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读书会 | 余平：哲学视域下的科学

原创 常识 常识

嘉宾 | 余平 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

文字整理与编辑 |乌图 不觉 dessert

编者按

《金枝》是弗雷泽所著的研究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人类学名著。此次常识读书会邀请到四川大学哲学系余平教授，以此书为切入点，从宗教聊到信仰再聊到科学，延伸到艺术与语言学的领域去探讨与科学的关系，那么处在「科学君临一切」时代的我们该如何去看待科学？望诸君在看完此文后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一）信仰与科学

「科学只是一种在世的方式」

读者：

科学可以算作是一种信仰吗？

余：

关于「科学」，我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引了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有一个词，具有无上的尊严，不管你是革命的还是保皇的，不管你懂还是不懂，都不敢对它说三道四，都不敢对他说不，这个词就是科学。」你看现在中国的每个人，不管是干什么的，都必须注册「科学」这个商标。知识社会学中有一个词叫「奇里斯玛」，是基督教用语，意思是任何社会存在运行中的「权威」。注意，这个「奇里斯玛」不是指通常那种外在的权威，那种由包装炒作或宣传轰炸而强行树立起来的权威，而是指任何社会只消「存在」，便总已经悄然在场的东西，并且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的根本朝向的东西。一个社会若没有这种「生存性」的权威，就不仅无法健康平稳地存在，而且在其存在的深处，必定是分崩离析的。若顺着这个视点讲，那么，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权威，就可以说的儒家或者儒教，（其实，这个说法很粗糙，甚至粗暴，因为所谓「儒家」，其几千年的存在，不仅受限于「佛」、「道」，而且与中国社会繁杂的的「亚文化」也共属一体。不过，我们大致可以把儒教看成是传统中国社会「明面上」的权威。）虽然期间改朝换代的战争动荡很激烈，但由于儒教这个「奇里斯玛」未变，这种动荡的结构本身却很平稳，就是说，它始终超稳定地运演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之中。然鸦片战争后，这个权威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西学东渐」中，不断边缘化乃至瓦解。于是，从西方蜂拥而来的各种「主义」、「学说」、「理想」、「思潮」等等的四面围剿下，这个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的「权威存在」，逐渐淡出中国人生存的表层乃至底层。

但是，作为存在性的权威，「奇里斯玛」对一个社会来说，是不能缺席或空场的，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的存在性权威奔溃之际，一定会有某种东西替补上去力图占据这个位置。这个替补队员，毫无疑问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科学」。但问题在于，科学这个替补队员是否在这个位面上站得住？

科学，乃是这个时代的权威，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权威，而且是「存在性」的权威。比如，企业要科学管理，农田要科学耕种，军事更要全面科学化；你体检的指标出问题了，你立马就会去川医寻求科学治疗；你的学习成绩不如别人，一定是你的思维方法不科学；某个城市在全国的排名、某个大学在全国的排名、甚至不同地方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都可以用科学去衡量。就是说，现代中国人从肉身到灵魂，统统处在「科学」这个词的笼罩之下。因此，所谓科学，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绝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学历低的人常常更相信科学——更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前面所引的胡适那句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作为一种存在论现象，科学似乎袭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奇里斯玛」位置。我那篇文章从「科学」这个词的中文翻译入手，就是力图显示这个词进入近代中国的「存在论意义」。看起来，说科学已成为当下中国人的信仰或生存底层的存在性权威，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是，现代科技的这种无孔不入的「强势运演」，其实只是人类历史当中很短暂的一个时段，即使在西方也如此（具体讲，西方从文艺复兴算起，也就是几百年，而中国更短，就算从鸦片战争算起，也不过区区180年左右）。但今天我们已经完全被科技的存在方式所迷惑，以为人类社会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和发展：现在是科学时代，过去是“前科学”时代，将来是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前后、发达不发达，显然只是一个量的规定。我以前有一个极端的说法：照这种“量”的思考方式，未来的人类只不过是今人的加强版或升级换代版，一如大灵通与智能手机的区别。显然，这不仅是当代人的狂妄，更是对未来人类生存肆无忌惮的侵权。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对现代科技有很深入的思考，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科技是人在世的一种方式，但绝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在这种方式还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就科学是人类的一种在世方式而言，的确可以说是我们的一种信仰，因为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仿佛在逻辑上存在要么是科学要么是反科学，就没有非科学似的。然而严格地讲，认科学是信仰，或以为科学可以取代信仰，只有在既错认了科学，也错认了信仰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在我们既不追问科学也不追问信仰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信仰与科学，这是两个极大的论题，非三言两语所能打发。这里只能简单谈几句。

什么是「信仰」即源始意义上的信仰（faith）？它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相信」（belief）,不等于五花八门的世内「信仰」（它们通常也被称为「信仰」，但实际上最多是「相信」，如各种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信仰，乃是人类所有活动的容身处，是人生存的意义之源。用舍勒的话说，信仰是人类一切可能的思考和行为的「绝对域」；而用蒂里希的话说，信仰乃是支配着人类一切世俗关怀的「终极关怀」。当然了，这种「绝对域」或「终极关怀」具有不同的显现或出场方式，如世俗迷信方式、宗教信仰方式、神学信仰方式。拙著《神仙信仰现象学引论》，对这些论题有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有兴趣可以翻翻拙著，这里就不去深究这些论题了。

那么，什么又是「科学」呢？科学的本质是什么呢？这当然又是一个大专题。我这里只强调一点。众所周知，「科学」这个词是从英文Science译过来的。Science除译为「科学」外，还可译为「学科」、「学术」等，比如「神学」就是一门Science，尽管这在我们中国人听起来很刺耳。Science作为学科，指向一种现代分类体系，指向被不同对象域严格界划开来的分门别类的专题领域。这本身就意味着，科学不可能是「绝对域」或「终极关怀」，因为这个可以加复数的Sciences，其本身便意味着「特殊性」自身，就是说，意味着源出于「绝对域」的特殊性本身，无论它怎样强势地君临一切和渗透一切。因此，既不「绝对」也不「终极」的Science，不仅不能取代作为「绝对域」或「终极关怀」的faith，而且作为特殊性本身，科学承担不起那敞开而又涌动不息的信仰-意义性生存的重量。

好了，我们前面那个问题，即「科学这个替补队员是否在这个位面上站得住？」，其应答是不是已然呼之欲出？

读者：

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余：

前面我们说了，科学只是人在世的一种方式。其实，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是非科学的。理论层面的科学，常常只是一种事后追加的解释。以水为例。我第一次到都江堰，发现岷江就在我的脚下，一伸手就摸到了，很激动。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水」。没有人一看到水，就说「我看见了H2O」，绝对没有。水总是以千姿百态的方式来与我们「照面」，包括以H2O的方式。「照面」的英语是「encounter」，就是「相遇」。在实际生活中，科学只是「一种」照面方式。只有当你学化学时，才说水是H2O，这时的水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与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相去甚远。荀子的《宥坐》说，水「似德、似义、似道、似勇、似法、似正、似善」，文章的最后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水之为水，不只对古人，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丰富的，开放的，而科学之水只是一种照面方式而已，虽然是很重要的一种。比如今天你第一次见一个人，肯定有一种感觉扑面而来。「感觉」是活生生的，远不等于一个干瘪的所谓科学概念：他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学生，一个教授等等。感觉要丰富得多！你看这个「感」字：上面是「咸」，意思是全部，下面是「心」；这就是说，心接住全部存在的袭来，就是「感」；「觉」是「醒」或「悟」的意思；就是说，觉悟到全部存在的袭来，就是「感觉」。所以，感觉是一个我称为「袭来」的整体，一种活生生的给予，即given，是一相遇就直接给予我的东西。所谓海德格尔现象学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

科学是什么？刚才你们说到定义。科学的本质是对象化。苏格拉底意义上的对象化，或者说，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方式，是我们中国传统中没有的方式，或者说，很弱、很边缘化的方式。妖魔鬼怪存不存在？上帝存不存在？当然不存在了。为什么？一方面也许是因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没有对象性：没有对象性就没有存在性；也就是说，只要你不能将这些怪力乱神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摆出来，它们就「不存在」。汉语有时很精准，比如「对象」这个词：对-象，就是被抛到我的「对-面」而显现出来的「象」。

所谓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方式，本质上就是这种对象化的思考方式。比如，我看到一片玫瑰花，被它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环绕着它的阳光、微风等等席卷了：哇，好美的玫瑰！事情绝对不是我首先有一个推论：「因为所有的玫瑰花都是美的，而这片花是一片玫瑰花，所以很美。」事情绝对不是这样发生的！这片玫瑰的美，在我一眼望过去的时刻，就直接就被给予了，作为「现象」直接活生生发生了。所以，所谓现象学，并不是一种从外面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海德格尔他们当年的基本意向本来就是：哲学必须介入实际生活，而且有能力介入实际生活。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虽然无数「现象学家」仍将现象学圈养在概念之中。

再回过来说科学的思维方式。前面说过，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方式，就是科学思维方式的本质。你说，这朵花好美！那么，什么是美？当你说这朵花美之际，你已经征用了「美」这个普遍的概念。这意味着，如果你不能界定美这个概念，那么说这朵花美就没有意义，因为那朵花也美，那个人也美，那颗树、那座山、那朵云甚至那块石头都很美。这样一来，你说的「这朵花很美」，就没有真正说出你想说出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规定「美」是什么，就是说，把它作为对象性的东西摆出，定义下来。苏格拉底开启的这种严格的追问-定义的方式，就是今天科学的思维方式。更具体的讨论，如有兴趣，可参见拙文《科学与科学精神之思》（《哲学研究》，1996年第10期，附件在后），这里就不深谈了。

（二）艺术、语言与科学

「作为一个作家、艺术家不要轻易去评价自己的作品」

「一门学科在被另一套语言所谈论的时候，它就死掉了」

读者：

艺术是科学吗？

余：

艺术怎么可能是科学！像我前面说的，现在是science君临一切的时代。我以前说过，一个人如果想当作家，就最好远离或克制那种概念性的反思。余光中有一篇文章，大概叫《德国之声》，那是我所读过的他的作品里写得最好的散文，非常好，我很感动。但是当我看他那本书的前言的时候，反差很大，写得真是一塌糊涂：他力图反过来自己评价自己的作品，并发表一些「美学」见解。显然，要思考就必须要有基础概念，而基础概念去哪里寻找？当然只能到反思性的美学-形而上学里去寻找，但作为一个「外行」，除了那些现成的陈词滥调之外，他还能找到什么东西？的确，在美学-形而上学领域，他说不出其他东西来。所以，一个作家或艺术家，不要轻易去反思评价自己的作品，除非你自己在这方面拥有荷尔德林天赋。海德格尔说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这并不是对他的一个抬高，只是说他能够以诗人的方式来思考何为诗歌，而且以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思考。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诗人中的诗人。通常的诗人是不思考诗性的，反正诗就这样写出来了。诗人必须克制自己的反思性，或者换一个说法，作为诗人，你的反思必须融化进你的那种直接性当中。当然了，作为一个不断追逐的艺术家，肯定有反思的，也需要反思，而且走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必然会反思。但是你的这种反思，不能在作品中以那种赤裸裸的反思形式来呈现，那样你就变成最低档的美学家了，你必须从概念性表述的地带退回去，即将你的反思「还原」作品的寂静之音。

作为一个本真意义上的作家或艺术家，只能以自己的作品本身来说话，而不是站在作品之外来讲话（如这样，就不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在讲话）。作品不是对象，不等于任何概念性思考的对象，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阻止对作品的概念性圈养，特别是在这个「科技时代」。

读者：

那语言是科学吗？

余：

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语言学到今天仍然不是科学」。索绪尔的抱负就是要让语言学成为科学，而要成为一门科学，就意味着必须是共时性的。共时、历时，是结构主义的术语。科学是共时性的研究。索绪尔举的经典例子就是下象棋，我觉得这个例子非常好，说出了他想说的东西。比如你去看人下象棋，发现现在再走一步黑棋就输了。这时，你去帮马上要输的黑棋这边的人出主意。你不会问：「你的第一步是怎么走的？第二步、第三步又是怎么走的？」他经历的这个过程不重要，他怎样走到目前这种状况完全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我要应对再走一步黑棋就输了的这个局面。这就是一个共时的结构。

从索绪尔开始，语言学被纳入进科学的范畴，即向科学的方式靠近。但是塔尔斯基对符号学语言学有个贡献，这就是所谓「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区分：被一种语言说着的语言，是对象语言；说着一种语言的语言，是元语言。索绪尔说语言是一个有规则的庞大严谨的系统，但当我们谈论或研究语言的时候，必然只能在语言本身中谈论或研究语言。这意味着，那个被摆出去被研究的语言整体（对象语言），并非那活生生正「说着」或「存在着」的语言（元语言）。这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在语言之外来研究语言，说着的语言，总是越出了作为一个系统的语言，无论是在语用学、语义学还是其他什么意义上都如此。罗兰·巴特说，人文科学的历史，就是一个元语言的历时面，就是一个纵深推进的历时演进；当一门学科被另外一套语言所谈论的时候，它就死掉了。这些都是语言学、符号学的一些常识性的东西。我们感兴趣的恰恰是元语言meta-language。如果按照我对meta的解释，元语言才是本真的或源始的语言，它与「我们」始终是共属一体的。我们确实可以把各种语言规则，如它的语义语用，摆出去，研究它们，从而把握它们。但正如一个人把握了诗歌的各种规则，绝不等于他就能写诗一样，这种被把握了的对象性语言，永远不是那与一切「我们」共属一体的、活生生生成着、而且不断重新生成着的「元语言」。然而，我们仍然会不妥协地追问：语言是什么？它究竟是什么？海德格尔的回答很完满：语言是，语言本身就是而且只是：语言。哦，语言问题是所有问题中最困难的问题，没有「朝向事情本身」的强烈意向及其长期的浸润，甚至根本就进入不了这个问题。如有兴趣，可翻翻海德格尔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特别是我的研究生课的必读文本：《语言》。

至于你们的「语言是科学吗」问题，我可用一个句子来回答：语言可以也必然被科学研究，但语言本身却绝不是科学。

（三）宗教与科学

「我们都是有限者，而且是不能跨越自己的有限者」

读者：

宗教原先的定义是什么，然后又怎样套用在了中国？

余：

不能说套用，但肯定是受了西方分类学（科学）的影响。中国人只有一种宗教：道教。首先，宗教和迷信、巫术是不一样的。虽然关于宗教的定义，有不同的说法，但大致意思都说要有自己的教义，如道教有《道德经》；还要有自己的group、教规、聚集地点等等。所以，我们要区分迷信和宗教。宗教这个词，在汉语中和西方英语中的「religion」是很接近的。「re」在拉丁语中是「回」的意思，「ligion」是（绑）的意思，回-绑，接近汉语的「宗-教」的意思。也就是说，只有当你形成了一个团体，并且有自己独特的信仰、经典、教规等等，也即构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个时候才叫宗教。所以在拙著《神仙信仰现象学引论》中，我区分了迷信、信仰、宗教信仰、神学信仰等等。

虽然所有的宗教都号称自己是普遍的，但实际上世界上有很多种宗教，如通常说的什么三大宗教，四大宗教等等。这是一个「刚性的事实」，这个刚性的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另外一个刚性的事实：任何宗教都只是一个特殊的宗教。宗教作为一种信仰，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甚至可以说它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解决生死问题。人生在世有关怀各种各样的事情，升学、结婚、升官、发财等等，但实际上，每个人的「最终关怀」是死亡问题，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迄今为止，能够系统而又细致地给这个终极关怀提供慰藉的，是宗教。

读者：

科学和宗教可以是共存、匹配的吗？应该怎样去看待科学？

余：

我大致讲这么一个意思吧。共存或匹配，这首先是一个事实。我们要说明的是：它们为什么是匹配的？刚才我说科学是刚性的，霸气的，是往纵深毫不犹豫地推进的。但这样的推进，会不会印证中国人说的那句老话：太刚易折。也许，信仰是对这种刚性的一个弥补或挽救。从现在的科学理念上看，整个宇宙无不处在科学的笼罩下，没有例外。人们对基督教有一个听起来致命的追问：上帝能否创造一块他自己都搬不动的石头？这个问题似乎使上帝陷入了困境。其实，这不是上帝的困境，而是你们有限者本身的困境，因为这样的问题只有站在有限者的立场看，或者说，只有将上帝降格为有限者，才构成这个所谓「困境」，而对于无限者来说，这样的困境是不存在的，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所谓无限者。我们知道，很多西方人一生下来就是教徒，就是说，作为人，他一开始就在神与人（包括人造物）之间，划定了一条不可僭越的信仰鸿沟，这条鸿沟弥漫到包括诸如科学、政治、艺术等在内的一切领域。所以，他们不会把一个有限者推到神的位置上去。据说凯撒每次打了胜仗回去，接受万民的欢呼，他的马车上除了他之外，后面总站着一个黑人；在万民的欢呼声中，这个黑人每隔20分钟就跨前一步，在凯撒的耳边说一句：你是人不是神，然后退下。估计这是个虚构的故事，但我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科学本质上不会给信仰留下空间，但当我们以为人类无所不能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另外一面，就总是会有类似的事件去提醒：我们是有限者，而且是不能跨越自己的这种有限性的有限者。这意味着，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今天拥有的知识，以及未来可能拥有的更高级的知识，根本上是有限的。当我们当代人豪情万丈地挟现代科学以令宇宙的时候，宗教信仰上的那个黑人就会跨上前来说：你是人，不是神······

也许，这便是科学与宗教最深刻的「匹配」吧。

另：后附上余平老师所著《科学与科学精神之思》与《哲学系复系60周年暨独立庆典致辞》文本，请在对话框输入「金枝」获取。

原标题：《常识读书会 | 余平：哲学视域下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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