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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饭后、鸡毛，钟情袖珍小书的汪老拥有了自己的别集

2020-07-04 12:2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文学报

今天为大家带来知乾坤而爱草木的汪老曾为何欣赏袖珍小书，为何独爱写短篇而不写长篇，生前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成集？

按照本书主编、汪曾祺长子汪朗在《别集》总序里的说法，出这样一套集子大概是汪曾祺生前没想到的。因为“别集”是汪曾祺为老师沈从文的一套书踅摸出的名字。上世纪90年代，岳麓书社计划出版沈从文的作品，沈从文家人与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编了一套二十本小书。为这套书取名字时，汪曾祺建议叫“沈从文别集”。这也合乎沈从文生前的愿望，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在《沈从文别集》总序里写道：沈从文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只要字迹清楚，款式朴素大方，看起来舒服。本子小，便于收藏携带，尤其便于翻阅。”汪曾祺以此想出这么个名字，也算是帮张兆和和他自己了却沈从文的一个心愿。

汪曾祺先生

当然，“别集”并不是汪曾祺新创造的词。这个说法也是“古已有之”。《汉语大词典》对它的解释是：经、史、子、集中集部的分目，同总集相对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以该书编委之一李建新的理解，其实我们平时读的很多书都是“别集”，只不过有别集之实而没有别集之名。“别集和文集、精选集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和全集是不一样的。全集要收入作者所有的作品，甚至正式作品之外的各种文献资料，别集不大可能这么干。”以李建新的推测，《沈从文别集》的编法，多半还受了上世纪50年代平明出版社出的《契诃夫小说集》的启发。该集子都是小册子，一是精选作品，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札记，别人对他的回忆、评论等，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至于这套《汪曾祺别集》的命名，他坦言是从《沈从文别集》这套书来的。而《沈从文别集》是汪曾祺命名的，两者自然就有相通之处，其编选体例不同于常见的选集，每本书前附收若干访谈、序跋、书信、汇报材料等文字。每本书的编者也会写一篇短文放在书后，交代编选意图或者谈谈对作者、作品的理解。

以上世纪九十年代岳麓书社《沈从文别集》为底本的纪念版钤印本

但以汪曾祺的性情，在写作上他自然是要向沈从文学习，就像本书编委之一龙冬说的那样，汪曾祺是和沈从文一样确实能够有意识地发现生活美的作家。“无论你生活的时代、你自身的经历、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如何艰难困苦，从他的作品里，你都能感受到一缕光芒，一丝温暖。他的老师沈从文说过一句话‘美好的事物应该长存’，他也多次引用过这句话，他也确实是一个善于发现和记录美的人。”虽然如此，汪曾祺未必想在出书上向沈从文看齐。在收录于《汪曾祺别集·鸡毛集》里的一封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吴福辉的信中，汪曾祺写道：“我看现代文学还是以突出的作家为主干，把一些受过某重要作家影响的较次要的作家放在此重要作家的章节中讲，比较圆通。比如把我放在沈从文的一章去讲，问题就较易说明。”由此可见他的谦逊、低调。他自然不想重复给沈从文集的“命名”，并被当成话题来讨论。

对此，本书编委们自然也有考虑。以李建新的猜想，如果汪曾祺在世，即使不满意，也未必会计较他们做《别集》这件事。他解释说，汪曾祺先生是一个有趣的人，有名士气。从别人的文章里看，他对各种生活细节没有那么斤斤计较，对自己的稿子也不怎么留心收集。“我们做《汪曾祺别集》，认真地对待他认真写了一辈子的文字，这个态度他应该会满意的吧？至于这套书是不是能让他百分百地满意，当然没把握。但他应该会喜欢我们做事的‘耐烦’。”

无论如何，汪曾祺在书要“便于携带、翻阅”这点上，应该和沈从文有比较一致的趣味。汪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汪曾祺不收那些经典大部头，也没见他翻过。因为原来生活条件不好，等生活条件好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翻那些大部头。“我们家经常就是《鲁迅全集》一本，《高尔基全集》一本，都是刚买了一本，后面就不买了。比较全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汪朗还在一次演讲中说到一件趣事，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85年给汪曾祺出版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晚饭花集》，他两年后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的时候，就把它和北京出版社出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一起带上了。“他那时候在海外还属于一个不知名的老作家。他就拿这两本小书作为自己的身份证明。”

《晚饭花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封面书影

汪曾祺也显然很是重视阅读。以汪朗的理解，汪曾祺不写长篇小说，一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还不是很丰富，没有足够的素材，另外就是他对长篇小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篇小说无论从结构还是从表现手法上来说都不够自然，生活中都是一个个片段，不可能处处都那么精彩。短篇小说可以抓取吉光片羽，把它写得尽量精彩。长篇小说一定要有一个架构，再往里面去填东西，加入各种各样虚构的东西。“而他认为大家的生活现在都那么紧张，你跟大家说那么多废话其实没什么用。”汪曾祺显然也不喜欢读长篇小说，龙冬有一次和汪曾祺聊天聊到托尔斯泰，问他：“您读不读托尔斯泰啊？您觉得托尔斯泰怎么样啊？”他说：“托尔斯泰，我也读不进去。”虽然如此，世人仍会觉得汪曾祺没写长篇是一大憾事。龙冬曾对他讲：“您写长篇，这是新闻。您干脆半睁半闭眼的说，我给您记录，或用录音机录下来。”汪曾祺答道：“不，我必须用笔写，这样我可以触摸每一个字。”

的确，汪曾祺认真对待他笔下的每一个文字。以汪朗的说法，炼字是他有意的追求，也是他比较得意的地方。“他写完东西基本是不改的，你看他的稿纸是很干净的，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型。”实际上，汪曾祺写作能一次性成型，也因为他有打腹稿的习惯。汪朗透露说，汪曾祺写作有个特点，开始不动笔，就在那瞎想，谁都不理。“我们家里人就说老头又在直眉瞪眼。那时候家里有一个破沙发，每天早上起来吃完饭就坐在破沙发上，沏一杯浓茶，两只手端着闭目发呆，有时候可能半个小时，有时候可能四十分钟，如果觉得想好了再去铺纸拿笔，再开始动笔写。他写东西不愿意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而是打好腹稿以后再动笔，所以他能够写得比较流畅跟这个习惯可能也有关系。”

汪曾祺在写作中

而以汪曾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高要求，或许就不是那么适宜写长篇了。再则，在汪曾祺看来，从小说本身来说，相比长篇，短篇小说更适应如今的时代。他也曾在1982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把他那些短的小说或别的文章汇集成《汪曾祺别集》那样的几卷本袖珍本小册子，也自然更方便读者“吃”。

由此，汪朗觉得，张兆和写的那段话，用来描述这套别集的出版宗旨，也十分合适。“简单轻便，宜于阅读，是这套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最好还能精致一点。”而他所说的精致，一方面指的出版形式上要精致，另一方面也指的，相比此前出版的12卷《汪曾祺全集》，内容上更精致。“《汪曾祺全集》因为收文要全，也有不利之处，就是一些文章的内容有重复，特别是老头儿谈文学创作体会的文章。汪曾祺本不是文艺理论家，但出名之后经常要四处瞎白话儿，车轱辘话来回说，最后都收进了《全集》。”汪朗还举例说，汪曾祺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受国外现代派影响很大，写一些比较洋化的现代派作品。“我家老头子说，有一天他在路上走着，后面两个女生在闲扯，一个问谁是汪曾祺，另一个回答说，就是那个写别人看不懂自己也看不懂的诗的人。这回我看了看他当年写的诗，我觉得确实人家评价没错。”但在汪朗看来，收入这些作品好处就在于，它们能够让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并且看他怎样从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作家，慢慢变成运用中国语言非常熟练，而且写东西非常直白的作家。“全集收入的文章，虽然不可能都很精致，但可以给我们提供他创作的总体发展轨迹或者说脉络。”

1987年，汪老在作家海明威出生地

收入这些比较洋化的现代派作品的好处还在于，它能让读者仅只是从外在形式上，就能看出汪曾祺并不是一味传统。汪曾祺在很长时间里，都被打上诸如”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作家”“一个不折不扣的乡土作家”“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传统文人”等等标签，以至于如龙冬所说，不少读者先入为主认为汪曾祺很传统，很文雅，都很少会想到把他跟“先锋”、“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汪曾祺甚至是先锋的，如果‘先锋’的意思是，指的他在不断地学习、试验、追求、探索汉语白话叙事文学如何更洒脱。应该说，他直接秉承着‘五四’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审美价值取向，最终是把文学指向自由的。”汪朗也证实，汪曾祺很不乐意别人将他归入传统文人或是乡土作家的行列，认为这带有守旧和封闭的意思。他也自认为自己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当然文学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很“传统”。而汪曾祺的现代意识，也不只是渗透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果说，他越是到了后来，越是给我们传统的印象，只是因为他经过了深层的转化，以至于看不出什么痕迹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有遭遇挫败的时候。汪朗表示，汪曾祺曾经说自己写剧本就是想和京剧闹闹别扭，把现代元素注入到戏剧中，提升京剧的文学品质，但他觉得没有成功，就像一拳打在了城墙上。“此次，编委们把《别集》戏剧卷定为《撞墙集》，也正是从老头儿和我说的这一段话里演绎出来。”

事实上，此次出版的别集保留了汪曾祺那些比较洋化的现代派作品。第一集《茱萸小集》，主要收入汪曾祺早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作品。如龙冬所说，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技法上，都可以看出汪曾祺是有意识的、甚至是刻意的，在模仿西方现代派文学，比如乔伊斯、普鲁斯特、波德莱尔、伍尔夫等。相比而言，俄罗斯的契诃夫、美国的海明威，西班牙的阿索林，等等，都是汪曾祺经常提到的作家，也对他的创作产生更为直接，更为持久的影响。

不同版本《受戒》封面书影

而既然是别集，也自然是拿掉了他一些不那么有代表性的作品。李建新介绍说，此次编选，小说部分，没有进入的很少。因为早期小说只做一册，整本书字数有限制，就放弃了十几篇。散文部分，未入选的更多一些。大体上讲，主要拿掉了一些表态发言或者应酬类的文章；由别人记录的讲稿，《别集》只是挑选了比较典型、比较精彩的篇目。诗作、杂著、书信等，作为附属文字，只收了一部分，但所收书信的文字量也不算少。

所以，相比全集和别的小体量的作品集，《别集》就如汪朗调侃的那样，显得有些“不上不下”。“比起市面上常见的汪曾祺作品选集，《别集》字数要多出不少，收录文章数量自然也多，而且小说、散文、文学评论、剧本、书信等各种体裁作品全有，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家老头儿的创作风格。相比《全集》约四百万字，《别集》字数又要少了一半。”而《别集》的另一个优长之处在于，如汪朗所说，这套书的主持者大都对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深入了解，也编过他的作品集，有的当年常和老头儿一起喝酒聊天，把他们家里存的好酒都喝得差不多了；有的是专攻现当代文学的博士；有的被评为“第一汪迷”；有的参加过《汪曾祺全集》的编辑；还有的对他的戏剧创作有专门研究。“这些人聚在一起编《汪曾祺别集》，质量有保证不说，还改正了其他一些版本中的错误，文字上比较准确，这是一套‘干干净净的作品集’。”

1988年秋天，《别集》编委之一龙冬和汪曾祺第一次见面

文章选读

《汪曾祺自选集》自序

承漓江出版社的好意，约我出一个自选集。我略加考虑，欣然同意了。因为，一则我出过的书市面上已经售缺，好些读者来信问哪里可以买到，有一个新的选集，可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则，把不同体裁的作品集中在一起，对想要较全面地了解我的读者和研究者方便一些，省得到处去搜罗。

自选集包括少量的诗，不多的散文，主要的还是短篇小说。评论文章未收入，因为前些时刚刚编了一本《晚翠文谈》，交给了浙江出版社，手里没有存稿。

我年轻时写过诗，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写。我对于诗只有一点很简单的想法。一个是希望能吸收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新诗本身是外来形式，自然要吸收外国的，——西方的影响）。一个是最好要讲一点韵律。诗的语言总要有一点音乐性，这样才便于记诵，不能和散文完全一样。

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像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著，也写不了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像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己有点不好意思。我读了一些散文，觉得有点感伤主义。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

我只写短篇小说，因为我只会写短篇小说。或者说，我只熟悉这样一种对生活的思维方式。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什么时候我摸得着长篇小说是什么东西，我也许会试试，我没有写过中篇（外国没有“中篇”这个概念）。我的小说最长的一篇大约是一万七千字。有人说，我的某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稍为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我很奇怪：为什么要抻一抻呢？抻一抻，就会失去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我以为一篇小说未产生前，即已有此小说的天生的形式在，好像宋儒所说的未有此事物，先有此事物的“天理”。我以为一篇小说是不能随便抻长或缩短的。就像一个苹果，既不能把它压小一点，也不能把它泡得更大一点。压小了，泡大了，都不成其为一个苹果。宋玉说东邻之处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朱则太赤，敷粉则太白，说的虽然绝对了一些，但是每个作者都应当希望自己的作品修短相宜，浓淡适度。当他写出了一个作品，自己觉得：嘿，这正是我希望写成的那样，他就可以觉得无憾。一个作家能得到的最大的快感，无非是这点无憾，如庄子所说：“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否则，一个作家当作家，当个什么劲儿呢？

我的小说的背景是：我的家乡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我在这几个地方住过。我在家乡生活到十九岁，在昆明住了七年，上海住了一年多，以后一直住在北京，——当中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了四个年头。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但我不专用这一地方的语言写这一地方的人事。我不太同意“乡土文学”的提法。我不认为我写的是乡土文学。有些同志所主张的乡土文学，他们心目中的对立面实际上是现代主义，我不排斥现代主义。

我写的人物大都有原型。移花接木，把一个人的特点安在另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情况是有的。也偶尔“杂取种种人”，把几个人的特点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但多以一个人为主。当然不是照搬原型。把生活里的某个人原封不动地写到纸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对于我所写的人，会有我的看法，我的角度，为了表达我的一点什么“意思”，会有所夸大，有所削减，有所改变，会加入我的假设，我的想象，这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主体意识。但我的主体意识总还是和某一活人的影子相粘附的。完全从理念出发，虚构出一个或几个人物来，我还没有这样干过。

重看我的作品时，我有一点奇怪的感觉：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作家呢？这多半是偶然的，不是自己选择的。不像是木匠或医生，一个人拜师学木匠手艺，后来就当木匠；读了医科大学，毕业了就当医生。木匠打家具，盖房子；医生给人看病。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作家算干什么的呢？我干了这一行，最初只是对文学有一点爱好，爱读读文学作品，——这种人多了去了！后来学着写了一点作品，发表了，但是我很长时期并不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现在我已经得到社会承认，再说我不是作家，就显得矫情了。这样我就不得不慎重地考虑考虑：作家在社会分工里是干什么的？我觉得作家就是要不断地拿出自己对生活的看法，拿出自己的思想、感情，——特别是感情的那么一种人。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那么，检查一下，我的作品所包涵的是什么样的感情？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感情是忧伤，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欢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则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转化出一种常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和在一起的，比较复杂。

但是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

重看旧作，常常会觉得：我怎么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来的？——现在叫我来写，写不出来了。我的女儿曾经问我：“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我说：“写不出来了。”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我是相信创作是有内部规律的。我们的评论界过去很不重视创作的内部规律，创作被看作是单纯的社会现象，其结果是导致创作缺乏个性。有人把政治的、社会的因素都看成是内部规律，那么，还有什么是外部规律呢？这实际上是抹煞内部规律。一个人写成一篇作品，是有一定的机缘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为了让人看出我的创作的思想脉络，各辑的作品的编排，大体仍以写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一九九一年，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运河上

严格地说，这个集子很难说是“自选集”。“自选集”应该是从大量的作品里选出自己认为比较满意的。我不能做到这一点。一则是我的作品数量本来就少，挑得严了，就更会所剩无几；二则，我对自己的作品无偏爱。有一位外国的汉学家发给我一张调查表，其中一栏是：“你认为自己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哪几篇”，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填。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多少篇，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除了一些篇。这不像农民田间选种，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往往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都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是这样。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序于北京蒲黄榆路寓居

（选自《汪曾祺别集·受戒集》，汪曾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