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自由的书写者

原创 孙郁 读书杂志

编者按

著名报人曹聚仁一生著述颇丰，史学、传记、散记，共七十余种，可谓将“杂家”“通才”的身份演绎得淋漓尽致。虽然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其身在“边缘”，却能与“中心”持续保持对话，这种魅力与价值的源头，在孙郁看来，一是史家境界，二是自由精神。值此曹聚仁逝世纪念之日，重发此文，再次领略曹氏“朗然的精神”。

自由的书写者

文 | 孙郁

（原载《读书》2000年5期）

曹聚仁是个颇有才气的人，在知识界很有些人缘。鲁迅生前，和许多人闹翻过，跟他却关系不错。周作人倒霉的时候，是曹氏伸出援助之手，帮了周氏的大忙，此可见其仁义之心。最重要的是，曹聚仁是个公允持重的人，看他写鲁迅，以及现代文学史话，没有趋时之调，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许多年后，重读他的书，仍有亲近的一面，我以为这正可证明他的价值。

有一段时间，我曾集中读过他的关于学术史、书话一类的杂著，很有意思。在文字上，除周氏兄弟外，他大概是最有味道的。曹聚仁是个杂家，有通才，谈天说地时，往来自如，没有隔的感觉。他把学识和美的感受，融到了一起，其小品文的分量，是很重的。在学理方面，他有激进的一面，我想这大概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但对诸种文化思潮，却有着自由的态度，没有党派的痕迹。在某些方面，他很类似胡适和周作人，不以个人的喜好而臧否他人，注重学理，心胸开阔，能跳出文化漩涡，远距离地打量人生，那境界，就非同代人能相提并论了。

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现代文化史上自由的书写者。当泛意识形态话语扭曲着我们民族的语言时，他却保存了“五四”的余热，身上散发着自由的光泽。我读他晚年的文字，有时就想起他的同代作家们，那些人，还能葆有平淡、纯情的已甚为寥落，像郭沫若、茅盾，已早就换了笔法，曹禺、老舍，也不复有早年的激情了。但曹聚仁，却仍立在那儿，在香港恪守着自己的园地。他的特殊的角色，给中国的文化，也带来了特殊的意义。

曹聚仁（来源：bing.com）

章太炎弟子们，大多把治学看成人生的要义，像黄侃、钱玄同等人，一辈子呆在书斋里。还有一类，如周氏兄弟，走出了惟学问之路，成为新文化的宿将。曹聚仁走得更远，最终成了报人，做起一般学问人不屑去做的工作。其实好的报人，倘通于学问，又有社交之才，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大，曹聚仁就是个例子。他走出了学堂，在战火和商业社会里穿梭着，手中做的，仍是学问，所谓走着读书者正是。走着读书的人，书卷气便稀少，灵动的东西就多了。我一直觉得，小品文的高手周作人，倘若一生中也有过曹聚仁式的经历，晚年的文章大概不会掉到书袋里。鲁迅的文字好读，就因为阅世很深，由阅世而走向阅史，总比从书斋到书斋更有张力，百余年的文学史，已向世人暗示了这一点的。

曹聚仁一生，编辑了大量报刊，对新文学是有贡献的。他做过《社会月刊》、《太白》半月刊、《芒种》半月刊的编辑，还曾主编过著名的《涛声》半月刊。到香港后又任过《南洋商报》、《循环日报》的主编。他差不多和左中右的文人均有来往，文章带着中性色彩。曹氏根本上是个史家，因为做了报人而成了社会活动家。他的文化观可以说是进化的自由主义，谙于国学而不拘泥于古人，对新文化很有感情。一九二七年后，“五四”阵营分化成多种团体，文人似乎均钻进小圈子里，惟曹氏仍自立门户，和鲁迅派、周作人圈子、胡适集团，都关系不错。他自认站在“史人的地位”，对二十世纪的党派之争，殊无兴趣。但他又不是一个骑墙的人，文字有着凌厉之气。例如与聂绀弩的争吵，和林语堂的矛盾等等。他喜欢鲁迅，我以为是心灵相通的缘故，但又不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这样的人，不仅文坛上少，史学界也不多见。在那本著名的《文坛五十年》中，谈及怎样看待新文学历史时，曹氏写道：

坊间所已出版的，虽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但都有宣传的倾向；他们只能转述官方几个主持文艺政策的人的话，缺少自己的意见。(在台北出版的《文艺月报》，连载了王平陵的《现代中国文艺史》，其人，文艺修养本来很差，加以替国民党宣传部做号筒，所以写更不成。)笔者不能自已，才发奋执笔，把真实史事写了一点以待来哲。我相信政治斗争的空气，一定会慢慢澄清的；到了将来，也如北宋新旧党之争，化为陈迹，王荆公的道德文章以及他的政治主张，就为后人所认识，那些颠倒黑白评蔑荆公的话，犹如过眼烟云，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观点，发表于五十年代初，为大陆、台湾所没有。我记得八十年代末，人们谈论重写文学史时，其实正是无意间重复曹聚仁的观点。他比中国的作家和学人们，早醒悟了几十年。茅盾、巴金、王瑶、唐弢等从那段历史中走过来的人，在八十年代前，均未说过这样的话，此可见他的特别。

书斋中的曹聚仁

晚清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学人、作家，他都涉猎过，品评时常发奇思，有些见地，是让人称道的。例如，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此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少有统一的时候。曹氏于此，是很看得开的，这一点也很类似周作人，头脑并不发热，有平常之心在。谈到对鲁迅这样的人物评价，他就冷静得多，敬重之中，又有反诘，没有神化和圣化的因素。论新文化中人，他有一个观点，很是生动，不妨引来：

“人”，这种有血有肉的动物，总是有缺点的；一成为文人，便不足观，也可以说，他们的光明面太闪眼了，他们的黑暗面更是阴森；所以诗人往往在历史上，几乎等于神仙，要是住在我们楼上，便是一个疯人。谁若把文人当做完人看待，那只能怪我们天真了。笔者曾经听了一位年轻女孩子的说法，她对徐志摩的诗，那么爱好，因而对那位多才美貌的陆小曼，心向往之。她曾经想到上海去看她，要我替她介绍。我就笑着说：“还是让她的美妙印象住在你的理想中吧！”陆小曼风华绝代，那是三十年前的事；而今是久困芙蓉帐的佳人，早已骨瘦如柴，七分像人三分像鬼了。我们说文坛掌故，虽有人如其文的说法，却也有人不如其文的事实；文人中虽有朱自清、叶绍钧这样恂恂儒者，但狡猾阴险的也并不少。文人气量之狭小，那是“自古而然”的。

曹聚仁在此表现了他的知人论事的敏锐，和迂腐的书生比，是多了精神上的力度的。鲁迅在品评人物时，也有这类意见，看法和大学里的教授，往往相左。何以故？有复杂的生命体验在吧！阅人与阅史，有相似的一面，深与浅，大抵与修养、经历有关的。

我认为曹聚仁是“动”的史家，不是“静”的学者。说“动”，乃因为他亲临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写过《中国抗战画史》、《现代中国通鉴》这样的书，他是带着史家的意识，参与到历史中的。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八一三”战争一爆发，便走出了书房，做了战地记者。一上战场的时候，就有了写战史的愿望。他对历史有着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观念往往大异。支撑其思想的，是其深厚的国学根底及自由主义的文化观。他从现实的体验中，总能找到历史的根据，又从历史出发，去看现实的问题。例如写抗战史吧，他眼里的世界就很别致，和台湾、大陆流行的书很不一样。这大概受到了章实斋《文史通义》的影响。曹聚仁很佩服章实斋，他说：“通义，便是一种自己的主张，不为一切成见、一切学说所囿，而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言。”曹聚仁的《现代中国通鉴》、《文坛三忆》、《鲁迅评传》等，就有点这类意味，虽深浅不同，但见解之鲜活，是让人难忘的。历史在他笔下，不是死的资料，而是流动的河，且时常滚动着浪花，这在别人，都难以做到。

史家治学，看重的是“博”与“通”，曹聚仁于此，是很留意的。他在国学上，确有博的一面，记得鲁迅遇到难解的古词的出处时，曾求教于他，曹聚仁很快就解决了。章太炎讲学时，曹聚仁做的记录，完整准确，令章氏大为惊叹。所以，晚年的时候，他在香港批评港人在国学知识上的错处，均一针见血，显示了大家风范。另一方面，曹聚仁不满于四书五经的单一解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思想也应有所进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以不泥于古物，精神在新学之中。我们读他谈及“五四”以及英法俄文学的文章，是可感受到这一点的。由古及今，顺随进化，这使他成了一名通才。

他一生著述颇丰，史学、传记、散记，共七十余种。像《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蒋经国论》、《中国史学ABC》等，很引人注意。在众多著作中，我最看重的，是他的鲁迅研究，其中的一些观点，是站得住脚的。关于鲁迅，他有三本书。一是史料集《鲁迅手册》，问世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又分别推出《鲁迅评传》与《鲁迅年谱》。其中那本《鲁迅评传》，我以为是治现代史的人必读之书。迄今为止，为鲁迅作传的中国人，只有曹氏一人和鲁迅有过交往，且情谊不浅。曹氏写鲁迅，有可信的一面，常态的东西多。既贴近性格，又超于象外，文笔可见出周作人式的气象，不过于文饰，有举重若轻的潇洒感。《鲁迅评传》最动人之处是写出了鲁迅平凡中的伟岸。曹聚仁在史料、观点上，没有极端的东西。其精彩处是“述学”的文字，但“评介”的部分则缺少哲思，对鲁夫子内心的把握，还停留在直观的层面。他的知识储备还是从章太炎那儿来的，虽又多了西洋的一些传记意识，但因为对形而上学殊乏研究，探究问题时，就显得平淡。不过，周作人对《鲁迅评传》评价很高，一九五八年五月，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周氏说：

《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者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者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1999年东方出版中心再版《鲁迅评传》（来源：douban.com）

周作人把曹聚仁，是看成同道的。虽然曹氏的文化观点，与周氏尚有差异，但在基本的学术层面，有相通之处。两人都是杂家，崇尚无党派的自由，看问题和当时的流行色，颇相反对。在历史的隧道间穿行的时候，他们均有挥洒自如的一面。中国文人，直陈历史时，要么因褊狭而走极端，要么因学识不逮而得之皮毛。像他们这样的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很少见到的。

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看一个人的文学观怎么样，只要了解一下他对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便能体味些什么。拥鲁的与拥周的，常常势不两立，大有泾渭分明之态。很少有人将二者沟通起来。其实二者是硬币的两面，分裂开来，倒把问题复杂化了。曹聚仁亲鲁迅，亦近知堂，在二周间，均有爱意。何以故？恐怕不能用中庸之道解释吧？谈到二周，曹聚仁说：

近三十年的中国文坛，周氏兄弟的确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路向。我们治史的，并没有抹消个人主义在文艺上的成就；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但从现在中国的社会观点说，此时此地，有不能不抉择鲁迅那个路向的。

周氏兄弟（左：鲁迅；右：周作人）（来源：腾讯网）

我以为这就是史家的目光，视野是阔大的。章门弟子中，和周氏兄弟关系较密的有多位。但自从周氏兄弟决裂后，许寿裳成为鲁派，钱玄同变为周作人密友，朋友间也亲疏起来了。但曹聚仁却平和中正，又不偏袒一方，这在那一代人中，是有趣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去看曹氏的特别性，当能走进他的心灵深处。

清代的学者焦循，谈治学时，很推崇有个性的人，他说：“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曹聚仁就是个与世俗不同的人。我们现在纪念他，一是感叹他的史家境界，二是他的自由精神。我记得过去有人曾叹，最是文人不自由，用以感慨知识者在社会尴尬的角色。但曹聚仁却是个异类，他自由地往来于海峡两岸，是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的人。他的书籍既不感伤，又不绝望，有乐天的、健康的东西在。中国文人，最缺少的，乃朗然的精神，曹聚仁给后人，做了这种示范。看他的书，阴郁的东西渐少，明快的调子加多，这正是“君子不同也”的例证。

二○○○年二月十七日于天坛南门

(《鲁迅评传》，曹聚仁著，香港世界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东方出版中心一九九九年再版，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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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旧锦新样 | 孙郁：自由的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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