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看“黑命攸关”运动：种族问题的“美国化”及其后果

5月25日黑人青年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继续在美国和全世界发酵。在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近日推出的“黑命攸关”专题中，已经有不少论者对此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美国历史和社会结构进行了专业的分析。而通过这篇写得可能有些仓促的小文，我希望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来自日本的不一样的视角。不管是因为“抽象的”全球化还是更为“具体的”美日同盟，日本注定不是此次事件中可以冷眼旁观的路人。而在日本民众所表达的抗议以及大众媒体对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出的我所认为的种族问题的“美国化”以及与之相伴而来的“违和感”则无疑具有帮助我们进一步反思相关议题的可能性。

来自太平洋彼岸的抗议

对于弗洛伊德事件和随之引发的社会运动，日本媒体保持了一贯的高效率。各家主要电视台都在黄金时段的新闻连续几天播放发自现场的报道。通过对美国社会各种声音的捕捉以及对在当地生活的日本人的采访，日本的大众传媒较为全面地报道了此次事件。此外，不少公众人物也通过网络平台表达了自己的关切。比如，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知名度的艺人水原希子和渡边直美等纷纷响应美国娱乐圈发起的“Black Out Tuesday”活动，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发布纯黑的照片与相关文字。而歌手宇多田光也在推特发文直接呼吁民众对这件“能够载入世界史”的事件进行关注。

另一方面，日本的公民社会也很快行动起来表达了自己的关切。它们于6月6日和7日分别在首都东京和大阪发起了两场示威游行。约有500人参加的前者在东京人流集中的涩谷车站附近登场。而规模更大的后者据组织者自己的估计可能有2000人左右的规模。综合日媒的报道，这场在关西进行的游行是由居住在当地的美国人和日本人一起通过网络发起并组织的。而包括日本海地混血的女子网球选手大坂直美等公众人物在推特上的转发也成为了7日的游行吸引到更多人的理由。如果仅从现场影像（加上我自己关于种族刻板印象式的）粗略判断，两国参加者的比列大约也是对半分。游行者在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大阪中之岛集合一路向不远处的美国领事馆前进。在到达终点后，参加者全体以单膝下跪的姿势表达出自己的抗议。考虑到仍没有彻底得到控制的新冠疫情，组织者在事前就呼吁有疑似症状的市民不要前来，而出席者们基本也佩戴口罩甚至是手套等防护措施。

种族问题的“美国化”

在日本进行的这两场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基本上和在巴黎、伦敦举行的类似活动同时发生。从而，给它们添上“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标签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但如果对它们进一步分析，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在日本游行和抗议活动背后所存在的不少“违和感”。在我看来，这又和在世界范围内种族问题的逐渐“美国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美国化”至少包含两个纬度：问题提出的美国化和问题解决的美国化。

首先，前者指把种族问题视作只有美国才存在的问题。而这一维度的操作又可细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方面，在“日本单一民族”这一迷思的裹挟之下，部分日本舆论把种族问题塑造成只在外国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才有的问题。比如，上述在日本积极发声的艺人中有很多是曾在美国求学或者在美国长大的，从而他们的行动变得理所当然。而要是其他艺人也参加到类似的活动中去，“只是赶潮流”等负面声音则会立刻出现。事实上，在日本媒体对游行的报道中也专门挑出了在美国有亲戚的日本示威者作为典型。从而，表达对种族不平等的不满也变成了一个需要“美国理由”才能进行的活动。

另一方面，虽然也有日本民众提出了希望大家也正视国内的种族问题的声音，但相关的议题则被国内和国际媒体围绕着美国而展开的叙事议程间接性地排除在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周末在东京涩谷举行的第一场游行其实原本是日本民众发起的声援在日库尔德人活动的一部分。在今年的5月22日（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前），一位生活在东京的库尔德人在道路上被警察拦下盘查。他同伴上传到网络的影片显示他被警方压倒在地并受到了斥责。认为警方使用暴力过度的日本民众在五月底就陆续举行了几次规模不一的抗议活动。而6月6日的这场游行也是活动的一个延续和与”Black Lives Matter”的合流。但不管是日本还是海外的媒体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活动中诉求的这种多样性，它们不约而同的把最大的焦点都投入到了反抗美国黑人受到的不公中去。比如，在CNN网站的一篇报道中，东京的这场游行就被简单归入“全球支援美国黑人”的叙事中去，完全没有在地化的深入分析。从而，得不到镁光灯的日本种族问题也以另一种方式“被消失”。

上述两个层面虽然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它们合力把种族问题操作成了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问题。但和部分日本人以及外国人（只要回想一下中文网络空间中充斥着的“日本是怎么对待黑人/穆斯林”的爆款文）的想象相反，日本社会一直有着属于自己不可否认的民族问题。上述库尔德人的事件可以说是战后日本因为移民的到来而产生的新问题，而更早之前伴随着日本现代化而存在的老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日韩国/朝鲜人（日语中一般简称为“在日”）。1910年日韩合并后，许多朝鲜半岛的民众来到作为帝国“内地”的日本移住。而这种自愿或强迫的移民随着日本对外战争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而不断加剧。在日本的他们大多从事产业链最下层的体力劳动，且相关的权益也没有充分的保障。随着日本的战败以及韩国/朝鲜两个政权的成立，有许多战前的劳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留在日本继续他们的生活。虽然日本经历了民主化改革，从而制度层面上的种族歧视基本上被消除。但不管是文化、就业还是社会的维度上，在日韩国/朝鲜人不完全的社会融入显然没有彻底的消除。再有，在今年年初，一向大嘴的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一次集会上声称“只有日本在过去2000年的时间内保持了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的延续”。这一引起许多人反弹的言论和去年刚通过的《阿依努新法》中给予主要分布在北海道的阿依努族人以日本“先住民”的地位自相矛盾。而伴随着由大和民族主导的日本现代化而逐渐被夺去土地和被迫改变生活习惯的阿伊努人则是日本民族问题又一个鲜活的例证。

与上文日本民族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逐渐因为围绕着美国的议程设置而失焦相对应的，在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法论层面，我们似乎也能发现一种“美国化”的倾向。大众传媒对美国式民族政策——虽然在这里是它的失败——的热切关注限制住了社会探讨其他应对方法的可能性。

无事时，美国大学的录取倾向政策（affirmative action）成为了各国参照的对象；有事时，全国范围内的对抗式公民运动又成了民主的最佳代表。更进一步地，不把“平等”当做是全世界需要努力达到的目的，而是用作攻击他国没有努力平权的手段是我们在包括种族、性别等各种社会议题的讨论中时常见到的现象。以日本缺少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来给日本的公民社会判死刑是即使在今天的北美日本研究中仍然存在且并不罕见的现象。质疑美国国内这些运动的发展自然不是本文的目的，但越来越多以美式对策和结果来衡量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努力的倾向就像是在真空里寻找理想化的正义那样有失偏颇。

而有的时候，以美欧为主导的对他国种族或民族关系的思维方式甚至是加深相关问题严重性的间接因素。回到上述的在日韩国/朝鲜人问题。1952年，在美国的主导之下日本与多国签订了《旧金山和平条约》。根据其规定，出生自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日本旧殖民地的居民将失去日本国籍。这一明显受到“一族一国”思想影响的条款（而因为“美国特殊论”，这一原则显然对它自己不成立）虽然有着解放被殖民者的积极目的存在，但它僵硬的实施过程反而增加了少数族裔所受到的困扰。无法在第一时间回到仍处于战争状态中的韩国/朝鲜又或者根本没想回去的“在日”们成为了他们自己口中的“第三国人”。而与被突然剥夺的国籍相伴随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权利也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艰难。直到1965年日本与韩国关系正常化以及1982年日本签署了《难民地位公约》后，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把国籍主动或被动变更为韩国和朝鲜的居民才分别在不同阶段被授予了“特别永住权”，从而得以享受日本绝大部分的社会福利。

而顺着这一历史发展到今天，相比于主要作为“内政”的美国种族关系而言，日本的“在日”问题也就有着更为强烈的跨国因素。在日韩国/朝鲜人分别围绕着“在日大韩民国民团”和“在日朝鲜人联合总会”这两个机构被组织起来。它们分别有着来自各自国家政府的资金支持并且在相关议题上的立场也受到母国的强烈影响。比如就在种族或移民问题中很重要的参政权来说。韩国政府对在日韩国人参加地方政治采取较为鼓励的态度，从而“韩国民团”也时常就相关议题在日本国内发声。而在把参政视为日本试图同化在日同胞的朝鲜政府的影响下，“朝鲜总联”则基本采取了消极甚至是拒绝的态度。如果我们套用从美国诞生的关于种族的分析框架和应对策略显然难以捕捉此类微妙的区别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尾声

在今天，仍有许多日本人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由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美国种族问题。他们中也有很多人开始反思自己国内和更多国家同样令人不满的种族关系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不需要因为一个问题发生在某国就对它“额外”关心，也不会因为它发生在本国就视而不见。在上文中，我也理所当然地假设了发生在欧洲的抗议活动和美国有着一致性。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对它们进行分析的话，或许也能发现它们和日本抗议所共有的鸵鸟心态或是不尽相同的关于平等的指向。

Black Lives Matter的全球化不应该成为种族问题美国化的开端，而应该成为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本土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