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晚明唯识学复兴的历史与价值

晚明佛教及其复兴的讨论，是近世佛教史研究中绕不开的话题。十六世纪中叶，中国佛教发展迎来一次久违的复兴，高僧大德与檀越护法在此时频繁出现，成为后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其中关于“晚明四高僧”这一僧史的建构最为突出，也最为成功，后世影响亦为重大；后世学者对晚明佛教复兴的叙述，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了历史上的四高僧及其成就影响，逐渐展开的。所谓的晚明“四高僧”世所共知，指的是明末清初四位佛法精深的高僧大德；他们依照年齿分别是云栖祩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与蕅益智旭。在晚近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关于晚明佛教的佛教史书写，都只有“四高僧”的笔墨，附加一些居士的存在；今天看来未必是历史真实的原貌，但以“四高僧”叙述约等于晚明佛教史的看法，仍有其意义——“四高僧”无疑是一时应许之人，但除此之外的晚明佛教，仍有许多留待考察的人物、著作、学说，并蕴含着更为全面的佛教复兴的讨论维度。

一

比如，围绕晚明佛教学术、究竟“复兴”与否的话题，就有过不小的讨论。若仅凭“四高僧”，尤其是“万历三高僧”的政治生活与交游活动，便完全可以看出当时佛教社会生活中，波诡云谲、丰富多彩的一面。然而研究界对四高僧著述中关于佛法诸宗、性相诸学的研究后发现，十六世纪之后的晚明高僧在佛学义理上，普遍没有超越前代成就，甚至梳理整个五百年明清佛学界，都存在这一致命问题。如何评价此一时期佛教复兴的价值，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一代代研究者：既然仅存频繁的社会政治活动，而其义理成就略显平庸，那么“复兴”之说从何谈起呢——但这显然也不是历史的事实。十六世纪开始的晚明清初高僧与居士士大夫，曾经在一些领域进行过相当精深的研究，对近世佛学产生过不小的贡献；尽管其对本国后世学人影响有限，但在近世东亚范围内的反响则相当强烈。之后的近代佛教复兴，尤其佛教学术的振新，与这段晚明佛学界的努力，亦曾拥有一脉相承的理路——那段晚明佛学复兴的主角，就是唯识学。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三大体系之一，是继大乘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与核心，唐代玄奘大师西天归来创立的慈恩宗便是基于印度唯识学而起，并由弟子窥基法师将其发扬光大，但之后却迅速在中原失去市场，日后宋元明初汉传佛教之中，鲜有唯识相关知识的流传。更不幸的是，基法师所疏的唯识经典如《成唯识论述记》等文本，也在宋元时代不得流传中土，直到近代才由杨文会居士等自日本传回和刻本。南北宋之际的十一世纪初，西藏及藏传佛教迎来“后弘期”，印度唯识学传入西藏后，逐渐成为藏传佛教知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元明时期中原帝国对藏传佛教的偏好，部分藏文唯识学相关作品可能曾零星进入中原。

不易想到的是，晚明佛教复兴中的佛学成就，最为突出的偏偏就是唯识及相关的因明、华严等相宗诸学，在此一时间得到重拾与发展；这些在之前以“四高僧”叙述为主的晚明佛教史中，已有过一定程度的展现，比如紫柏、憨山对唯识作品的注释，其弟子如冯梦祯、虞淳熙对唯识学的研学兴趣，尤其紫柏俗家弟子金坛王肯堂，对唯识学的研究是晚明唯识学研究界较早的研究对象（倪梁康《王肯堂及其〈八识规矩集解〉》）。但整体而言，毫无疑问，晚明唯识学的话题曾经只是“四高僧”的从属。一个典型的例子，雪浪洪恩一直以憨山大报恩寺僧学同学的身份，以及擅长作诗的特点为人熟知；但其晚明唯识学高僧领袖的地位，到近年才得到认同。待到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东初，1987年）出版后，学界开始注意到，晚明唯识学经典注疏数量颇为可观，且传世文本也不在少数，这为从文本研究晚明唯识学问题，提供了基础。但是零星分散的晚明唯识学著述文本，的确不足以构筑唯识学之于佛教复兴的论证，尤其《嘉兴藏》及续藏中有限的晚明唯识著作的收入，依然无法全面展示一时代之佛教学说的进步，甚至，仅仅凭借通行的雪浪洪恩《相宗八要》及蕅益智旭《相宗八要直解》等相对入门的书籍，判断晚明唯识学境界不及唐代先贤，尤其对照近代自日本取回基法师唯识因明诸书而得出晚明唯识学人远在下风之论，时常发生。最近，经多位明清佛教学者的研究助力，晚明唯识学无论在文本还是人物，今日所能得见的早已非同旧观；甚至，通过阅读梳理其中脉络，学界已经开始讨论近世佛教复兴的内核与之后的流变、及其与近代佛教传承的关系。这其中，一本新近出版的关于明清人唯识学著述的研究作品，堪为唯识学之于晚明佛教复兴研究的典范。

二

《观所缘缘论》是部印度唯识学论著，陈那所造，唐玄奘有译本，入藏流传。对此书注释于唐代递有出现，有护法造、义净译《观所缘论释》一卷，藏文有调伏天之《观所缘论注释》；到了晚明清初，则有高原明昱的《观所缘缘论会释》一卷、藕益智旭《观所缘缘论直解》一卷入续藏流传；近代又有吕澂、印沧所编《观所缘释论会译》，这些都是通行所见的版本。就晚明唯识学潮流而言，当时对《观所缘缘论》的讨论及作品，其实并不止续藏经中提及的明昱与智旭这两种作品，但由于传世文本长期散落各种公私藏家之手，且晚明佛教关注度的有限，致使此时作品得不到阐扬。不过今天的学者通过系统的文献学及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得以完整看到存世的晚明时期《观所缘缘论》注释的流传全貌与价值，甚至是其传入日本后的反响与回应，这对推进晚明唯识学甚至是明清东亚佛教史，都有极其重要的帮助。

新近出版的由台湾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编的《近世东亚佛教文献与研究丛刊》，推出了林镇国、简凯廷共同编著《近世东亚〈观所缘缘论〉珍稀注释选辑》（佛光文化，2018年）一书，便是整理明清近世中国及日本所传《观所缘缘论》注本的最新成果。书中新搜罗七人七种近世时期《观所缘缘论》的注本，时间跨度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七种中的前三种，出自晚明时期江南高僧之手，后四种则出自江户时期的日本高僧笔下。三位本土相宗高僧，都是晚明佛教复兴时重要高僧门下高足。

这其中，晚明最早的《观所缘缘论》注疏本，来自当日唯识学大师雪浪洪恩的弟子明宗广询（1557-1613）的《观所缘缘论释义》。广询大师生平材料不多，除提要中所及黄汝亨为之作塔铭，及主法武林显教寺之外，我们还知道他曾随老师雪浪大师长期弘法杭州，并多次出现在黄汝亨的老师冯梦祯的日记、尺牍之中。据考察，广询对唯识学《观所缘缘论》的研究，应该启自乃师雪浪，因为另有一部明代人所作论释，也是出自他们师门，为其师弟一雨通润（1565-1624）所作《观所缘缘论释发硎》。一雨法师长期说法苏州，声望极高，钱谦益称其“经传雪浪，论续慈恩”，在晚明唯识学传播中出于核心的地位。第三位作者，则为紫柏真可弟子、晚明高僧幻居真界，所著《观所缘缘论集解》。幻居生平材料亦甚少，仅知其于万历年间活动；作为紫柏大师的高足，幻居除了研究相宗义学之外，另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刊刻方册大藏经时期，设法建立余杭径山的刻经场，因此幻居与冯梦祯亦相识，于其日记中亦出现多次。

这三位晚明高僧的《观所缘缘论》注疏今日不易得见，长期不为人所知，近日方由选辑作者从中日公私藏书中发掘出世。其中广询《观所缘缘论释义》大陆不藏，今见藏于日本叡山文库的江户抄本，佛乘院寄藏书，为海内孤本。幻居《观所缘缘论集解》有藏于苏州大学图书馆一种，与氏著《物不迁论辩解》合订；另有江户翻刻本藏于名古屋大学图书馆与龙谷大学图书馆。一雨所著《观所缘缘论释发硎》，仅见湖南图书馆藏。访书之难，由此可知。晚明唯识学著述在国内流传有限，确实是个特殊的问题；文本的传播固然能佐证学说思想的流行，但文本的稀见或“不传播”者，却不能轻易推知相关知识的不受关注，今天看似凋零稀见的晚明唯识学作品面貌，只是之后的清中叶两百年学术不彰、思想贫乏的后果。

相比而言，在明清之际东传日本的中土唯识学作品，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却引起了广泛而持久的讨论，并因之产生了多种回应明清同侪的诸多作品。甚至，因为日本曾经长期流传着自唐基法师以来的唯识学疏论文本，使得江户日本学僧无论在视野还是见解上，在明清高僧面前都颇显得自信。本选辑所选日本江户时期《观所缘缘论》注疏作品有：基辨和尚所著《观所缘缘论释》、快道著《观所缘缘论义疏》、荣天著《观所缘缘论讲草》、宝云著《观所缘缘论略释》；这四位日本僧人，最早的基辨（1718-1791）生活年代已经比蕅益智旭晚了一个世纪，最末一位宝云和尚（1791-1847）的生平年代，已经入近代阶段，距离我们熟知的南条文雄帮助杨文会自日本带回中土失传经典，尤其是唐代基法师成唯识论疏记作品的时间，已非常接近；彼时也已是我们常说的“近代佛教复兴”的上限。从文献流传的角度来看，接续明清唯识学复兴，并刺激近代中国佛教发展的媒介及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本土佛教史研究中被忽视的日本江户佛教。

三

本选辑前有两位作者：台湾政治大学林镇国教授，与台湾成功大学助理教授简凯廷博士所撰导论，详细介绍了陈那生平、《观所缘缘论》要旨、中日《观所缘缘论》传统注疏版本等诸多内容。书后则收有二位作者各自研究论文一篇，林镇国教授的文章题为“论证与释义：江户时期基辨与快道观所缘缘论注疏的研究”，简凯廷博士则为“晚明唯识学作品在江户时代的流传与接受初探”。这两篇雄文，可谓近年整个近世学界对晚明唯识学研究最重要的论文，确将此一时期的佛教研究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先略述凯廷兄对江户时期所传明清唯识学的考察。

作为一位明清佛教研究的青年后进，凯廷兄用了佛教研究领域最不常使用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将晚明时期于公私书目著录出现过的唯识学作品，一一罗列成表，再将江户时期传入及翻刻的唯识学作品同样方式整理，并尽可能访求今天存世的文本；包括《观所缘缘论》在内的多种孤本得以见天日，使得研究者与读者对晚明至江户时期的唯识学作品有个整体的观感。这其中有多位名僧的唯识学著作得以发现，无疑丰富了晚明佛教研究的维度。晚明唯识作为当时的公共知识之一，放入到整个佛教史甚至是思想史之中讨论是非常必要的，而中日间唯识学文本与思想的交流无疑最有价值。

而林镇国老师的长文《论证与释义：江户时期基辨与快道观所缘缘论注疏的研究》，则着重在义理层面，讨论接续智旭之后的江户唯识学界，对于以《观所缘缘论》注疏为代表的明清僧人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与质疑，尤其围绕基辨和快道这二位十八世纪的日本僧人，具体如何回应明末注疏，研讨晚明唯识观点，这一风气又如何在日本被推向高潮等一系列话题，做出了相应的考察。同时林老师指出，江户时期的佛教已萌发某种学术批判的风气。尽管日本佛教史家末木文美士等人在持江户佛教堕落论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江户佛教具有近代的批判性格，林老师就其中宗教学问的角度，也肯定了江户时期的基辨等人对于佛教学术性的批判，是有其近代意义的贡献的。林老师指出：这里的“批判”不仅指表现在知识性议论上多基于理性论证而已，更是指表现在超越信仰或宗派意识和实证方法的践行。从历史发展来看，十八世纪江户佛教的批判实证学风可以说是为明治时期接纳欧洲佛教历史文献史学铺路，成为日本现代佛教研究得以发展的本地土壤。此论殊为精彩。而将陈那六世纪所造《观所缘缘论》放诸学术史之林，它的价值应该从“印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长期争论来看”，而经过玄奘、基法师师徒的译介，为汉语佛学哲学界带来了全新的视角与文本，而明末江南江北僧众再度重视这部小论，影响波及江户日本，以致近代东亚佛教的博兴。就在江户僧人讨论相关唯识知识的同时，此时西方有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的讨论，实在论和唯心论相对而论的学术潮流成为欧洲近代的主轴；这种现象同时发生在当时的东亚，是值得继续思考，佛教史佛教文本的考察在哲学史与思想史领域所具有的价值。

林、简二位学者对明清佛教的研究，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台湾学界近世思想、佛教的最新成果；明清佛教中相宗义学的研究，也已从文本文献到学术史等诸多层面得到充分的研究。事实上台湾这种注重明清的学风传统悠久，尤其二十世纪末台湾不少青年学者负笈东瀛从学日本明清宗教史专家，为华语学界大开近世宗教研究之门。中如“中研院”文哲所廖肇亨教授亲炙荒木见悟先生之学，将明清东亚研究结合文本、文献的考察，并在广泛收集各种稀见文本的基础上，讨论明清思想尤其是佛教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其为明清佛教的研究开拓了诸多全新的方面，诸如晚明禅诗的探讨、僧传书写、高僧行谊交游的考察，以及近年台湾东亚佛教研究同仁共同发起的晚明唯识学的讨论。而这些全新的话题的展开，是建立在这一辈学者注重文献学、穷尽材料的基础之上。其中的文献学精神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目录学的范畴之内，而是早就把视野放诸整个东亚汉籍之上，用高度的学术敏感，带动东亚汉籍宗教相关的文献发掘与整理（另如廖、简师徒共同整理的明清相宗僧传稀见文献《明清华严传承史料两种：贤首宗乘与贤首传灯录》一书，“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出版），且其基于日本江户时代佛教文献所作的黄檗宗历史、文学的研究，也为明清近世东亚文化史思想史的推进做出了标杆；以前文所论，十七世纪之后的日本佛教继承了一支来自明清佛教的余绪，并继续开启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如此，对江户日本佛教甚至是文化史的考察，就不仅仅是局限的外国史视角，也不完全如“周边看中国”的视角般的抽离，而是整个东亚视域中佛教文明的自我照见。而这段时代的佛教知识领域，最有代表性的知识体系，并贯穿近五百年的线索，无疑就是自十六世纪开始复兴的明清唯识学。

四

已有明清佛教研究，讨论到佛教复兴时的缘起与流变时，曾有过过不少解释；如台湾成功大学陈玉女教授《明代佛门内外僧俗交涉的场域》一书绪论中讨论佛教复兴之前的明代佛教时罗列了明代佛教，尤其是义学衰落，复杂的历程和原因；南开何孝荣教授在《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一书中指出，明代后期的寺学制度的改革是晚明相宗义学重兴的关键。但是，研究者之前利用常见的明清佛教相关文献，仍不易还原晚明义学复兴后的成果，今天通过《近世东亚〈观所缘缘论〉珍稀注释选辑》与晚明唯识学注疏作品及其在日本的流布、近代的返流，为东亚视野下的明清佛教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日藏、韩藏及越藏的汉籍中的文献信息，是未来将成为明清佛教研究的重要素材，而东亚范围的佛教文化、文献、人物的交流，同样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关于东亚视野下的明清近世佛教话题，本文已多著笔墨，而因研究领域的拓展而带来的相应的思考，值得在此继续分享。

另一些话题，或许更为有趣。围绕唯识学在晚明佛教中扮演的地位及其传播的讨论，很容就上溯到晚明时期雪浪洪恩等人唯识学的来源问题。整个汉传佛教史的叙述中，几乎可以明确一点，玄奘、基法师之后的唐代唯识高峰，并没有保持多久，最迟到元代时期，基法师的成唯识论注疏已经不传于中原，留给后辈佛学者接近唐代唯识高峰的路径，仅有大藏经中零散的唯识译本传世；更少的唐人注疏细节，保留在诸如永明延寿的《宗镜录》等编著之中。林镇国对读今日通行唐基法师疏本与《宗镜录》所抄录的偈文发现，二者有明显不同，而认为《宗镜录》等文献可能保留五代之前他种译本的可能。但笔者始终不解，晚明时代唯识学复兴的真正源头。圣严法师在晚明唯识学传播的研究中考察出自鲁山普泰至雪浪洪恩的“前复兴”时期谱系，另据僧传文献《贤首宗乘》的记录弘治年间鲁山普泰之前的华严学师承似乎也可追溯，但迟至十六世纪晚期才开始唯识学复兴，依然不像是自相宗义学兴盛、《相宗八要》之类书籍刊刻以及《宗镜录》的流行所直接导致的，这其中应该还有被我们所忽略的线索，其中重要的一脉，就是元明藏传佛教在因明唯识方面的成就，对汉文化区域造成的影响。冯梦祯屡在日记尺牍中提到自己收藏、学习梵藏文献，并与番僧交往；更为直接的交流来自廖肇亨教授对杭州贝林仁潮教授士大夫梵文、著名居士赵茝光习《悉檀字法》的考察，尽管记载有限，但依然为晚明佛教考察提供了选择，自元明以来传播中原、京师甚至是江南的藏传佛教文本及辅助读本（如赵茝光所读的《悉檀字法》一书），应该是本领域研究所需要关注的材料，同时直接或间接译自藏文的佛教文献，也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晚明汲古阁所刻入藏流传的西夏佛经《华严忏仪》，在唯识学僧众弘法及修习中，产生过一定影响，其本身可能也是西夏、元间藏传佛教密教修行的某种文本。当然，对藏传佛教文本、历史及其在中原的影响，对古典语言的运用成为研究者最大的障碍，这也需要更多跨学科的人才共同参与，近世佛教研究才能更为全面地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