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磊：一场事关新加坡“未来”的大选

作者介绍

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兴趣涉及东南亚政治、冲突与和解、非传统安全等多个领域。

7月10日，新加坡第13届国会选举落下帷幕。人民行动党再次以61.24%的得票率赢得了93个国会议席中的83席，继续执政的格局保持不变。

7月11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人民行动党宏茂桥支部。  图源：新华社

李显龙总理在选举结果公布的11日凌晨召开记者会时指出，虽然选举结果没有预期中理想，但是也显示人民行动党获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所以，“行动党会虚心接受选民给予的明确委托”。话语中难掩对选举结果的些许遗憾。

影响：新加坡真的变了

投票日当天下午，有朋友曾问及本届大选是否会有黑天鹅事件发生，并贴出了一组预测数据。虽然人民行动党在选前的两大热点选区东海岸和西海岸集选区均战胜了反对党，但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新划出的盛港集选区最终被工人党攻下，从而使得工人党接下来要服务的阿裕尼、后港和盛港3个选区连成一片，以至于新加坡媒体人士在直播时形容新加坡“地铁东北线的东北部近乎全线飘蓝（工人党的标志色是蓝色）了”。

盛港集选区由原盛港西、榜鹅东以及白沙-榜鹅集选区的一部分组成，作为本届大选新划定的选区，理论上来讲对执政党是有利的，而且人民行动党还派出了由黄志明部长领衔的竞选团队，四人团队中还有一位高级政务部长和政务次长，可谓是行动党各选区中实力不俗的梦之队之一。再加上，选前工人党团队的辣玉莎因为较早时候的不当网络言论再度发酵，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样看来，不论是从实力对比还是舆论氛围来看，选情都对黄志明团队有利。但是，行动党最终迎来的却是残酷的结果。这也再一次印证，在多元化的政治诉求面前，部长的身份与资源并不是万能的。

虽然本届大选工人党再次拿到一个集选区，成为自集选区设立以来唯一一家攻下两个集选区的反对党，但是，新加坡社会却并没有像2011年工人党攻下阿裕尼集选区那样惊呼“分水岭”。

这一方面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新加坡政治发展，尤其是反对党壮大的趋势已经有了心理预期的惯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新加坡的反对党日渐成熟，工人党对于多得一个集选区、前进党作为新成立的政党，对于全面开花的较高得票率已经可以理性对待。新加坡真的变了。

选战：选民给执政党上了一课

总体来看，2020年大选首先是新加坡政党的胜利。人民行动党再次获得多数选民的委托，将继续组阁领导这个国家进入第四代领导的新阶段，自然是选举最大的赢家。

而工人党的版图继续扩大，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获得国会席位最多的反对党，秘书长毕丹星也将正式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2019年3月底才注册成立的新加坡前进党在本届大选中出征9个选区，得票率普遍高于其他多家老字号的反对党，可谓全线飘红，虽败犹荣，为下一届大选奠定了良好基础。就连低迷多年的新加坡民主党在两个选区的得票率也有了较大的提升。

同时，2020年大选更是新加坡选民的胜利。孟德鲁曾指出，在选举中要想让少数人视多数人的愿望为合法，就必须“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有话语权的，即便这种权力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

新加坡最近的几次选举中，选民非理性偏好的问题已经日益凸显，以至于每次大选之前执政党都要呼吁选民不要仅仅为了制衡而投反对党，要从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与命运来慎重选择，也就是希望选民是理性的。

可是，随着全球性的反建制风潮以及年轻人求新求变心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于政治多元化的诉求日益高涨，对几十年来人民行动党所奉行的精英治国理念的认同感不断走低。

在很多选民看来，非理性选择带来的成本压力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点，为他们在投票时的任性甚至随心所欲提供了一个宣泄的理由。而这正是执政党所担心的。

本届选举盛港集选区落入工人党之手，对行动党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失败，而对于该选区52.13%的选民而言，这是他们的成功，他们用手中的选票给人民行动党再上了一课。

人民行动党需要反思的可能不只是盛港一城一地的得失，包括胜选但是得票率并不如“预期中理想”的其他选区，以及整场选举中的竞选策略和更宏观层次上的执政理念，也许都要作出深刻的检讨。

大选：“4G”时代的关键一步

自1959年执政以来，人民行动党先后经历了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代领导人。本届大选被视作是第四代领导人接受委托正式服务新加坡国民的关键一步，也有观点认为，这是新加坡进入“后李光耀时代”的真正起点。

如今，新冠疫情肆虐，新加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公共危机，第四代领导团队在疫情应对中的表现虽然可圈可点，但也因早期政策摇摆和疫情的蔓延而引发了不少批评。为此，李显龙特别强调：“将和国务资政、多位资深部长和第四代领导团队倾尽全力带领新加坡走出危机，决心把一个完好无损，运作良好的新加坡移交给下一个领导团队。”

“扶上马、送一程”的这一幕似曾相识。在2003年非典危机时，吴作栋与李显龙之间的权力交接就是这样完成的。虽然有2001年大选大胜的红利，但是面对非典危机，人民行动党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吴作栋更是表态，只有新加坡经济完全摆脱非典造成的阴影后才会卸任。最终，在战胜非典疫情后的2004年8月，李显龙正式接棒领导新加坡至今。

作为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者，王瑞杰在选前离开已经服务了9年的淡滨尼集选区，果断选择了选情最激烈的东海岸集选区，就凸显了作为领军者的政治担当。

当然，也有舆论质疑人民行动党在东海岸集选区53.41%的得票率与王瑞杰的副总理身份以及作为第四代领军者的地位不相符，从而得出行动党会继续历练王瑞杰，李显龙会延期交棒的结论。其实，这种看法对于王瑞杰过于苛刻了。

首先，离开自己长期耕耘的选区对于竞选体制下的议员而言，需要的政治勇气已经是非常人所能及，毕竟可能对选民心理造成两边不讨好的局面。

其次，面对一个全新的选区和选民群体，基本上意味着要从零开始。

再次，他所面对的对手是工人党的明星团队，也是在东海岸长期活动和服务的反对党团队，在此前的大选中早有不俗的表现。

所以，并不能因为东海岸集选区的得票率低于平均得票率，就质疑王瑞杰的领导能力。换言之，如果不是王瑞杰亲自领军东海岸集选区的竞选团队，行动党丢失的可能就不只是盛港一处了。

所以，新加坡政治领导层的更迭与权力交接可能会因疫情而延缓交棒，但如果将此归结为是王瑞杰个人领导能力的原因，是值得推敲的。

谋变：“未来”在年轻人手中

人民行动党在60多年的长期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是新加坡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的设计者，是新加坡模式的主导者和推动者，而这种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模式，也帮助人民行动党确立了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随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并始终保持在第一世界的发展前列，其硬实力的发展维持了明显的可持续性。

但是，近年来，在全球性反权威反建制浪潮的推动下，人民行动党在与选民沟通方面的软实力似乎出现了滑坡。很多新加坡人认为，与反对党相比，行动党的强势领导风格造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形象。现在的选民更加成熟，说教式告知“怎么做”的阶段已经过去，更多的选民开始问“为什么”。

所以，虽然疫情期间黄志明作为职工总会秘书长一直在为解决民生和提升就业而努力，但是最终还是失去了52.13%的选民支持；虽然新加坡政府针对疫情通过了新一年度的特别的财政预算案，为未来的新加坡布局，但是执政党的得票率依然整体大幅下滑；虽然贸工部用疫情危机下的数据提醒国民，在疫情冲击下经济萎缩下滑甚至走向衰退，但是危机中的选民非但没有重复2001年的选择，反而通过选票给执政党一个更大的提醒。

新时代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选民需要的是执政党足够的谦卑，以及可以因此产生共鸣的共情力与吸引力，而不单单是那些略显枯燥的数字。如果不变，未来丢的可能会更多。

新加坡在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段的发展中，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与选择，而本届大选对新加坡政治发展的长远影响也将慢慢展开。

目前，最直接的影响当是为国会反对党领袖确立法律依据。选举结果公布以后，李显龙即亲自致电毕丹星，祝贺工人党取得更多席位的同时也提出将正式指定毕丹星为国会反对党领袖，并会提供适当的人员和资源支持。

但是，目前新加坡不论是宪法还是具体的法律中，对国会反对党领袖都没有相关条款，具体的实践中亦缺乏先例，所以，通过立法的方式为国会反对党领袖这一身份提供法律保障，做到“有法可依”也是当务之急。

毋庸置疑，这是一场充满了变与不变选项的大选，也是一场事关新加坡未来的大选。在竞选阶段，各政党的竞选口号以及竞选辩论、演讲中大都在重复这个词：“未来”。选举已经尘埃落定，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党都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自己应有的尊重，当然执政党确实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是，民主政治的发展就是这样，人民变了，执政的理念、制度以及方式都要与时俱进，才能赢得选民和未来。新加坡的未来只在前方，在更高处，而不是相反。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2020-07-16

图文编辑/周一诺

责任编辑/徐坤阳 方柔尹

原标题《范磊：一场事关新加坡“未来”的大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