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退休的七旬村医：年纪大了，好消息早和我不挨边了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文 | 黄素素

指导老师 | 周睿鸣

编辑 | 王迪

“嘀……”，74岁的村医吴国栋坐在电脑前，再一次输入网址。半分钟过去，网页还是一片空白。吴国栋皱了皱眉，很快，拨通了熟悉的号码。

他给自己的孙子小伟打了好几通电话，说村卫生室和家里的电脑都登不上信息系统，村里很多人的健康档案等着填进去，催他回来看看。等待的时间越长，焦虑愈加灼烧。

古稀之年的数据焦虑

治病救人这事，吴国栋干了50年。刮风下雨，飘雪打霜，深夜出诊……病人来了，得赶紧治；病人不方便来，那就上门看诊，村医就是这样。

但是近几年，他常在电脑面前犯难。2010年3月新医改之后，他不仅要负责普通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康复等工作，还要负责行政村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卫服务内容繁多，工作量也很大。慢性病管理、传染病预防、疫情早期监测、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居家病人随访等，这些信息，都必须在电子系统和纸质档案中同时存档。日常就诊的处方单，也需要经过电脑记录，而后打印出来。

这就意味着，除了专业医学知识，吴国栋还必须掌握相关的电脑技术。这几年，吴国栋在摸索中也学会了一些电脑技能，大部分是孙子小伟一步步示范教给他的。遇到实在解决不了的难题，小伟只能远程操作；小伟放假回来，他心里便踏实。吴国栋专门找出两叠随访表，指着右边排版整齐的一叠说，这是小伟帮他排版的，好看，纸张只用原来的一半。

乡卫生院曾组织过电脑培训，但远不足以面对实际操作中的难题。读取器刷不出身份证信息，碰上病人多，只能先记在笔记本上，之后再补录。这样一来，时间和精力就要花上双倍。

吴国栋所在的村子，有400多户，共1700余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电子系统和纸质档案每个月都有更新，这一度让他头疼。堆积如山的表格在卫健室和乡卫生院两地不断转存，家庭随访、电话询问、数据填报占用了就诊外的多数时间。

村子里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常年不在家，多数会选择放弃签署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按照要求，吴国栋要给他们开证明，打印出来盖章才算数。对于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人来说，这是挺简单的一件事。于吴国栋，从编辑文档、排版，再到转机打印，每一步都不易。

疫情导致全国大学生推迟开学，小伟也是。那段时间，小伟来看望爷爷奶奶，住了几天。下午5点多，吴国栋从卫健室下班回来，径直就进了一楼房间，打开电脑。

吴国栋的妻子在厨房喊他吃饭，他嘴上答应，10多分钟了也不见影。她知道，吴国栋又在电脑桌前了，便让小伟去看看。又一个10分钟过去，小伟回来了，吴国栋没出现。那时，他正在坐在电脑桌前，给那些放弃签约家庭医生的人拟写证明模版，一字一句地斟酌。小伟说网上有类似的，修改一下就能用。吴国栋拒绝了小伟，自顾地拿出纸笔就开始写。

桌上的饭菜热了又凉，吴国栋的妻子知道他的倔强，也不去催，只是连连叹气。等小伟吃完饭再去房间，吴国栋已经写好了模板，照着纸上的内容，用手写输入法一个个地打进电脑。他有两幅老花眼镜，看电脑时，总是要换上度数更高的，以防出错。小伟帮吴国栋将剩下的内容输入文档，改了样式，教会他在不同的电脑上转存并打印出来，才抽空去吃饭。那天，吴国栋又掌握了一个技能。

其实，吴国栋人到古稀，也从未停止过学习。为了方便上班和出诊，他还学会了驾驶电动汽车。吴国栋的车要开到自家的后院，必须经过大门前的马路。他说，每次开到那段马路，只需按一声喇叭，妻子就知道是他回来，便停下手中的活，往后院去开门。等吴国栋到了，门总是开着迎他的。

被渐渐遗忘的一生

曾经，他也是一名“赤脚医生”，见证了乡村医疗卫生改革的巨变，更是亲历者。

1971年3月1日，大队党支部研究讨论推选他成为卫生员。在那之前，吴国栋是一名会计。他记得很清楚，几乎脱口而出。只是当年的吴国栋没想到，这个决定，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卫校培训毕业后，吴国栋将多数精力放在了基层医疗卫生工作。当时，除了给村民诊治常见病和慢性病，他还负责传染病防治、计划免疫和计划生育宣传。吴国栋家中墙上，现在还贴着计划免疫和健康教育的宣传画。

“赤脚”年代，村民的防病意识普遍较低，健康观念陈旧。吴国栋只能带上宣传单和医药冷藏箱，走遍村落，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山路难走，小路泥泞；吴国栋背起医药箱走在乡野的背影，没有人不记得。在儿童脊灰疫苗强化免疫工作期间，他也曾遇到过父母坚决不给孩子打疫苗的情况，四次登门劝说也是无功而返，他们甚至写下保证书，表明自己承担一切后果。吴国栋摇头想，要让村里的孩子们都健康长大，一个都不能落下。最后，他请来村干部和孩子的爷爷奶奶一起，不断做思想工作，孩子的父母才答应。当年，给自家小孩接种疫苗并非共识，也不是家家户户都能够承担起的。吴国栋的妻子回忆，他曾几次自掏腰包为困难户子女接种疫苗，他对村民的热心，早就超出了医生的职责范围。

深夜响起的电话，突然袭来的敲门声…… 吴国栋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背起医药箱，提着手电筒就往村民家奔去。有时一个晚上有好几个病人需要诊治，刚出门，其他人又找去家中，只好让妻子帮忙照看。冬天，打霜和积雪的路面很滑，夜路更加难走，不小心便会直接摔进田里。

生活条件好些后，吴国栋给家里添了辆自行车，花费在路上的时间便没那么长了。但若碰上不好的天气，危险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那天下大雨，吴国栋接到村民的看诊电话，便背着药箱，套上雨衣，骑着自行车从家出发。

南方多水，自然也多桥。吴国栋要去到病人家，必须经过一座木桥。平时，这座桥还算宽敞，桥底的水也不多。赶上下大雨，便形成了一个大水坑。经过桥面时，他特地减慢车速，几乎用脚推着地面，小心翼翼地向前骑去。但桥面太滑，雨水不断从雨衣的帽沿滴到镜片，视线也变得模糊，吴国栋一个踉跄，车子失去平衡，人、医药箱，连带着车子直接栽进桥下的大水坑。“嘭”地一声，水花溅起，经过的村民吓了一跳，小跑着下了桥。

吴国栋在村民的搀扶下起了身，很快，腰部、肩膀、膝盖各处的疼痛一齐袭来。检查医药箱，里面的药品并无大碍；自行车躺在水坑里，当场报废。叹了叹气，吴国栋抖抖身上的黄泥水，拎起医药箱便往前走。

雨还在下，村民甚至没来得及问，要不要扶他回家。望着吴国栋远去的背影，村民放下半抬着的手，也转头离开了。

直到就诊完回家，他才开始处理自己的伤口，手脚处倒只是一些皮外伤。但腰处和肩膀的疼痛却持续了很久。那之后，吴国栋的肩膀、腰部便经常酸痛。回忆这一切时，吴国栋平静的口吻，像是在述说别人的故事。

吴国栋目前工作的卫健室，是近两年建成的。在这之前，卫生所就开设在家中一楼。大堂内摆放了一张看诊的办公桌，还有一些椅子和板凳，多数时候给病人坐着，输液的吊瓶架常年放在一旁。一楼的左侧是药房，曾经摆放着木质中药柜，后来西药用得多，中药柜便闲置老化了。右侧的诊疗室里，摆满了文件和办公用品。现在，吴国栋经常把工作带回家，在房间的电脑桌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即便卫健室制定了上下班时间和轮岗制度，吴国栋还是24小时接诊。对村里人来说，不出门就能看病自然是最好的。卫健室建立后，他会尽量减少上门就诊，以避免好几个人同时需要就诊却抽不出身的情况，部分村民也渐渐习惯了统一去卫健室看病。但对于不愿外出，尤其是住在吴国栋家附近的老人来说，宁愿等他下班回家，托吴国栋把药带回来。

对吴国栋来说，工作和生活早已紧密交织在一起。病人来家里，他手里的农活便停下；在厨房吃饭时，听到大厅传来的喊声，就要放下碗筷。同在一个村的人们，即使没有亲戚关系，也非常熟络。吴国栋偶尔还会载着同村的人去镇上采购，办事。他们之间，不仅是医患，更是几十年的邻居和老友。有时，病人输液的时间长，吴国栋的妻子就会坐在大厅里，陪他们聊天。谈起门口的两棵桂花树，也说说自家的孙儿在哪读书。

村里的小孩，大多在幼儿园时期就被父母接去县城读书了，留下来的是极少数。小学越建越新，学生却越来越少。近几年，学校剩下两名教师，只需要给村里的四个孩子上课。

乡村教师和赤脚医生是同一年代产生的，因此也被称为“赤脚老师”。上世纪50年代，他们都是村民眼里“最可爱的人”。1985年后，“赤脚医生”这个名字不再被使用，也只有老一辈的人知道，乡村医生的根，从何而来。

20年前，中国25万民办教师进入编制，民办教师光荣地退出讲台。和吴国栋同一年纪的乡村教师，早在十几年前，就拿着退休工资，过上了慢悠悠的日子。20年后，乡村医生依然处于被边缘化状态，尤其是为基层医疗服务了几十年的乡村医生，慢慢被遗忘；到了花甲及古稀之年，也从未被看见。

下午4点30分的卫健室，阳光步步退去。观察室里，两位中年妇女坐在椅子上，打着吊针，不停地唠着家常。不过百米，声音听得很清楚。其中一位妇女讲得起劲，声音多是抱怨。可过了一会，又开始大笑。对面诊疗室里，吴国栋忙着给病人开就诊单，对于发生在观察室里的一切，听到的种种，他早已习惯了。

很长一段时间，诊疗室只有水笔摩擦纸面的声音。吴国栋左手拿着笔记本，右手抄着门诊日志，偶尔能听见他回忆病人信息时的小声喃喃。

没有后援的逆行

74岁，其实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不少人猜测，让他坚守在村医岗位上，是职业责任和荣誉感，也有些村民问及，他这样不分白昼地工作，是不是能享受到很好的待遇。

吴国栋在基层医疗服务的这些年，的确因出色的工作得到了一些荣誉和肯定。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的奖状，“最美接种医生”的证书，贴满了大厅的墙壁。证书，是乡卫生院的院长替吴国栋装裱起来的，他们都很开心。那时，他觉得，坚持下去，乡村医生总有一天会被看见。

我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吴国栋所在的村卫生室，属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医疗体系的最末端。

吴国栋是村子里最年老的医生，也被村民尊敬。可当村民问及待遇问题，他只能一边忙着手头的事情，一边摇头。在2010年之前，他的收入仅来自24小时不间断地接诊，对于可能出现的医患矛盾，也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尽管吴国栋没有遇到过医患矛盾和事故，但这种感觉，就像是孤军奋战，没有后援。

2010年3月21日，卫生部办公厅公布了《关于推进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的意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乡村医生在暂不改变农民身份的前提下实行聘用制，并在村卫生室执业，乡村医生的业务收入、社会保障和村卫生室的资产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补助，成了吴国栋最大的生活来源。而吴国栋反映，他常面临着任务量和补贴量不对等的问题，他所在的卫生室实行每月预发、季度考核的原则，然而季度考核推迟、工资构成混乱，是常有的事。

吴国栋要完成更多的工作，得到的收入却还不及以前。于他而言，坚守，更是因为别无选择，是内心的一份不甘和执着。现在虽然生活辛苦，但至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养活自己和老伴，吴国栋担心一旦退休，他连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工作的忙碌和生活压力，让他无暇思考虚无的成就感、荣誉感。

下班回家后，吴国栋往往顾不上休息，换了衣服就开始干农活，背起喷药箱往菜地去。他说，老伴最近身体不好。自吴国栋承担起基层医疗工作，家务和农活的担子大都压在妻子身上，妻子支持他的事业，却也担心他的身体。

两年前，吴国栋把家中的卫生所关了，被安排到现在的卫健室。卫健室一共2名医生，另一名医生姓许，比吴国栋年轻20岁。高中毕业后，许医生前往卫校培训；从业至今，也有30年了。

虽然未到退休年纪，许医生同样担忧自己的退休生活。针对医疗工作人员的退休待遇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补助三种方式。卫健室在业务上接受乡卫生院的指导，但在行政上却是村委会管理，不在编制内，也不享有任何养老保险的福利待遇。他也只能同吴国栋一样，每个月领取极低的退休补贴。直到2017年，他才开始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有个人缴纳40%，政府财政缴纳60%的福利。尽管退休后还要缴纳好几年的费用，许医生还是庆幸，终于迎来了一点儿希望。

而吴国栋的年纪，早就超出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年龄限制。

许医生时常替吴国栋感叹，也为自己的职业感叹。许医生觉得，乡村医生既无力，也零散。赤脚医生的时代，他们都是拿公分，甚至是比乡村教师更被尊敬的人。现在，村医在最底层。同乡的一些村医，甚至不愿意参加培训。黑暗之中，越来越少的人选择前进。

吴国栋村里，一共四名医生，另外两个被调到其他村。附近，即便不是空白村，也是退休返聘的老村医坚守着。许多医生不愿下基层或辞职，村医同样作为年轻人最不看好的选择。学费全免、生活补贴，甚至是事业编制，都无法吸引他们。乡村医生收入低、风险高、工作多、保障少，早已成为这份职业的标签。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吴国栋接连收到各种防疫工作，疲累的同时，村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1月中旬，吴国栋接到一项工作。一对夫妇从湖北回来了，卫生院安排他每天去夫妇家中测量体温，加上家中的老人和孩子，一共8口人。起初，吴国栋一天得去3次，给他们定时测量，而卫健室物资紧缺，他连口罩都要紧着戴，更别说其他的防护设备。

家人知道他要亲自去给隔离人员作检查后，格外担心。通过手机中不断接收的疫情数据和消息，他们越加明白，此次疫情，没那么简单。他们只能一边理解吴国栋的工作，一边在吴国栋每天出门前，备好新的口罩放在他的衣服口袋里。

庆幸的是，那家人最后身体并无异常。没过多久，疫情逐步在各省市浮现，村里展开全面防疫，村民才开始有了防疫意识，而吴国栋也迎来了更紧张的防疫任务。

在村口卡点站岗测体温、排查外出返乡人员的一个月，他每天中午回家都是匆匆吃饭，又匆匆地走，没有一天落下。遇到村里有人生病必须找他，吴国栋就几个地方来回赶。

他的女儿心疼父亲，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乡村医生，可常常忘记他也是个70多岁的老人。黑发丛中悄悄冒出的白发，快要占领主导地位；吴国栋向来将身板挺得笔直，还是没能战胜时间的打压，后背渐渐凸起了一块。

抗疫是大事，吴国栋心里愿意，也认定是他应该做的。当年的非典他也参与过抗疫，而老人最盼望的是团圆。今年，他的儿女们都从外地回来了，四代同堂，几年难得一次。可是他们能一起吃饭、聊天的时间少之又少。疫情逐渐退去，村里不再需要站岗，儿女们却因工作去往外地了，家里恢复了以往的空落落，吴国栋嘴上不说，却时常翻出手机相册中里家人的照片。

早前，防疫任务刚安排下来时，吴国栋收到消息说村医有每天300元的防疫补助。他心里是欣慰的，倒非补助发放有多少，只是觉得村医的努力被看见了，意义便不一样了。往后一个月，吴国栋看到有关一些医务人员防疫补助需要重新界定的新闻，心里便凉了一截，不禁怀疑村医被看见的那一天，会不会更晚。

另一边，卫健室早已恢复正常看诊。吴国栋再次开启日复一日的忙碌；休息时，充盈心中的失落还是会喷涌出来。天气回暖后，他抽空会去照料院子里种的花；蹲下看看，不经意间开出一朵，生活似乎变得盎然生机一些。

几周前，我把一篇有关“河北省多地发文允许乡村医生开办个体卫生室”的推文转发给吴国栋。2小时后，他同样给我发了一篇题为“广西南宁村卫生启动‘乡聘村用’管理模式”的文章，只是依然附言，“年纪大了，好消息早和我不挨边了。”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媒体融合》课程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