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社区·融合｜武汉社工：我经历的疫期社区生活

我叫陈德佳，是中级经济师，也是一名中级社工师，现在担任武汉恩派社会创新发展中心的项目主管。

1996年，我离开武汉，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学习工业经济。毕业后，我在武汉铁道部直属的国企工作了六年，后来去了外地当全职妈妈。2014年时，因为儿子要上小学，我就带着他回到了武汉。2015年，我母亲去世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那年年底我参加了武汉民政局的考试，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人员，当时负责社会救助工作，叫做“专干”，现在叫做“网格员”。2018年底，我进入了公益行业，还是从事社区有关的工作。

我对社区的了解和感情是很深的。我想以一个生活在武汉的、普通公益人的角度，介绍下我经历的疫期社区生活。

一线主战场的压力

1月20日，武汉市成立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部。初时的矛盾出现在医院，在管制愈发严格的情况下，社区的压力也随之增大。1月24日，武汉同时发布了7号通告和8号通告。

7号通告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全市各社区全面排查所服务辖区的发热病人，并送至社区医疗中心进行筛选、分类，这意味着治理重心开始向社区转移。8号通告宣布将调配6000辆出租车交由社区使用。

事实上，文件里所说的“区”指的不是社区，而是行政区，但是具体落实交由社区完成。而且，对居民来说，居委会是最熟悉、也最容易找到的“单位”。那时，医院很缺防疫物资，然而，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社区已然成为了一线主战场。

我有很多在社区工作的朋友，他们真是太难了。

2月1日，大年初四，一位60岁的男性在Q社区闹事，说社区工作人员态度不好。我一开始以为是居民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后来发现是他确诊了新冠肺炎。那时社区还没有完全封闭。他从江岸区的A社区到了江汉区的T社区，然后又辗转到了江汉区的Q社区，跨了三个街道。早期社区是没有防护服的，口罩也并非医用口罩，他这样暴露在外是很危险的。他没有打招呼就冲到居委会里，要求社区给他安排住院。那时床位紧张，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就在社区群里说工作人员的嘴脸难看。还有一例，社区里的确诊病人直接在居委会里吐口水，大家只能在他发泄完之后进行消毒。

也有不少社区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W社区有个网红小院，书记是湖北省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我联系不到他，后来看了报道才知道，他已经进了方舱医院。他本该静养，结果却主动联系我，说居民需要团购买菜，问我有没有靠谱的资源和渠道。他真的是病情稍好一点，就想着回到岗位上。在方舱里，他就用手机一直协调工作。

不只是他，武汉很多社区工作人员都坚持上班，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每个网格员要管300-500户居民，平均算下来每个网格可能都有确诊病人。我联系社区的书记们，得到回复的时间要么是中午十二点——吃饭的时间，要么是晚上12点以后——快睡觉的时间。

社区里只要有一个居民不配合，后面的工作都很难开展。比如，有个居民在家发热三个星期也不上报，因为觉得方舱医院是个大通间，没有安全感。最后他实在病得太重，也买不到药，才向社区上报。这时候就很难办了。

为了减轻社区的工作压力，从2月开始，社区安排志愿者和基层干部去社区干活。我有一个堂妹是公务员，也下沉到社区帮忙。我问她的感受时，她说，自己做过量体温、上门排查以及消杀的工作，觉得社区工作人员确实很辛苦。但当她提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时，又换了一种口吻，说社区服务不是很好。因为社区每次在爱心菜送到后，会在微信群里通知居民下楼去取，但是她父亲是一个重症患者。

她抱怨道，“难道他们就不能把菜送上来吗？”我问她，“你自己下沉到社区时，会有人送菜上门吗？”她说，那个社区是一个集团下面的员工宿舍，本来就有人专门负责管理。我告诉她，许多老旧社区困难人员较多，但人手不足，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她还说，有时社区工作人员接电话时态度不是很好，“我也知道社区工作人员很辛苦，但能不能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里面？”

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我的堂妹是参与过社区工作的人，还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她的想法也能代表一部分居民。

居民的理解与互助

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居民的感谢。3月中旬，有一位居民在微信群中说，自己住在老旧小区没有电梯。他的父亲生病了，不能走动，是几位网格员和志愿者把他从楼梯上抬下来送进医院的。当时看着将父亲背上背下、汗水打湿衣物、护目镜也起了一层雾的他们，他非常感动，想表示感谢，于是塞了600元在他们的衣兜里。但他们发现这笔钱后，又爬上了六楼，把钱如数交还给了这位居民。后来，这位居民只好在微信群里向他们再度表达谢意。

还有一例发生在3月18日的半夜两点，一名网格员在工作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说自己在亚心医院，居民区书记问发生了什么事。网格员说，本辖区内有一位老人心脏病发作，但他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也没有亲戚，只好联系了网格员。于是，他就和当天值班的人一道将老人送进了医院。

社区工作者不会将他们所做的努力一件件公之于众，因为他们做过的事太多了。实际上，和社区接触越多的人，对社区工作的认可度也会越高，因为能深切感受到他们的付出。

比如，因为数量有限，作为福利发放的爱心菜，最开始都是定额分配给困难群体的，有需求的居民们在群里自发接龙。有些老人不常关注群里的消息，就会错过接龙。

3月19日，江岸区的M社区内，在爱心肉发放结束后，一位老人在群里说，“什么时候可以再领爱心肉？我和老伴马上65岁了，很尴尬的年龄段。想领免费爱心肉，不够条件；玩微信，不熟练。老公是土生土长的老住户，平时不爱说话，这50多天好像外乡人，难以感受到武汉社区的关爱。”很快，有一位当天领到爱心肉的居民在群里发语音消息说，“我已经到xx楼栋了。如果您不方便，我把肉送上去。我年轻一些，您比我更需要。”

实际上，在疫情中，社区起到的了兜底作用，居民更多依靠自救来生活。我自己曾得到邻居赠送的半袋干辣椒，那时候调料都是买不到的。交换物品都是挂在门上，物品都消过毒，去拿东西时就在微信上招呼一声。

在大家都不是那么幸福时，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帮助对方，这就是人性美好和闪光的地方。

培育社会组织的重要性

这次疫情中很明显，那些前期培育较好的、志愿者较多的社区，工作会轻松很多。

比如推行了社区议事会机制的G社区，以及建立了“睦邻楼组”的D社区，他们发动居民骨干来分担团购买菜的职责。武汉嫂子有一段“汉骂”，这是一段反映政府不作为的典型视频。D社区的志愿者看到视频后，发动家人用家里仅有的鸡蛋和草菇，给社区工作人员包了50个饼子。她说社区工作人员光靠物资配给根本吃不饱，只能吃泡面，所以想给他们送饼子。

居民区书记说，再苦再累，都没哭过，但是吃饼的时候，自己的眼泪直往下掉。

S社区的书记一直很关注社区里的青年群体，希望把志愿者打造为未来社区的中流砥柱。3月15日，武汉一家主流媒体刊发了对他们社区的报道。社区的90多名志愿者组成了3支小队，在药品代购、采购、物资配送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S社区一共有11个小区，9000名居民，但是只有10多个工作人员。正是有了志愿者的帮助，才让书记松了一口气。不过书记也感叹，这次冲在前面的很多人都不是以前的骨干和志愿者。

“现在回过头来看，以前做的很多工作都毫无意义，为了一条鱼、一支温度计扯皮的老年骨干我也遇到过。人心和人性，始终是我心里难过的关和坎。”

S社区中有一个叫作“李享佳”的志愿者团队，团队的负责人是两位同姓但没有血缘关系的邻居。疫情发生之后，他们停止了手上一切活动，从1月16日就开始帮助社区团购紫外线消毒仪等物资。疫情暴发后，他们和其他留在武汉的志愿者一道，开始了漫长的资源对接服务，团队服务的覆盖范围包括整个湖北省，甚至辐射到了国外。这个共计400多人的团队对接的物资除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外，还有棉被、羽绒服、蔬菜等等。

疫情期间，很多以前不关注社区事务的青年人也加入了居民网格群，积极主动地加入社区事务分摊与决策的工作。

我在做社区工作时，加了一些居民的微信。一位居民和我说，本来只是好奇，后来在我朋友圈看到为社区工作者发祝福短信的号召时，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做点什么了，于是也加入进来。他还称我是他的“引路人”，这点我是受之有愧的。

不过这也说明，“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当下的一点小善举，未来都会结出善果。

挂满药袋的网格员

其实，疫情发生后，我时常有一种挫折感，因为发现自己能做的其实不多。前期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一是帮助召集志愿者，二是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心理疏导。后来，原本负责对接的一些项目都暂停了，我们就决定开展募捐项目。我们收到的第一笔捐赠总计15万，经过评审后，获准用于武汉社区一线工作人员的资助。《中国社区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发挥社会组织力量 建立疫期修复机制》，感觉我们做的一些事也渐渐被大家看到了。

对于社区建设，我也有一些思考。比如前期有人指责社区不作为，说确诊和发热的居民没有被隔离，消毒工作做得不到位等等。

我觉得社区工作者是最不希望这些发生的人。因为只要不送去医院，让病人留在社区，他们就需要上门送菜、收垃圾，还要近距离接触确诊患者。就像那个半夜两点打电话给网格员的老人，好在他还能打电话联系上网格员，如果联系不到呢？

但是社区只要出现一起负面新闻，那么前期所做的所有努力都会被抹杀。比如社区的摸查工作。上面要求掌握居民的生活状况，但有些居民不愿意开门让你进去，只好隔着门问，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人发热，所有的统计全凭居民自己报备。有些居民不想去方舱或医院隔离，即使发热也瞒着不报。

2月17日，武汉规定居民除非在必要情况下，否则不允许进出小区，重症病人买药、居民团购买菜的事情就落到社区头上。网络上有一张传得很火的照片，主角是一个浑身上下挂满药的网格员。

其实，他就是所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缩影。在我看来，他挂的不仅是药袋子，那沉甸甸的是各级行政命令要求社区完成的工作。所有的社区工作人员，每个人都背了很多这样的袋子，沉重到把自己都淹没了。

以前在社区工作的人，基本上都是本社区的居民。近几年随着国家的统一招聘和分配，社区干部很多都不是本社区的居民了。这种改变是不是好的？我觉得这也需要思考。

不过经此一役，我相信在社区中坚守的这批人会更加团结。有些人说，我不是为了武汉政府工作，不是为了工资工作，纯粹是为了身边这群战友而坚持。这种战友般的情谊是很难磨灭的。我相信在日后的工作中，他们的抗压能力会非常强的。

（本文根据“看见社区”栏目3月29日的直播分享整理而成，“看见社区”栏目小组每周邀请社区一线从业人员分享社区实践，致力于听到不同声音，看到真实视角下社区的样子。）

关于“后疫情社区”

2019年，“社区更新观察团”走进上海5个社区，听社区实践者分享在地经验，与关注社区议题的人，一起漫步、观察和讨论。2020年，社区成为了抗击疫情的一线，后疫情社区将有哪些变化？社区治理会有哪些转向？我们将在“融合”、“治理”和“数据”三个主题下，继续观察，探讨社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