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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相 | 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

2020-06-16 21: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作者前言：我的第一篇非虚构《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写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建一座庙的故事，我力求在一个生命里写出一方乡土的面目”——陈年喜

“

父亲的最后十年，要说还有活，就是打棺材。他打一副，埋掉一副，打的总是没有埋掉的快。棺里，装着老人，也盛着青年。

三年前，大雨如泼的六月，田家三兄弟被从矿山拉回来。按照习俗，外死的人不得入屋，三口棺材一溜摆在布篷下。大雨连天不息，伸出脚就是湿的。

”

文 | 陈年喜

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一辈子走乡窜户，脚踩百家门头。

2016年夏天，他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里走了。心脏病加脑梗发作，心脏缺血大脑缺氧，坚持了一天一夜。走时73岁。家乡这地方，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这样死的，山高地僻，交通阻隔，贫穷加上医疗遥远。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一

塬上是个小村子，这个小，主要是说人口。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啊！从我记事起，人口好像从没有超过六十。

塬上虽然小，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张铁匠，李篾匠，刘瓦匠，景蛮匠……。每家男人，都有点手艺，最不济的，也能给人打个土砖。土砖一块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块，一块块码起来，长城似的，需要一身蛮力气，这就是蛮匠。现在想来，这和今天的千军万马上大学如出一辙，本事，才是第一活命的法宝。

最风光的要属木匠。要是木匠干活不收钱，以工换工，规矩是一换三，就是他干一天木工，你得给他锄三天地。但木匠手艺没深浅，十年学徒不成艺的，大有人在。

我父亲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听奶奶说过，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请木匠打柜子，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人家吸袋烟的功夫，他就把家什捞在了手里。有天夜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人们早晨起来，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是父亲一夜没睡，偷了师傅的工具，抢了板材，一夜打成的。那一年，他十三岁。

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游医。人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病症，医艺单纯了不行，得样样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样，没有谁家嫁个姑娘，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不同的活路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有了十八般手艺，才能踩得动百家门头。

父亲是位有德性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家人盖房子，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父亲是木工头。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梁多长，檩多长，前坡多少度，后坡多少度，配多高的檐墙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岁了，大约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别人都不往里伸筷子，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有味，饭后大家问，你没看见一只虫子吗？父亲说，早看见了。

父亲十六岁独立干活，到死那年，行艺整整57年。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时长。连峡河的水都流得累了，都懒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过一场暴雨，才活过来一回。

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艺不过气，时过气，人所谓“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娶媳嫁女乔迁新家，家具店里齐全又便宜，房子已经没人再盖了。到了死的前十年，父亲已基本无活可干了。这十年，对于村子，对于每一个人，是天翻地覆的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走了太多人。如今，整个村子只剩下二十口人。人口的骤减，村象的凋敝，都发生在这十年里。

十年里，父亲像一位无人问津的失势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东梁上荒草中一座没有完工的娘娘庙，算是他生命最后的余响。

二

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离我老家并不远，虽然是两个省，往大里说，就是隔着一道洛河。洛域宽广，把它们隔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朱阳河的水混合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浑稠尾渣汇入黄河，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

本来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猛烈开发，从1980年始，突然发生了亲密的交集。广东和海南都太遥远，工厂作坊挣钱太少，近水搂台，村里人一直有矿山作工的传统。峡河云母矿1958年就开始了开采。

朝海在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虽然从家到矿上只有二百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大半天时间，快三十岁的人了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却像生离死别一样。为老板招工的大牙差点笑掉了镶金的门牙：“又不是不回来了，要不，把她吞下肚算了。”

大牙和我是同学，一条板凳一年级坐到六年级。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特别能起早，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算我半个徒弟。朝海家离我家最近，说起来，叫我表姐夫。

天上正飘着雪花，地上、远山都还没有存住，只有一些没掉落的橡树叶上落着一片两片，后一片刚到，前一片就化了。才十月，天还不是太冷。

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后仓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抱，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同村的小伙子，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朝海一样的新手。大牙“砰”地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脚踹了两下，确认已经关死，才放下心。他把驾驶副座的车玻璃摇下来，立即一股热气冒了出来。他轰一声发动了车子。

父亲怔怔目送吉普车走远，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多少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了。但他记得这些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

这一会儿，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我每次离开，他也是这样送别的。洗了手脸，在祖先位前燃一柱香送我出门，有时送过竹园，有时送到二道弯。他总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送行他。他嘴里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又说，不干这个不行？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陈年喜的多数创作都在简陋的工棚完成。本文图片均为陈年喜供图。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弯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知道错了，也得走到底。这些年里，亲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

父亲回到家，去收拾起那套老工具，往东梁上走去。东梁自然在村子东边，独独突起一道山梁。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村子的每个角落，每一条狗，每一群乱跑的鸡。再往远处看，能看见五峰山上的松林，苍苍绿绿的，把五峰连成一片。在冬天，像沙地里汪出一池深水。再远处，迷迷茫茫一片，据说，那里是河南卢氏县和人称秦楚门户的商南县地界了。

从小父亲听人说，这儿从前是有一座石头庙的，叫娘娘庙，供奉的神仙叫李母娘娘。娘娘慈悲，一直保佑着四方平安人丁兴盛。但从我记事起，没见到庙的样子。他是不是也是听别人说的，不知道。

虽说是山上，但能使用的石头奇缺，前后伺弄了几个月，根基都没有打好。在父亲打庙基的大半年里，我在另一座矿山打工，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位有点名气的爆破工了。在这个行业，已经风风雨雨多年。在一个叫马鬃山的北边地，我把一条巷道从一百米送到了一千米。

听我读初中的侄儿电话说，父亲天天在东梁上打石头，背石头，吃饭都喊不回去，让我劝一劝他。我电话问父亲在山上干什么，他说：“盖庙啊，娘娘庙都毁多少年了，人烟没个庙护着怎么行？”听了，我一愣，一时无话可说。我不信佛奉道，但我不能阻止一个快古稀的人去信。

三

对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东梁，我一点也不陌生，那里曾是我和童伴们当年的欢乐场。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夏秋之交，下过一场透雨，半枯的树干上常常会长出猴头菇来，白绒绒的，最大的长到半个足球那么大，摘回家，用油炒了，鲜美异常。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整个村子都听了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从梁顶看村子，如果有心会发现，每隔几年都有不同。小时候的村子房屋低矮，泥墙石脚，很多还顶着茅草。到九十年代时，气象就不一样了，家家白墙青瓦，虽然依旧是散乱的，但能明显感受到它们焕发的精神气。高中初毕业那几年，我常常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看村子烟起烟落，看天边河山无限，心里无比的苦闷。已经好几年了，我再也没有上去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村子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近六十口的村子变成了二十人，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那些减下来的人去了哪里？有的搬到了镇上，有的迁到了县城，极少的人去了西安、深圳、新疆，是街头零落，还是香车宝马，没有人知道。另有一部分人，永远留在了秦岭金矿的炮声和石头里了。

手艺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什么都一丝不苟，每一件活计都当成最后一件活来完成。到了2010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一只贡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

可父亲实在是老了。这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到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子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希望。

纪录片《我的诗篇》中，陈年喜为脑梗瘫痪的父亲理发。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

2010年到2016年间，是我最劳碌紧张的几年。这些年间，矿山竞争残酷激烈，多少老板昨天开着大奔，一夜之间，只能重新用两条腿在风尘里奔驰。城门失火，自然殃及了鱼池。这其间，我曾六赴新疆，三走青海，结果都是无功而归。我曾在《怎不忆敦煌》的一篇小文里，记录下流落敦煌为人摘杏的生活。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

陈年喜和工友在矿洞工作。

四

我从天水赶到家时，拉着大牙和朝海遗体的依维柯也到了。

从山下的乡公路到村里是一段坡路，1990年时村委组织群众开云母矿修的简易公路，当年也曾无限繁忙风光，如今毛毛草草，垮垮塌塌，不少地段已经无法通过一辆三轮车了。所有能干得动的劳力都去修路，让车子能直接开到村头。

大牙和朝海死于矿难，死时大牙39岁，朝海只有29岁。去矿上谈判赔偿的人还在艰难谈判中，人总得入土为安，趁着风高夜黑，先把尸骨拉回来再说。大牙和朝海被白布一层一层像裹粽子一样裹得严严实实，只能从个头的长短分辨谁是谁了。

人死得太突然，一切都茫无头绪，棺材的事自然落在了父亲肩上，好在山上的树有的是。父亲指挥年轻人放树、解板、打棺材。这样的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有的人忙而不乱。近十年，村里死于矿难者二十有余。父亲的最后十年，要说还有活，就是打棺材。镇上的家具店，虽说品类齐全，却不售棺材。他打一副，埋掉一副，打的总是没有埋掉的快。棺里，装着老人也盛着青年。

父亲已经不能完全挥动工具了，但有着清醒的头脑和足够的耐心。棺材打出来了，一大一小，因人而制，摆放在一起，像一双崭新的鞋子。女人们看着它们，又哭成了一片。男人默默点起烟卷。

大家又想起了三年前的情景。三年前，大雨如泼的六月，田家三兄弟从矿山被拉回来。按照习俗，外死的人不得入屋，三口棺材一溜摆在布篷下。大雨连天不息，伸出脚就是湿的。矿主跑了，事情惊动了政府，镇里从财政为每家资助了五百元安葬钱。

关于大牙和朝海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这样的谜太多太多，已经没有人愿意去求解了。若干年后，我到了朱阳镇王峪，这是西秦岭南坡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岔子，从峪口到峪脑不到二十公里。再往西走十里，一道断崖如一把断头的刀，结束了秦岭的余脉。峪口至峪脑，两岸碴石高耸，白花花的，碴坡像一支支打开的倒放的扇子。结队或零星的骡子从山顶驮着矿粉往山下走，矿粉淅淅沥沥滴着污脏水滴，在骡子肚皮上画出道道斑马纹。

我不知道当年发生矿难的是哪一个矿坑，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有一天，一个挑货郎担的老头指着一个洞口与人讲古说，就是这个地方，那一年好惨呀，一下去了十八个，只找到了五个人，天板塌下来了，人都成了泥。洞内流出的血水流了半月。洞口已经荒草掩映。大牙和朝海是不是在这里成为那五个幸运者中的两个呢？

东梁上没有水，砌墙需要泥浆做粘合，土倒是现成的，脚底下就是。石料已经足夠了，父亲一钻一锤，把它们打理得有棱有角。这天，我用两只塑料桶从沟里往梁上担水和泥，这是我唯一帮助他的一次。

好多年没来过东梁了，倒下的大树腾出的一大片空地又被新的树木和乱草挤满。时序正是四月，草木无涯，乱花烁烁。梁下的村子了无生气，似乎在和这个季节反着方向走。有新房子建起来，更多的房屋在塌陷、在空置。出村的摩托车在盘盘绕绕的山路上，像梦一样真实得虚无。

我担水和泥，父亲专职砌石头，石头在他手里，像魔方一样，跳跳转转。泥浆干得慢，不能砌太急，我们坐下来吃干粮。其实离家并不算远，完全可以回家吃饭的，但这样更简单省时些。

吃完了三张卷饼，我去树林里方便，一缕颤颤的旋律从庙台基上飘起来:

一张桌子四四方，

张郎截来鲁班装。

四角镶嵌云燕子，

中间燃起一缕香。

玉帝差我进歌场啊

……

是父亲最拿手的《十接古人》。

五

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是父亲整整七十个生日。

他并不知道，岁月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的娘娘庙工程马上就要完成了，他真高兴啊。他对我妈说，你看，真是有灵呢，好几年了吧，咱村子多平安呀！孩子们每年都顺顺当当地挣回好多钱，孙子也考上大学了，塬上风水要回来了！

1955年酷夏，爷爷带着奶奶、大伯、姑姑、我十二岁的父亲，牵着唯一的家当——一头黑色的牯牛，从桃坪乌龟岭上，汗流夹背来到塬上。乌龟岭在1997年撤乡并镇时成了桃坪镇政府，塬上成为它的辖下。它人口密集，繁华向荣，我每次骑摩托车去镇上办事，都要慢下来仔细看看它。我无力回到1955年的乌龟岭，但可以想见，那时候父亲他们一定是饥饿的，没有自己的土地，上无片瓦。只有饥饿催人背井离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