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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分国产传奇，朋友圈谁还没看？

2020-07-07 19:2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香蕉姐影探

看过电影《无问西东》的朋友，想必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

当时西南联大由于经费紧张，教室只能用铁皮做屋顶。

一遇刮风下雨，铁皮便开始抖动摇晃，并伴有叮叮咚咚的叫喊声。

陈岱孙教授，提高音量，还是被噪音吞没。

于是他放下教棍，转身板书四个大字：

静坐听雨。

随后，稳稳当当坐在讲台前，一动不动。

教室一下安静下来，无人说话，无人避雨，只有雨声凄凄。

所有人溶解在一种神圣的默契，与纯净的内心世界之中。

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延期一个月后，今天是2020高考第一天。

谁都知道今天能如约举行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这一篇献给1071万考生，以及经历过艰苦求学的你们——

《西南联大》

2018.11.7

西南联大，存世8年11个月，却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这部纪录片正是讲述了，那段撼动人心的历史故事，展现了这所大学具有的永恒的魅力。

豆瓣上，2万人多人打出9.4的高分，在高考时节看，更多了一些复杂的况味。

01.南迁之路艰

时间来到1937年7月30日。

北平陷落后的第二天，日军对天津市区狂轰乱炸，四处纵火。

由于被日本定为“天津反日大本营”，南开大学遭到毁灭性打击。

这所闻名遐迩的世界学府，顷刻沦为片片瓦砾。

被日军炸毁的木寨图书馆

1937年8月，平津陷落的第二个月。

为了中华文脉不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联同南开大学，三校南迁长沙，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

“长沙临大”校址——湖南圣经学院

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离平南下，行至郑州时，遇到清华同事熊佛西。

熊说起北平城，人离开了，狗被丢弃。

可是被抛弃的狗，仍守在门口，不肯离去。

冯友兰听后，悲愤道：

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

陈寅恪之父，陈三立

硝烟弥漫，满目疮痍，举国震痛。

国学大师陈寅恪，正经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听闻日军占领北平，陈寅恪85岁的老父陈三立，大放悲声：

苍天何以如此对中国也。

从此拒绝进食，以死明志。

老父新丧，尚未从悲痛中缓过来的陈寅恪，面临一个严峻选择。

留在北京，日本人会逼他合作；

离开北平，右眼视网膜剥离的他，会失明。

但陈寅恪决不肯在沦陷区教书，与日本苟合。

于是他携妻带女，离开北平，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1944年，陈寅恪左眼视网膜脱离，双目皆废。

晚年却在助手帮助下，写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近一百万字的著作。

“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助手黄萱评价）

双目失明仍目光如炬的陈寅恪

1938年初，日军进犯中国腹地，长沙呆不住了。

三校决定，兵分三路，南迁昆明。

三校南迁路线

三批队伍中，其中一批叫“湘黔滇旅行团”，由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组成。

他们要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

翻越高山，跨过山林，躲避土匪，他们走了六十多天，走过3500里。

被誉为“教育史上的长征”。

旅行团为避土匪袭扰，在小道上急行

在如此艰险的跋涉中，师生们不辞辛劳写下一本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

并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收集了1000多首民歌，汇集成《西南采风录》一书，为当地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旅行团辅导团的先生们

此次旅行，深入祖国腹地，体会到了百姓疾苦，深深撼动了象牙塔中的英才们。

其中包括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

回首往昔，我们发现——

原来从长沙到昆明的长途跋涉，是促使闻一多先生走向殉道之路的第一步。

闻一多沿途写生作品

1946年7月15日，李公朴被害，闻一多在追悼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

下午，他被埋伏的特务袭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

蓝色的长衫在风中移动着，“我们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和平”，闻一多的话，穿梭在耳边。

02.有大师，才叫大学

抵达昆明后，建校舍成了当务之急。

清华校长梅贻琦邀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充当联大校舍设计师。

无奈经费一缩再缩，设计原稿中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改成二层。

后来，矮楼变平房，砖墙变土墙，土墙变铁皮，变茅草。

每改一稿，林徽因都会流一次泪。

梁思成一家与好友在昆明

尽管条件极度简陋，联大校舍还是在一片荒山野岭之中建起来了。

梅贻琦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尴尬条件：

“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

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窘迫之中，还流传出一段佳话。

某天，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联大三常委，巡视学生宿舍。

蒋梦麟见宿舍破败如斯，心中难过，一时忧愤道：

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个宿舍里。

张伯苓听罢，脱口而出：

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里。

梅贻琦见二人争执，出来打圆场：

如果有条件住大楼自然要住，不必放弃大楼去住破房；

如果没有条件那就该适应环境，因为大学并不是有大楼，而是有大师的学校。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是梅贻琦在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就职演讲中的一句话。

振聋发聩，影响至今。

（从左至右）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的确，在这所简陋的学校，汇聚了20世纪的中国大师们。

它拥有人类文明的璀璨星河，孕育了许多后世的大家英杰。

翻译大师许渊冲细数他曾经的国文老师——

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等等。

几十年过去了，许渊冲想起来还是很自豪：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国文课。

著名作家，“中国最后一士大夫”汪曾祺，当年还是联大的学生。

他在《人间草木》里回忆了闻一多上课时的情景。

闻一多开了十多门课，诗经、楚辞、古代神话等。

最叫座的是古代神话课。

不仅文学院学生听课，理学院、工学院的学生也去听。

工学院在昆明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越整座昆明城。

汪曾祺写道：

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

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汪曾祺最欣赏的还是沈从文先生，他追随沈从文几十年，文风深受其影响——平淡质朴，读来口齿留韵。

他回忆联大时的沈从文：

他（沈从文）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

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在北京中山公园

安静的日子没过多久，东躲西藏的生活又来了。

1938年9月28日，昆明大轰炸开始了。

《南渡北归》描绘了第一次轰炸时的情景。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倾泻而下，观看的人群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血肉横飞，

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当空乱滚。

之后，跑警报成了师生、市民的一项共同活动。

电影《无问西东》跑警报场景

历史学家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联大“跑警报”。

他说，梅贻琦五十好几，可是极有绅士风度，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

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吴宓更绝，他在“跑警报”的过程中，居然还读起了《维摩诘经》《涅槃经》《佛教史》等佛教书籍。

吴宓

当时炮火连天，偌大的中国，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

联大的师生，却能把处处变成课桌，在山洞下随遇而安，继续上课。

这份顽强与专注，刻苦与淡定，在乱世下尤为可贵。

《无问西东》里，头顶是飞机的轰鸣，耳边是教授的知识

但轰炸毕竟是一个悲剧事件，不小心就命丧黄泉。

据冯友兰回忆，华罗庚差点就被埋了。

空袭的时候，师生去“一线天”峡谷的最多。

有一次，一颗炸弹落在“一线天”门口，掀起的土把华罗庚埋了。

很快解除警报，附近的人才把他扒出来。

03.“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

联大的老师灿若星河，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联大的学生也熠熠生辉。

1999年，中国授予23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23人中，有8位出自西南联大。

包括因长期受到放射性物质折磨，而离开人世的邓稼先。

西南联大时期，杨振宁和邓稼先是同窗好友。

1948年，他们又在美国相遇。

一年多的时间，邓稼先就拿到了博士毕业证书，即刻回国了。

当杨振宁再次听到邓稼先的消息，已经山河轮转——

1964年，中国爆发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中国爆发第一颗氢弹；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而邓稼先，他昔日的联大好友，正是中国原子弹研发事业的学术领头人。

杨振宁也不甘示弱，1957年，他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值此辉煌时刻，他们共同想起了自己的恩师——

西南联大吴大猷先生，后被称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左）杨振宁（中）吴大猷（右）李政道

两位诺贝尔奖得主，都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老师的栽培。

杨振宁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他对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6年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左图杨振宁，右图李政道

多年后，那些外语系的学生们——

赵瑞蕻翻译了《红与黑》；杨苡翻译了《呼啸山庄》；巫宁坤翻译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刘缘子翻译了《人类的故事》。

许渊冲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李白诗选》《西厢记》等国学经典，译出国门，被誉为“诗译英法第一人”。

2014年，许渊冲获得亚洲第一个，“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他字句铿锵，自豪地说，我的根源在联大，我的根源是闻一多、钱钟书。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真正的大学才能让中华文脉不断。

那是炮弹轰鸣，永无宁日的时代；那也是群星璀璨，大师云集的时代。

那是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时代；那也是弦歌不辍，刚毅坚卓的时代。

彼时，有“三百年来一大师”之称的陈寅恪，在王国维的墓志铭上书写了十个大字：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钱穆在凄风苦雨中，完成他的《国史大纲》。

生死存亡之际，他要唤起国民自信心，给年青一代以希望。

那时，西南联大校歌，经过反复筛选，终于在1939年问世。

这首由张清常谱曲，冯友兰以《满江红》词牌填词的校歌，在昆明城响起：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校歌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振奋人心。

曾经的联大机械系学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说：

我就是想做一个人杰，为抗战出力，为建设出力。

那是物质贫瘠的时代，那是英才辈出的时代。

那时流落在荒野的他们——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一样孤苦无依；

却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般阔大的胸怀，包容雄伟的理想。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为树干而滋生。

穆旦用来纪念战友的一句诗，用来形容大师也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