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印边境冲突,中国如何做好危机管理

2020-06-18 16: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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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近期中印边境冲突”的提问时说,近来,为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中印双方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保持密切沟通,但令人震惊的是,6月15日,印方部队严重违反双方共识,越线非法活动,并对中方人员进行挑衅、攻击,导致双方边防部队发生严重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中方已就此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再次郑重要求印方切实按照有关共识精神,严格约束一线部队,不得越线活动,不得挑衅滋事,不得采取任何导致边境局势复杂化的单方面举动;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维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作出努力。
根据时间和烈度的不同,印度今年的对华不友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疫情暴发初期至5月中印边界对峙前。自疫情开始以来,印度官方实施了一系列限华政策,如限制中国投资者、外国中小企业招标限制等。此外,印度官方还试图利用疫情机遇,以“印度制造”部分接替“中国制造”。比如联系一些美国公司,表达提供优惠政策的意愿;在印度国内划拨出近两个卢森堡面积一样大的土地,期望能吸收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和产业。
第二阶段,为5月初在中印边界制造事端至6月15日中印边界冲突前。这段时间内,印度部分人群的反华情绪升温。5月中旬,印度一家科技公司在谷歌商店发布“移除中国应用程序(Remove China Apps)”的App,用于帮助用户搜索并删除其职能手机上的所有“中国应用”。6月7日,印度的贸易商团体——全印度商人联合会(CAIT)叫嚣从6月10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抵制”中国产品,激励印度贸易商不要销售中国商品。该协会甚至发布了所谓的抵制清单,列出从中国进口的约3000种商品。
第三阶段,为6月15日中印边界冲突之后至今。近日,所谓的#BoycottChina(抵制中国),#BoycottChineseProducts(抵制中国货),#ChinaGetOut(中国出去),#WorldWar3(第三次世界大战)等在印度网络上发酵。
在莫迪执政时期,特别是2016年至2017年期间,印度就爆发了几次“反华”事件——2016年7月中国未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印度部分民族主义团体提出“抵制中国货”;2016年9月在联合国会议上,中国未支持印方将巴基斯坦恐怖分子马苏德列入全球反恐名单的主张,印度国内再次出现“抵制中国货”、“教训中国”的声音;2017年洞朗对峙期间,印度又有人叫嚣“抵制中国货”。在这几次事件背后,印度社交媒体和国内右翼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印度官方的态度却十分微妙,一直未表示明确的支持或反对。
 作为人造物的印度民族主义
分析印度新一轮对华不友好行为,先要从印度的民族主义根源说起。
民族主义有两种解释,包括原教旨主义的和工具主义的。前者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离不开血缘关系、语言、地缘政治区域和文化习俗等文化共性,因此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后者则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创造国家的社会过程有关,因此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存在的。安德森在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这是典型的工具主义解释。在书中,安德森解释了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四波,其中第三波的民族主义指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安德森指出,官方民族主义存在于“(当一个民族)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换句话来说,官方民族主义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政治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自上而下巩固政权的正当性。
印度是一个多宗教、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在历史上时常处于王朝更替和分裂的状态。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种姓制度在印度民众心中根深蒂固,造成印度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严重的排斥心理,从而使印度社会缺少共同体内聚力、缺乏同胞共情和移情,整个社会如同一盘散沙。由于缺乏统一的民族意识,印度不断遭到外族的入侵,英国在印度殖民时期更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加剧印度国内冲突。多元化和种姓制度使得它难以自发地形成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因此印度民族主义的诞生并非原教旨的,而是工具性的——即为达到某一目的而被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印度的民族主义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是殖民地的精英阶层组织的,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印度的民族解放;而独立之后统治阶级及政党进一步巩固印度的民族主义,则是为了增强其统治的正当性或为赢得选民的支持。
作为人造物的民族主义的一大特点是需要危机感,而激发民众的危机感需要明确的对象。民众对特定目标产生恐惧是自发的,但是利益集团和政府却可以有意地加以利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印度民众的危机感出要体现为对独立自主和强国强民的追求,这背后是民众对被侵略和落后的恐惧,这在曾是殖民地的国家中比较常见。从殖民历史来看,印度民族主义的提出和确立正是在印度遭受殖民统治并寻求民族解放的时期。这种危机感从对殖民统治的恐惧,发展为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排斥,以及对国家领土主权和地缘安全的敏感。
在印度人民党执政时期,他们推行的官方民族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危机感来巩固其统治,这在莫迪执政时期更加明显。截止6月17日,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到35.4万余,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第四大疫情国。在印度国内疫情日渐恶化的同时,印度还遭遇了蝗灾、热带风暴、地震等灾害影响,印度国内的经济与就业形势也持续走低。面对这样的困局,政府有了更充分的动机激发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转移国内注意力,降低国内压力并促进民众团结
 为什么针对中国?
如果作为人造物的民族主义需要危机感,那为什么印度一些人要选择中国作为目标呢?一方面,印度媒体一直宣传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疫情和边界冲突又加剧了这种宣传;另一方面,印度官方的边界问题表态和一系列“限华”措施直接推动并支持了国内的“反华”行为。
具体来说,印度新一轮对华不友好的行为与中印边界事态、疫情发展以及中美摩擦加剧都有关系:
第一,中印边界地区紧张局势再次升级,并出现了多年未有的人员伤亡。边界问题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也是中印之间最为敏感的话题,很容易引发印度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此前2017年的“洞朗事件”就引发了印度国内的“反华”行动,而这次事态发生地点是曾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期间发生激战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加之有人员伤亡,容易勾起印度部分民众的历史记忆。
第二,疫情让印度认识到其经贸发展的原材料缺口,而这一劣势在疫情中直接转化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疫情在中国暴发时引发了中国经济动荡,这让印度深刻认识到对中国的依赖。以制药产业为例,印度作为最大的仿制药出口国,其制药产业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却非常严重,印度进口中国原料药的占比达到了60-70%,这大大限制了印度制药产业在疫情中的灵活性。
第三,在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领导的反华行动,如发展印太战略、重组产业链、扩大G7等,为印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果站在莫迪政府的立场上,在疫情恶化且国内压力徒增的背景下,利用甚至制造中印边界争端并煽动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以此转移国内压力、减少印度对中国的依赖、增强国际影响力并加强与美关系,对其是利大于弊的政策选择。
警惕反华的未来趋势
未来印度国内部分人群的“反华”情绪可能会逐渐减弱,但是印度的“限华反华”趋势依然会存在。因为对于官方而言,这具有战略意义。从2016-2017年间印度国内的几次“反华”事件来看,部分人群的情绪与当时的中印关系直接相关,如中印边界局势动荡,中国未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未支持印方将马苏德列入全球反恐名单的主张等,而这种反华情绪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逐渐平息下去。为什么呢?因为印度这部分人群的“反华”情绪更多来源于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恐惧、对中国未能在一些国际事务上支持印方立场的不满,而非仇恨。虽然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增加了印度人的耻辱感,但这并未转化为整个民族的仇恨,这与印度国内反穆斯林的情绪十分不同。因此可以料想,当中印边界争端平息之后,当印度国内的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印度新一轮的“反华”情绪就会逐步缓和下来。
然而,其背后印度政府意图挑战中国、联合国际反华势力的野心,才是最值得警惕的。从这次印度部分人群“反华”的态势来看,未来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选择可能有三大趋势:第一,制造中印边界争端并推动边界危机升级;第二,推动地方保护主义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第三,直接或间接支持国际反华势力,甚至与美、日、澳、越、印尼等国组建“反华联盟”。这一联盟的目标可能将是重塑全球产业链,利用印太战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扩大G7等国际组织削弱中国的国际事务影响力等。
中国应该怎么办?
第一,认识到此时维护中印边界地区基本和平的必要性,并充分借鉴洞朗危机的处理方式,促使印度领导人用协商的办法解决。一是双方要保持理性和对话沟通。中印在拉达克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对峙由印度单方面的战略道路施工而起,这反应出印方改变边界现状、增强边界力量的野心。然而,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莫迪政府虽有促使边界危机升级的动机,但中印战争并非莫迪政府目前所愿,更不符合两国利益,因此双方仍需保持克制和沟通。二是借鉴洞朗危机的处理方式。:(1)保持外交和军事对话沟通,确保信息畅通。并通过双方高层领导人线上非正式会晤、金砖线上会晤等方式协商,明确和平原则;(2)对话与威慑并用。在保持沟通的同时,通过外交辞令、军事活动表示维护自身立场的决心;(3)通过官方立场引导舆论,避免民众矛盾激化降低外交灵活性;(4)强调形象保护原则。注意官方表态措辞,慎用高压或最后通牒。当对方想要撤退却碍于国内压力难以收手时,给对方留情面,避免拆对方的台。
第二,对印方的“限华”政策保持理性,同时警惕中印未来可能出现的经贸摩擦。虽然印度政府近期公布了一系列“限华”措施,但是印度一些业内高管和观察家对此并不看好。一是他们认为这些“限华”措施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是否存在足够多的人民支持。二是“中国”产品本身就很难界定,全球化背景下几乎不存在纯粹的中国货,加上中印业务关系太大太复杂,几乎无法进行全面抵制。三是印度自身缺乏吸纳从中国迁出产业的能力。而随着中国国内疫情的恢复和印度疫情的持续恶化,中国将继续保持其优势和竞争力。因此,我们不必持过于悲观的态度,但是,印度“限华反华”的浪潮也是警告,需要我们警惕未来中印可能出现在原材料、廉价商品、科技等方面的经贸摩擦。
第三,应对印度联合美、澳等国拉拢反华势力组建反华联盟的可能性。这个反华联盟可能是官民并举的,涉及重塑全球产业链,削弱中国在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加强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抨击等等。从美国推进的印太战略来看,美、印、澳、日四国之间仍存在诸多分歧,各国限华反华的目的和需求也不尽相同。但是中国仍需警惕印太战略从军事、科技、情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遏制中国的力量。6月4日印澳签署的深化两个大国国防关系的两项双边军事协定说明,印太战略向“四国军事联盟”又迈进了一步,也反映出印度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向。因此,中国需要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双边关系,特别是与印、澳、日、越南、印尼等国的关系,分化反华势力和反华机制。具体来说,一是削弱中国与印太各国的矛盾点,加强与各国的双边、多边合作。以中印关系为例,双方须在妥善解决边界争端的同时,明确两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亚洲经济巨人的共同利益,强化两国在金砖、G20、上合机制中的合作;二是利用美国与印太各国的分歧点,瓦解这些国家与美国联合反华的意图和决心。以印美为例,双方在美国限制印度IT签证、取消印度普惠制、限制印度进口伊朗石油和港口合作等方面仍存在难以调和的分歧,在贸易和军事上的合作更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中国可以利用这些分歧产生的缺口,加强与印合作。 
(作者:隋雪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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