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背景下的警务问题：警察暴力执法的制度与情境因素

美国明尼阿波立斯市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所引发的抗议浪潮在美国已持续数周，并波及到世界多个国家。美国发生的和平示威在多地伴随着暴力事件。截至笔者写作本文时，美国政府累计动员的国民警卫队队员人数已达74000人。

笔者去年8月底赴美国杜克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学习，此前完全没有想到会成为这场历史性事件的见证者。

5月30日，距离笔者居住地约半小时路程的北卡罗来纳州首府罗利市爆发的抗议示威最终也演变为暴力事件。次日，笔者前往罗利市市中心。所到之处，随处可见BLM（Black Lives Matter的缩写，即黑人的命也是命）涂鸦。以及沿街店铺被砸毁的门窗和散落的商品。

笔者与其中一间快餐店的业主聊天，业主向笔者坦承前一晚除了门窗和桌椅被破坏以外，店内的酒品饮料也遭到了洗劫。业主表示虽然买了保险，但是一般来说因这类暴力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是不赔付的。此外，笔者注意到当地社区志愿者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沿街店铺门窗钉木板、清理地面，不少人主动前来向受损的业者表示支持和鼓励。

不可否认种族问题是此次事件爆发的关键因素，美国多地也借此契机开始推动警务改革。而笔者在美国期间作为警察真人秀节目——“直击追捕现场”（Live PD）节目的忠实观众，希望结合个人经历，从警察执法的角度探求问题的原因。在我们认识到结构性因素发挥作用的同时，从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去考察这个问题具体的制度和情境因素，或许能获得不同的发现。

时移世易，警察不应再是冷酷无情的执法者

弗洛伊德事件使美国警察执法问题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因警察对非裔的暴力执法而引发大规模抗议，甚至骚乱，一般认为可以追溯到1991年的罗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199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非裔青年罗德尼·金驾车被警察叫停，在随后的执法过程中遭到警察殴打。整个过程被目击者利用摄像机全程记录了下来，此后引发轩然大波，并最终导致1992年洛杉矶种族骚乱的发生。

此后，类似的事件层出不穷。比如2009年非裔青年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与人发生冲突，白人警察在上手铐过程中枪杀了格兰特。2012年非裔高中生特雷沃恩·马丁被白人社区看守人乔治·齐默曼枪杀。当时舆论认为齐默曼没有执法权，同时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开枪的行为不正当。但是最后法院根据“不退让法”宣判齐默曼无罪，从而使得这一事件引发巨大争议。

以上种种反映了类似的执法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及其敏感的社会问题。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往往可以使得事件在短时间内引发巨大的扩散效应。公共媒体往往也愿意将这类事件作为能够引发重大社会关注的题材大肆报道。这给事件发生后的执法和司法审判都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笔者在今年年初参与了杜克大学警察局举办的“学生警校”项目。期间授课的警官比较全面地向学员介绍了警察执法的规则和内容，比如宪法第四修正案、第五修正案赋予个人在接受警察执法中的基本权利、米兰达警告（Miranda Warning，此即国内读者也很熟悉的警察在执法时的金句：“你有权保持沉默，但是……”）等等。

活动中为了寓教于乐，警校还让学员模拟交通执法、刑事案件审讯以及家庭暴力执法等一系列执法过程。印象深刻的是笔者在模拟警察接到家庭暴力报警前往现场执法的过程中，因为一个不经意的将手搭在枪套上的动作，就被一旁观察的警察打断，表示这一动作根据法律是不被允许的。可见美国法律对于警察执法的要求还是比较细致的。

除了执法模拟和知识讲解以外，警官们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从业经历和感受。一位从业多年的警官就表示，20年前当他刚刚从警的时候，所接受的教育是警察作为执法者需要冷酷无情，不能夹杂个人情绪。但是今天社会舆论对警察执法的压力很大。现在的执法者必须要比以往表现更多的同情心。

由此可见，美国警察日常执法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是相对复杂的。即便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违章事件也可能升级为枪战、袭警、藏毒等恶性犯罪事件，特别对于在治安情况复杂社区工作的警察而言。紧张情绪使得警察有时难以控制自己执法过程中的行为，从而导致过激反应的发生。

Vice新闻有关芝加哥暴力犯罪问题的报道中，一名前警官就表示如今的执法环境与以往相比更加糟糕，警察执法过程中面临的限制越来越多，稍一不慎就会丢掉工作甚至面临更严重的后果。各种文书工作也使不少警察感到不堪重负。这一现象的结果就是警察执法的积极性大幅下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恶化治安本就糟糕的社区的安全状况。

种族问题难解，警察与非裔陷入恶性循环

而在种族问题的视角下，警察与非裔社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是类似过度执法引发骚乱时有发生的重要原因。由于非裔长期所受的系统性压迫使他们整体上在就业、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不及白人，外加产业转移等因素的影响，失业率上升导致不少非裔社区的犯罪率水平普遍高于白人、亚裔等社区。

由于美国的地方自治传统，地方警局、消防、公立学校等公共服务都依赖地方纳税人的税收支持。如果社区居民的整体经济收入水平低，无法供养足够的公共服务人员，势必会使犯罪率上升。犯罪率上升的结果则是高收入人群和投资的流失，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作用下，有限的执法者面对高度危险的环境难以应付，难以对所服务的社区居民产生信任感。而社区居民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相信执法者能够为社区带来真正的安全，居民认为自己是整个体系的受害者。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警察为了维持警局的正常运营，甚至需要通过频繁的钓鱼执法以及过度执法所取得的罚款或保释金等收入来维持当地执法部门的开支，以致于派生出了警察-律师-法院共同从中获利的产业链条。

在这样信任缺位的情况下，诸如白人执法者对非裔嫌疑人这种标签化的事件就会极易引起族裔矛盾的爆发。例如，《华盛顿邮报》一篇有关弗格森案的文章中提到了一个有关城市执法部门罚款收入与破案率关系的研究。基于美国6000多个城市的财政和犯罪数据，研究最后发现如果一个城市的警察局收入中罚款部分的占比越高，这个城市的财产以及暴力犯罪的破案率就越低。研究者认为，究其原因，当一个城市警力有限的情况下，当地警方为了维持运转往往被迫将有限的警力投入到罚款征收上，自然会使得投入案件调查和侦破的警力减少。这必然会影响当地社区对执法部门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他们倾向于不和当局合作。如果面对的社区中少数族裔的比重较高的话，这一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总的来说，弗洛伊德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抗争确实折射了美国的种族问题。虽然民权运动以来美国政府通过“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从立法和制度层面基本上消除了公共系统对非裔的歧视。然而系统性歧视的问题仍然存在，针对非裔、拉美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隐形歧视依然难以消除。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演讲中也表示，弗洛伊德之死是响彻美国的“警钟”，消除“系统性种族主义”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