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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给阎罗王治病——中国古代针法的神话

2020-07-05 08: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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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是中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很多人尤其是外国人来说,一根根细针扎入人体,不出血也不疼痛,以此治病,简直太过神奇!不过,针和灸其实是两回事,而在中医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也并不同步。文献记载中的各式神奇案例大多是说“针法”,学习与实践的难度增加了其神秘性。于赓哲教授《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中即指出针与灸的区别,着重探讨针法被“神化”的过程和原理。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 著

针法乃是国医特色,然而针法之发展有低开高走的历史轨迹。“针”“灸”自古联称,但是就民间普及程度而言,针法长期处于灸法之下,北宋以后才逐渐后来居上。有关这个历程,笔者在第二章中做过分析,认为原因在于宋以前灸法简单粗犷,易于操作,且原材料廉价易得,相比而言针法对穴位和手法有较高要求,曲高和寡,正如《外台秘要》卷三九《明堂序》所言:“其针法,古来以为深奥,今人卒不可解。”而且在印刷术不普及的情况下,获得准确的穴位图十分困难,故针法难以普及,不如灸法灵活方便,如《医心方》卷二《灸例法》引《陈延之》(即《小品方》)所云:“夫针术,须师乃行,其灸则凡人便施。为师解经者,针灸随手而行;非师,所解文者,但依图详文则可灸。野间无图,不解文者,但逐病所在便灸之,皆良法。”针法由于教学不力,所以危险性大大高于灸法,增加了其难度和神秘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针法往往成为医人神化的符号,例如扁鹊。扁鹊在中国大概是最早被神化的医人之一。汉代举凡谈名医必称扁鹊。亦有学者认为扁鹊之部分神奇故事实出自古代印度耆婆大医的神话。对扁鹊的神化崇拜由来已久,河北内丘扁鹊庙历史悠久,规模庞大,早在20世纪50年代,马堪温等就曾对此做过调查,认为该庙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唐朝。山东微山两城山出土东汉画像石中的扁鹊形象耐人寻味,刻画人头鸟身可能是要迎合其名中的“鹊”字,而扁鹊医术的象征恰恰就是施针。

扁鹊施针图拓片(山东微山两城山出土东汉画像石,现存曲阜孔庙博物馆)

中古时期,针法常常被赋予神化色彩,甚至可以成为人神交际之工具。《南史》卷三二《徐文伯传》:

(徐熙)生子秋夫,弥工其术,仕至射阳令。尝夜有鬼呻吟,声甚凄怆,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在东阳,患腰痛死。虽为鬼,痛犹难忍,请疗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请为刍人,案孔穴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伏其通灵。

以草偶为鬼治病当属于交感巫术(sympathetic magic),而为鬼治病依靠的正是针法,足可见编纂者以针法为通灵之术。

无独有偶,《太平广记》卷二一八引《齐谐录》: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

这与上一个故事相反,是神明以针术治人。

唐代有更高“规格”的传说,《酉阳杂俎》记载:

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于午,忽无病死,经宿而苏。言始梦至一处,城壁台殿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袒视,左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箑,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飞或走,或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吏曰:“有生之类,先死而毕。”言次忽活。

贾二强认为“王超诊治的这位患者极可能就是阎罗王本人”。阎罗王治病需要凡人帮助,而此凡人依仗的正是针法。

即便在非神化层面上,针法的功效也往往被极度夸大,例如《世说新语笺疏》卷下引《晋书》:

(于)法开善医术,尝行,暮投主人,妻产,而儿积日不堕。法开曰:“此易治耳。”杀一肥羊,食十余脔而针之。须臾儿下,羊膋裹儿出。其精妙如此。

此事违背科学自不待言,以羊肠脂肪裹胎而下,似乎属于“互渗律”思维,概取其“滑”耳。此事中神奇之处除了羊肠脂肪之外就是针法,针法治疗难产在《千金方》等医书中的确有记载,但与互渗律同在,可以看作是此段记载“神奇”之焦点。

再例如唐代《集异记》云:

狄梁公性闲医药,尤妙针术。……有富室儿年可十四五,卧牌下,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才如食箸,或触之,酸痛刻骨,于是两眼为赘所缒,目睛翻白,痛楚危亟,顷刻将绝。恻然久之,乃曰:“吾能为也。”……即于脑后下针寸许,仍询病者曰:“针气已达病处乎?”病人颔之,公遽抽针,而疣赘应手而落,双目登亦如初曾无病痛。

按两唐书及其他史料均不载狄仁杰善针药事,此事应为杜撰,而夸张的焦点就在于针法,硕大赘肉应针而落,完全违背医道,却足以见记载者对针法之迷信。

我们可用宋代周密《齐东野语》中的一段话对此进行小结:“古者针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盖脉络之会,汤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

与此相对应的是唐代部分医家对针法的消极态度,例如王焘《外台秘要》卷三九:“经云:‘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今并不录,针经唯取灸法。”两者态度为何差距如此之大?我认为原因有二:首先,北宋以后印刷术普及,明堂图等人体穴位图流传力度大大高于前代,并且医家普遍采用人体模型教学法,故宋代针法水平亦大大高于前代,因此宋人比六朝隋唐人更信赖针法,易于对针法发出赞美。其次,《齐东野语》语多玄怪,周密所云可以看作是小说家言,而王焘之言则是医家严肃之语,至少代表了部分唐代医家对针法的态度。可见在针法问题上,各家可从不同层面取其所需,而小说家言借重的正是针法的神奇玄妙,而这种玄妙至少部分来自其难度。

(摘自《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于赓哲著,中华书局2020年6月出版)

于赓哲教授谈新书。

十年磨一剑,于赓哲教授医学史研究新著。

跳出线性进步主义史观,还原传统医学真正样貌。

历史学家的探索和思考,是否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启示?

《从疾病到人心——中古医疗社会史再探》

于赓哲 著

简体横排

16开 平装

978-7-101-14525-0

68.00元

古人如何面对瘟疫?瘴气是真实存在抑或只是出自人心的幻想?古时候的医患关系是怎样的,他们也有医患矛盾吗?于赓哲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中古时期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疾病比很多因素更能长远影响人类历史”,“在摸索人与社会甚至人性的基本规律的时候,医疗与疾病是一个绝佳的窗口”,本书通过对海内外大量史料的爬梳整理,剖析实际案例,探索疾病与人心、医疗与社会、中医与西医之间的关系,尝试发掘文字背后隐藏的史实,并提供一种思路,试图将传统医学从“科学还是迷信”的窠臼中拉回来,还原中国古代医学本来面貌。其切入点既有医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医者形象的模塑、医患关系的探讨,亦有对古代的卫生体系、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性病对青楼文化的影响、宋代墓葬壁画背后的医药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原标题:《于赓哲:给阎罗王治病——中国古代针法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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