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观察｜莫迪欲借“自力更生”打造全球制造业中心，能成吗？

近日，印度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迅速发展。截至6月24日，印度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5万例，一周内增长了7万多例。

5月12日，印度总理莫迪就新冠疫情发表第四次全国讲话，提出Atmanirbhar Abhiyan倡议，英文译为“自力更生”运动。此后，莫迪在不同场合卖力推广这一概念，颇有一副要大干一场的劲头。在国内疫情加速蔓延、经济泥足深陷之际，莫迪此时推出“自力更生”运动，背后有何深意？这一倡议的提出，是否标志着莫迪政府原本的开放经济路线发生根本性转变？莫迪所描绘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美好图景又能否真正实现？

抓住机遇，替代进口

在5月31日的每月电台讲话中，莫迪为听众朗读了“一封比哈尔国民的来信”，这名致信人“梦想着有一天印度能将进口降低至最低水平，包括对石油、柴油、燃料、电子元件等产品的进口”。莫迪评论道：“我对此感同身受”，他继而慷慨陈词，阐述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许多产品设法从国外进入我国，这些进口是对我国诚实纳税人的浪费，印度可以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这些产品的替代品”。

不断蔓延的新冠疫情被莫迪解读为另一重机遇。在6月11日印度商会第95届年会上，莫迪强调，疫情改变了全球产业链格局，而印度拥有大步跃进的经济、广阔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由技术驱动的经济系统、生机勃勃的人口结构，以及旺盛的国内市场需求五大支柱，应化疫情危机为机遇，摒弃保守态度，抓住历史机遇，企业界更应大胆决策、大胆投资，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供应链，推动印度产品进入其他国家市场，塑造国家自力更生的“命运转折点”。

借疫情再推“印度制造2.0”

“自力更生”运动的内核是扶持本土制造业。为达成此目的，莫迪政府此次推出了20万亿卢比（约为印度GDP的10%）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同时宣布将推出土地、劳动力、流动性和法律体制等一系列新改革，培育本土市场和供应链体系，实现自力更生。

2014年9月，莫迪甫一上台，便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誓要解决印度制造业长期“瘸腿”的痼疾，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由15%提升至25%，把印度打造成为新的全球制造业中心。

为实现这一宏愿，莫迪内推改革，外务推广，围绕“印度制造”展开一系列动作：国内层面，印度先是放开政府对多个产业的管制，提高私人投资和外资的持股比例上限，同时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重金投向铁路、公路、供电设施等工程项目，政府还成功推行了破产法和统一商品和服务税（GST）改革。国际层面，莫迪游走于各个国际场合，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不断为“印度制造”背书造势，向国际投资者描绘出一幅灿烂的投资前景。

但是，印度制造业羸弱的局面并非一朝一夕造就，亦不可能短短五年就得到根治。劳工、征地制度等问题迟迟得不到彻底解决，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15%上下，与莫迪承诺的25%比重差距甚远。加之印度经济自2018年以来增速放缓，原本一骑绝尘的势头不再，外界对投资印度前景渐生质疑，“印度制造”似乎后劲乏力。

此时莫迪拿出GDP的10%来推进“自力更生”运动，倡导国民购买本国产品，实际是想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哺育本土企业，抓住疫情带来的全球产业链重构时机，推动制造业做大做强，最终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成为出口大国。

“自力更生”为名，保护主义是实

“增加出口，压缩进口”的口号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特征。如果说“印度制造”计划还曾经打着“扩大开放”的旗号吸引投资者，“自力更生”运动则将这层面具扯下，毫不掩饰地宣扬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印度实现广泛的进口替代，要求国民在本国和外国产品之间主动选择本国制造的产品，实现所谓的自给自足。

提高关税被看作是压缩进口、实现自力更生的主要手段。2015年以来，印度通过对手机整机和零部件加征进口关税，成功“逼迫”众多手机厂商赴印度投资建厂，被看作是产业政策的一大胜利。

此后印度将这一策略扩大至电子产品、玩具和家具等多个领域，大幅提高这些产品的进口关税，财长西塔拉曼甚至在政府预算演说中建议修改贸易规则，允许政府禁止其认为对国内产业不利的任何产品进口。近期，印度更是扩大了关税政策的应用范围，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约300种产品设置更高的贸易壁垒，提高进口关税。

算盘打得精，美梦难成真

印度在此时如此高调地宣扬“自力更生”，除了扶持中小微企业、保障民生的合理考虑外，核心意图还在于打造自身制造业中心地位。

疫情袭来，中国的停工停产和全球产业链的再调整让印度看到了契机，不少精英判断，“抢夺中国全球制造业中心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频繁举行政策咨询会，并派出多个工作组与在华外企接洽，大力游说这些企业离华赴印。莫迪本人也承认，“自力更生”运动不是让印度自顾，而是要让印度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这也是吸引那些计划从中国撤离的外国企业的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自力更生”运动有其合理考虑，又迎合了印度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其背后的经济逻辑难以理顺。印度心怀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远大志向，无奈国内劳动法和征地制度改革尚未有根本性进展，劳动力充足等比较优势难以从潜力变为实力，其自身又悬于亚太产业链、供应链之外，拒绝加入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严重缺乏成为中心的客观条件。

从印度自身发展而言，莫迪倡导国民购买国货，要求“每个乡村、每个城镇都实现自给自足”，本质上是小生产者的经济思维，与大生产时代的经济运行规律严重相悖；政府期望以“高关税壁垒+大规模的产业政策”模式来培育本国制造业，但缺乏外来竞争压力，企业始终在政府的“保育箱”内存活，难以具备真正的国际竞争力，而且极有可能在国内形成寡头垄断的经济局面；印度渴望减少进口、增加出口，一方面不愿让他国企业“侵蚀”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又期望吸引大量外资，而在全球经济疲软不振的今天，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同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投资回流，印度的“如意算盘”注定要落空。

2018年，莫迪在达沃斯论坛上侃侃而谈，将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形容为“同恐怖主义一样危险”，仅仅两年之后，莫迪就亲自下场 ，以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之名推行保护主义政策，政策方向变动之大，令人咋舌。印度领导人似乎忘了，2020年的世界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样子，“抵制英货”的逻辑也已不适用于当今发展共赢的时代，动辄诉诸于民族主义，时刻怀揣受害者心态，只想获取而不愿给予，最后只能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与时代和世界脱节。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