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论·劳动丨新冠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劳动者社会升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新冠肺炎大流行对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已经超过了2008-09年的金融危机，各国的封锁政策造成国际人员旅行和物流交通的中断，加剧了相互交织的全球经济受到的影响，其中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面临的冲击最突出。全球供应链往往依赖于特定地区的专门供应商，加上追求零库存的“即时生产”技术的应用，一个地区因新冠疫情而封锁会通过供应链产生涟漪效应，对全球范围的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产生影响，并进一步将供给端受到的限制传递到需求端，结果导致生产链的所有环节，包括原材料生产，加工制造到运输销售都遭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打击。

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的制造业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出口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纺织、服装、电信设备、电子元件等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超过30%-40%，因此当一月份中国的工厂为了阻断疫情蔓延而关闭时，世界多个国家的汽车、电脑设备、纺织服装、机械五金等产业出现了零部件短缺的情况，导致生产放缓甚至中断。中国贡献了全球近20%的中间产品生产，这类产品出口的下降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尤其深远，比如说在全球汽车产业中，预计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缩减2%将会给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等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造成70亿美金的损失。由此可见，在垂直整合的“世界工厂”模式下，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且在新冠肺炎全球扩散的情况下展现出极强的韧性，发挥了对全球生产的稳定作用，这一点在口罩、呼吸机等医疗器械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正所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融入全球和区域生产网络的过程历经了30多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低成本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学者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或“世界工厂模式”。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有三个因素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第一是全球生产网络的裂变与增殖，在1970年代末，分散生产链成为主要的投资模式，产业的全球分工使得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向低工资地区转移；第二是亚洲地区内部的生产重组，在1980年代初，东亚四小龙面临生产成本上涨的压力而将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外包到低成本劳动力地区，特别是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先后进入中国大陆，推动中国逐渐成为亚洲生产网络的中心；第三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投资过剩，到1990和2000年代，日本、欧盟和美国在工业领域的投资放缓，而中国加入WTO使得来自这些国家的投资找到了一片有待开发的沃土。

中国一家外贸企业的员工在生产出口海外的电子产品

虽然中国深度卷入全球生产网络，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但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中国出口型制造业已经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首先是生产成本的上升削弱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沿海地区的制造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贵的情况，导致一批对劳动力成本特别敏感的企业开始向外转移，东南亚的后发国家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莞的台资企业裕元鞋厂，作为世界著名的的鞋业代工巨头，裕元在东莞的工厂最高峰时有12万工人，但现在只剩下1万多人，大部分的产能已经转移到越南和印尼。所以就产业转移而言，即使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供应链转移在成本敏感型的低利润行业已经发生，这是由国际劳动分工的“逐底竞争”本质所决定的。

而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可能会加快这些产业的转移或者回流速度，形成一种“近岸”或“就地”生产的模式，有学者称之为“慢速全球化”（Slowbalization）。相比于过去二三十年的“世界工厂”型全球供应链分工模式，在“慢速全球化”下，供应链将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更靠近终端市场的用户，形成相互脱离的区域性供应链，以避免被大流行高度破坏和被政府施加出口管制。此外，供应链的多元化以及核心产品和零部件的储备也将成为趋势，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的领导人已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将具有战略价值的商品和物资的国际供应链多元化，不能完全依赖全球市场和单一国家，可以预计，在后新冠时代，区域经济与生产将陆续崛起，而供应链的重构将会受到核心产品的关税壁垒设置的影响。

其次是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加大了中国制造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9年的中美贸易战都反映出欧美市场需求疲软加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均会对中国的制造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带来不利影响，而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更是恶化了这种外向型的出口依赖症，全球经济停摆导致外贸订单被取消已经让大量的中国制造企业面临生存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对于这一点，义乌商贸城的商家们感受最为强烈，“外贸基本无解了，最难的时候还没有来，下半年钱用光了，才是真的难”是他们当下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样的困境，“出口转内销”成为官方提出的应对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事实上，外贸出口和内需消费的不平衡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早在2008-09年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就遭遇过相似的局面，当时广东提出了“腾笼换鸟”的双转移战略，虽然在应用新技术，发展新产业的经济转型升级上成绩斐然，但是在内需消费增长方面仍难有突破。

这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粗放型积累体制意指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虽然工人卷入工业生产，但是他们并没有成为自己所生产产品的消费者。在这种体制下，虽然大量工人被雇佣，工作时间超长，制造出海量的产品，税收收入提高，但是消费的需求并没有跟上生产的扩展，唯有转向外部市场。而集约型积累体制揭示了一种把工人整合进商品消费圈的新模式，使得工人的消费成为内需的重要来源。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通过技术的进步和新型的工作组织来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人的收入来匹配生产率的增长，进而形成一个国内消费与内向型生产的良性循环。

从这个角度看，高度依赖中国消费市场的产业，虽然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转移，但是会面临市场增量不足的问题，比如汽车产业，中国的千人汽车拥有量在2017年时140台，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仅从数据看，消费市场似乎远未饱和，但是中国的收入结构显示高收入群体对汽车的消费需求已经接近“天花板”，但低收入群体迈过汽车消费的门槛仍然很高，而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失业率升高，开源不易，唯有节流，进一步抑制了消费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季度汽车产销统计数据显示销量下滑42%，显示出消费市场的不振。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有关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讨论需要把劳动者的社会升级发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从生产端看，廉价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而且在新冠疫情下，医疗物资的紧急生产和大规模出口更是离不开工人的奉献，而从消费端看，具备中等以上消费能力的劳动者是中国经济形成国内大循环的支撑。因此实现劳动者从低收入向高收入跨越是实现中国经济摆脱疫情泥淖，实现外贸出口和内需消费再平衡的关键。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体面劳动议程”的定义，社会升级涵盖了工作质量、社会保障、劳动权利和社会对话四个方面，并具体通过就业类型、工资、社保和工作时间等可测量的指标来反映。一般来说，社会升级往往伴随着产业升级而实现，不仅能提高生活的标准，而且可以维持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实践中，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动导向社会升级，比如大规模的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应用会导致工人失业，也可能在工人内部产生分配的不平等甚至两极化现象，因此制造业中劳动者工资的增加和工作条件的改善更加依赖于社会政策的调整与规制。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交通中断、强制隔离、停工停产等严格防疫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供应链中断、订单取消、工厂倒闭等次生后果，对劳动者的就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国际劳工组织6月3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疫情期间，全球第二季度的工作时间减少14%，按照标准的48小时工作周计算，相当于4亿人处于“失业”状态，这反映出全球就业形势的迅速恶化，而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5日公布的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0%，比去年同期高出一个百分点，印证了就业形势的严峻，特别是在出口型制造业工作的农民工首当其冲，有研究者调研发现国内几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基本上只能按照去年产能的40%-60%运转。

此外，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会成为新冠疫情下影响劳动者就业的重要因素，比如在零售业，使用服务机器人可以减少人际间接触和避免人群聚集，而在制造业，自动化应用速度也大大加快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口罩产能的提升，新投入的生产线几乎都是全自动的。新冠疫情期间“机器换人”技术的应用成为一种趋势，它对劳动者的挑战在于这些失去的工作机会在疫情过后可能难以恢复，他们将面对更加大的就业压力。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待解的难题，即如何在“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与“推动消费回升”之间保持平衡，就业数量的增加与就业质量的提高在当前的经济恢复与结构调整中同样重要。

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措施之一是提升职业技能培训的规模和质量，尤其是把农民工纳入到相应的培训计划中来，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企业关停并转带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为新冠疫情之后经济的恢复储备高质量的劳动力。统计显示，中国制造业农民工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比较低，反映出人力资本提高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技能培训有助于改善这一群体的收入结构，形成新的消费需求。举例来说，杭州一家工业机器人工程师培训学院的学员在经过三个月的机器人技能培训之后，起步平均薪资在6300元，由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技能短缺，不少岗位能够做到月薪过万，而经过一年的工作经验积累后，这些学员的薪资平均涨幅达到60%，部分学员能够实现工资翻倍。

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充当了“世界工厂”的功能，这是全球价值链在过去近三十年里不断结构化和系统化的结果，短期内有大的改变并不容易，所以供应链转移不必要成为当前学界和媒体讨论的焦点问题，因为对生产成本高度敏感型的企业会根据“逐底竞争”的规律自然转移，这是资本积累的空间调整，而市场依赖型的企业会根据市场需求和生产能力的变化作出产品调整和技术调整。

对于企业搬迁造成的年龄较大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在过去几年已经显现，对他们的再就业帮扶和社会保障需要精细的政策制定和落实。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全球政治经济将持续动荡，中国需要抓住产业链重构的机遇超越这一发展模式，从“世界工厂”转型为“世界市场”，形成较大的市场空间与较强的消费能力。这意味着在产业的转型升级中需要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积累模式。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本质上是低技能、低工资、低福利的新福特主义产业发展模式，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这一模式维持的经济增长是阶段性的，更是不平衡的。

德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启示

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过程中需要设立一个后福特主义的路线图，走高技能、高工资、优福利的产业发展路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靠投资新技术设备的产业升级，更需要相应的社会升级来支撑，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新技术工人在中产阶级中占比的较大提升。这个转型的过程并不容易，需要推动产业经济政策与教育政策、劳动政策与福利政策的协调发展。就此而言，被认为是发展模范的德国中小企业在创新、全球竞争力和经济危机中的韧性等方面的表现值得研究和学习。

德国的中小企业对提供就业机会和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具备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这些企业工作的技术工人能够获得有竞争力的工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跟大企业相当，这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体现，也是德国经济和社会保持稳定和成功的秘诀之一，因为中小企业不一定是面向全球市场，而往往依赖于国内市场，从需求端来说，如果就业高度不安全、收入高度不平等，这会导致规模性需求的短缺，进而削弱经济的活力，因此推动社会升级，实现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对德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尤其重要。

劳动力相对较高的技能水平有力支撑了德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力和创新能力，使其为消费者提供较好的产品和服务。发展经济学认为优质的教育培训可以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可以使得社会贫困阶层在教育培训上增加投资，因此，教育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发展，而是要嵌入在相应的经济社会制度设计中。

“双元制”是德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参加者一边以学生的身份在政府开办的职业学校里接受教育，一边以学徒的身份在企业实践他们学到的知识，这个教育培训体系由政府和商会共同投资，共同负责，学生/学徒每周一半的时间在学校，另一半的时间在公司，考试/考核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毕业后学生可以留在当学徒的企业工作。学徒制的另一个积极贡献就是可以降低年轻人的失业率，充足的学徒名额使得政府、商会、企业和工会可以合作为所有的失学人员提供学徒工作的机会。

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能是为中小企业培养高度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德国中小企业与其他国家的显著区别就是在人力资本上的大量投资，不仅包括学徒制，而且涵盖技术工人整个职业生涯。据统计，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在职业培训上的投资要比行业平均水平高50%，它们获得成功的特点就是高技能工人、低劳动力流失率，以及低产品不良率。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之下，德国财政部在今年3月推出了一项针对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救助政策，1-5个员工的企业可以获得9000欧元，6-10个员工的企业可以获得15000欧元，11-50个员工的企业可以获得25000欧元，此外，为降低失业对员工和企业的影响，德国开始实行短时工作制，由政府补贴员工工作时间不足部分的工资，4月23日紧急通过的补贴计划将支付比例提高到77%-87%，并为员工支付“短时工作”期间的社会和医疗保险。

德国的协调式社会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可供中国借鉴的模式，既在国内发展出强大的制造业经济，又保障了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当前中国的经济和就业问题均面临严重的挑战，决策者和研究者所提出的政策工具既要能应对眼前的困难，又要着眼于未来的进步，看似两难，又不得不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让市场的更市场，让社会的更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