贷款减免。

全球大流行危机给莫迪带来的机会在于正常政治突然停顿。他没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况，也没有以武力镇压政治示威。相反，人们普遍担心被病毒感染。由于城市封锁，由于疾病仍在肆虐，没有人可以质疑政治问题上的公共动员得推迟到未来的不那么危险的时候。像这样的时刻不是有意为之的，也无法预料（尽管一些环保主义者会给出启示录式的预言）。这个时刻突然降临了。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本会将这一危机时刻变成一种特殊的机会，再次显示出他的强力领导风格。他没有回应各种各样的经济学家们的呼吁。他们要求将现金发放到穷人手上。这可能是因为莫迪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老派的福利经济学，又或者与他对专家的众所周知的蔑视有关——我们有理由怀疑。但令人惊讶的是，他甚至没有对大多数商人的期望做出反应，比如采取一些刺激需求的财政措施，使商人们能够借贷来恢复企业。相反，在莫迪发表了一通旨在建立一个自力更生的印度的鼓舞人心的讲话之后，财政部长提到会允许私营部门参与太空探索和行星际旅行。恐怕对即便是印度企业家中最热心的莫迪粉丝来说，这都是最不可能想到的东西。

自给自足与跨国企业

印度人民党执政的一些邦政府宣布的最直接为商界松绑的步骤受到了欢迎。这些措施包括放松或取消规范劳动就业的法律中的关键要素。强制执行12小时工作制，随意雇用和解雇，或把最低工资制度和工作场所中的医保与安全规定抛在一边，这些将使21世纪的印度回到19世纪的英国——如同狄更斯描绘下的早期工业化时代。更不用说，撤下劳动法是通过法令完成的，甚至没有打出公开征求意见的幌子。财长宣布将《公司法》所规定的某些罪行非罪化，及暂时中止破产相关的法律。许多公司都预计会（因为疫情原因）拖欠贷款或违反法规，这些措施可能会让企业界的一些人不再那么焦虑。

但是财长的宣布的其他措施，比如将私营公司出售给私营企业主，开放国内外国防生产，核能和太空勘探的私人参与，为私营公司在联邦领土提供新的煤矿和电力配给，以及打破现有的中间商网络以建立自由的农产品全国市场，这些大胆言论只会令少数大型企业感兴趣。但即使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也不是开始新投资的时候，除非资金短缺的政府决定以跳楼价甩卖公营部门。

莫迪政府似乎希望激励印度企业家们鼓足勇气将有传言说计划将投资从中国迁出的跨国公司的一些资本带到印度，而不是任凭它们流去越南或泰国。眼下可能持续一两年的灾难性经济崩溃中，这是莫迪的最后稻草。他想拖着踌躇着尖叫着的印度大资产阶级，走向自力更生的印度。这种自力更生并不是自产觉醒阵线（Swadeshi Jagaran Manch，印度教右翼的小商人组织）提倡的那种自给自足，而是飞向高科技领域的梦想：全球知名的印度公司将与跨国公司平起平坐，并给印度经济带来第一世界的光泽。 莫迪不畏惧向往那些不可能的梦想。

一些财政措施——比如将现金转到资不抵债的公司或贫困的工人和农民手中，被暂时留给以后可能更困难的情况。尽管他们大谈着印度经济将在短短几个月内以惊人的速度反弹，但大多数决策者都意识到这场流行病不会很快消失，在不久的将来中，没有什么事情都会恢复正常，人们会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救济。政府也许决定，在事情变得非常难看，先不要打出手中最好的牌。而因为政治活动都终止了，因此他们的政治风险很小。

走向单一制国家

如果所谓的一揽子救济计划目前影响有限，那么在另一个领域中，印度在卫生紧急情况下暂停的日常政治活动，已经被用来促成永久的结构性变化——改变德里的中央政府与各邦之间的关系。

就在封锁刚开始的时候，印度中央政府就开始每天在媒体上派高级官员公布医疗和民政事务统计数据，展示图表、并发布指导方针。中央部门的派遣了检查组进驻邦政府，以应对他们的防疫失败。几乎在一夜之间，印度已变成一个中央官僚机构领导的统一政府，邦政府只不过是中央政策的地方执行机构。每天晚上，新闻频道都会逐个邦比较流行病的扩散情况。地方政府的相对表现因此得到评估，就像奥运会上的每日奖牌一样——一个邦的疫情严重程度超过另一个邦。不知不觉中，这场危机就看起来像中央政府变成了理性的首席执行官，领导着各邦则的一群无能为力的基层官员。

然而，印度联邦的各个邦作为实际的管理单元，从没有像过去几个星期这样拥有实权。各邦正在搜刮医疗设备和检测试剂的全球市场。各邦的边境都受到前所未有的监管。各邦正在就工人返回邦内进行谈判。卡纳塔克邦宣布将不允许任何疫情最严重的邦的人进入本邦。由于随手决定在不到四个小时的时间内采取封锁措施，印度中央政府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移民工危机，现在他们已经当了甩手掌柜，让各邦自行争执解决。现在，作为财长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只要各邦在公共分配系统，电力分配和市政财政上实行中央政策，就可以把财政支出占邦GDP的比例提高到5％，而这些都是所有州的主体。各邦政府为什么会接受这种公然不顾联邦结构的行为？答案在于眼前危机非常紧迫，日常的政治只能等在一边。

很少有人记得，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组织）的负责人M. S. Golwalkar在印度独立后的几年中不断主张印度要成为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国家。他认为后一种制度将削弱国家。 他坚决反对按照语言划分省邦，认为这将导致民族分裂。尽管印度人民党已经接受了联邦框架，但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强大的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中央政府，才是他们意识中牢不可破的信念——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最佳安排。通过抓住大流行带来的机会，莫迪不仅在巩固中央权力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还抵消了印度人民党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连败的影响。

移民工危机也揭示了关于当代印度社会的另一个面向。多年来，印度一面是政府企业、服务业和公司部门组成的正规经济部门，另一面是与崩溃的农业部门重叠而激增的非正式部门。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日久弥深。这种鸿沟大致对应于中产阶级社会——一方面是许多正规部门的职工，他们收入稳定，前景乐观；另一方面则是为日常生活而挣扎的非正式工人。前者很容易引起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的注意，因为他们毕竟属于同一阶级。后者则要通过政治代表向政府提出要求。当政治暂停时，非正式部门的人就一文不值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印度全国不得不目睹数十万绝望的移民工聚集在火车站，爬上满载的卡车，或者是在高速公路和铁路线上行走，而中央政府只是把头扭开，各邦政府则陷入困境。

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政治确保了一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中的体面和慈悲。没有它，当权者可以自由照顾自己的同类，并宣布其余人口是多余的。大流行证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感谢刘健芝老师促成本文的授权和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