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去非洲做公益？

原创 Pannipipa 三明治

文｜Pannipipa

编辑｜胖粒

非洲已经被足够多的偏见给堆砌起来了，我不愿意再往上添加一片砖瓦。在真正踏上这片大陆之前，我提醒着自己不要被网络上关于非洲战乱、瘟疫的只字片语所充斥，要留有充分的余地，让自己保持开放的心态。

通过一段三十分钟左右黄尘滚滚的路，破烂得仅剩一个铁架子的校车左拐，走进非常颠簸且狭窄的小路，路上看到几个身形瘦削的小孩提着黄色的油罐笑嘻嘻地和我们擦身而过，其中一个光着身子。

我们到了住宿的地方，这是校长在我们来之前找了许久，和老板磋商了几番才把价格谈至符合预算的小旅馆。原本要十美金一个晚上，但因为我们要长住两个月，最后谈妥是五美金。

环绕四周，这像是本地人的村落，旅馆不在大路边上，甚至可以说有点隐僻，心里并不踏实，但也别无他法了。人生地不熟，通过各种App和网站并不能在附近找到其他旅馆，我们住下来了。

老板让我们从所有的空房间里随便挑自己喜欢的，左右探头查看完全部房间，也就是五六间后，我选了一个空间相对宽敞，墙色比较顺眼，卫生间看着相对清洁的房间，并没有太有犹豫的空间。

这是一个六七平米大的房间，中间摆放了一张超大的双人床，这让人有点意外，老板说这是这里最贵的房间。双人床上方正地挂了一个白色蚊帐，这点倒是让人安心，起码不需要过分担心被蚊子咬了得疟疾的情况。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一台挂在墙壁上但打不开的小电视机和一张蓝色的塑胶椅。

没有热水洗澡，老板说不是问题，他会让女工给我烧，放到油罐里给我送过来。虽然麻烦点，但以前上初中也有过一段日子是这么过来的，也就觉得还好，总比没有热水好一些。

热水是我出门对住宿的两个基本要求，除了洗澡用的，还有拿来饮用的，老板便让女工给送来了一个热水壶。但这是旅馆里唯一的一个热水壶，到了下午要洗澡的时候，女工会把热水壶要走，过好一会才又送回来。

我和小伙伴步行到大马路边上的中国超市买了点必需品。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还能看到中国超市确实让人觉得惊喜，问了老板他们说是浙江人，今年把儿媳妇也接了过来，很少回国了。

向摩托车司机问路时发现背后的中国超市

后来才知道的，在非洲的中国人圈子里有流行这么一句话，离不开的非洲，回不去的国。这话在刚到非洲不久的我听来，总有那么点辛酸的意味，但每次听别人讲，他们话语中都带点洒脱，而非无奈。

顶着一张黄皮肤的脸走在路上，总是会听到孩子们朝我们喊“Muzungu”。“Muzungu”是乌干达当地的语言，意思是“白人”。孩子们看到和自己肤色不一样的，都管他叫白人，不管他实际上是黄种人还是白种人。刚开始的时候，听着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大概是因为这和自我的认知结构产生了冲突，并不能接受被和白人划分为同一类，但后面听多了就习惯了。

到了晚上并没有什么娱乐。网络特别不好使这点不说，还经常停电，导致手机和电脑都不敢拿来刷太久。唯一一次看电影是小伙伴强烈推荐看的《黑客帝国》，看到一半就停电，小伙伴的电脑用没电了，就换我的电脑来接着看。

停电了，问女工什么时候会来电，她总是回一句“Soon（很快）”。然后可能过了两三个小时才来电。上小学的时候就学习伟大的爱迪生发明了电灯，但从来没有比这时候更让我深刻且真切地体会到电灯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多么伟大的发明。

还真别说，《黑客帝国》这部经典电影流露出来的年代感，和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小旅馆所展现出来的八九十年代的朴实和落后感，放到一块还有点相得益彰的感觉，别有一番韵味。

我要是一开始说，“我是在非洲做公益的”，常常会迎来这么一阵最怕空气突然安静的微妙气息。这是对方完完全全意料之外的一个回答。公益两个字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恍惚，还加上非洲，这确实需要一点时间去怀疑下自己的耳朵，再去消化句子的内容。

然后人们的问题会一个紧接着一个，你为什么会去非洲，你在非洲做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公益，你一般都待在非洲吗等等，话匣子一下被打开了。显然，话题之初，相比起公益，非洲牵引着大家更大的好奇心，这在公益还没有渗透到大部分群众的语境下也是合情合理的。

谈话中，时常会听到大家对我“高尚人格”的评价，但我都会一一婉拒。我不是圣人，不是怀着改变世界的远大梦想去做公益，也不是为了拯救人类而去非洲，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远离群众的人设，更加不乐见人们给公益冠予至高道德线的现象。

其实去非洲做公益，不是一件那么沉重的事情，起码作为当事人来说，我不这么认为。脱离字面上给人的感觉，如果我们有机会再深入地聊聊这几个字背后发生的故事，原来死板的会变得生动起来，无趣的会变得有意思起来。

在国内，对于海外援助仍然不乏质疑和争议的声音，比如常见的“国内还有那么多孩子上不了学，你还去资助非洲的孩子”。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取舍的问题，两者是可以并行的，我帮助国内孩子的同时，我也可以去帮助国外贫困地区的孩子，这是一个大前提。

其次，在某些社会问题上，公众的理解实际上是固化或者滞后的。就拿资助孩子上学这件事情来说，一个国内专注于乡村孩子教育帮扶的机构负责人在一次对话中说过，现在一对一资助已经不再是刚需，国内的很多贫困地区孩子都能上得起学，他们现阶段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上好学，也就是教育质量改善的问题。然而他们机构接受定向捐助最多的项目是一对一资助，为了把钱花出去，他们需要刻意去找寻那些仍然需要资助的孩子来为捐赠人做匹配。

也就是说，这个钱在国内更有效的转化是用在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上，而非继续大量涌进一对一资助项目中，但公众的普遍认知还停留在后者的印象里。而相比地，在国外的贫困地区比如非洲，在讨论“上好学”这个问题之前，仍然面临着“能上学”的实际问题。

中午一点，午饭时间到了。

孩子们一蹦一跳地冲出教室，来到厨房门口，从低年级开始到高年级排起长长的队伍来，一个紧挨着一个，轮流在厨房窗口领午饭，完了以后移动到十米之外的学校礼堂里去享用今日的午餐。

下课了孩子们排队领午餐

今天是星期五，水果日，午餐菜单是米饭、豆子和西瓜，孩子们最爱吃西瓜了。

那天午饭吃完以后，碰巧让我看到了好玩的一幕。孩子们把吃剩的西瓜皮当作是滑板，踩在光滑的水泥地上玩了起来。几十个孩子踩着西瓜皮四处穿梭，地上划出了纵横交错的水痕迹，礼堂内充斥着孩子们哈哈大笑的声音。这里瞬间变身成为了溜冰场，只不过踩的不是溜冰鞋，而是西瓜皮。

同时礼堂的一个角落里，几个孩子打起了非洲鼓来，引来了一群孩子的围观。这完全是即兴的表演，又或许这称不上是表演，在孩子们的角度上看，这只是他们玩乐的方式。几个孩子站到一块敲打着不同大小和形状的非洲鼓，没有提前的预演或排练，合奏起来的节奏居然是那么地好听，一双小手拍打出来的力量感也不是闹着玩的。

记得有一位校长曾经向我们反映过，自从孩子们在学校吃上了午饭之后，放学回家的时间也变晚了。以前一放学，饿了一天的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收拾好东西赶回家问妈妈要吃的，但现在放学了之后，孩子们会留下来，和同学们在学校一起玩一会再回家。她当时特别真诚地说，我们不是一直待在学校里或许看不到前后的变化，但是她看到了，并且感受十分欣慰。

看着眼前的这番景象，我似乎能感受到她所说的心情。原本只是安静享用午餐的礼堂，大家吃饱了午饭以后变得闹腾了起来。被西瓜皮擦了个遍的地面让我很难不去想该怎么去清洁，但实在是被孩子们的精力充沛和天真感染到了，并不愿意去向他们喊停，也不希望老师们进来打破这一刻的快乐。

这是一顿简单的午餐，是一份简单的快乐，但足以让不想上学而辍学的孩子们重新回到校园，让不重视教育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们吃上饭而送他们去上学，这是一个迂回但有效的策略。

在非洲的贫困地区，仍然有许多父母不愿意花钱或是没有钱送孩子去上学。每个学期刚开学的两周，出勤率都低得有点难堪，因为大部分的学生会由于欠学费而被学校遣返回家，只有他们交上学费了才能继续上学。5万乌干达先令一学期的学费，差不多100块人民币，有些家长需要分期付款，要是下学期开学前还没有结清，孩子就不能继续来上课。

也有的情况是，孩子们不想去上学，或许是觉得学习没意思，或许是因为肚子饿学不进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靠喝水度日的孩子，我们怎能期望他乖乖地坐在教室里，专心地听老师讲课，认真地学习课上的内容；一旦孩子们学不进去，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他要中途辍学也不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

没有屋檐的临时教室

但通过为在校生提供一顿午餐，情况变得不一样了。为免受饥饿的折磨，孩子们再不愿意也会回到学校来。一位老师曾经给我们分享过这么个故事，有一天午饭时间到了，她从办公室出来隐约地看到远处有一个穿着他们学校校服的学生躲在树后面，她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那个学生当天请了病假，不能来学校，但是她还想吃学校的午餐，所以就从家里跑出来了。

对于家长们而言，他们不愿意花钱供孩子上学，是因为这在他们看来是一件低回报的事情。钱花出去了，并不能立马得到回报，那还不如让孩子辍学在家帮忙干活或是出去工作赚钱。但如果孩子们能够在学校吃上午餐，这等于是变相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那么家长还是会愿意送孩子去上学。实际上，自从这些学校开始提供午餐以后，他们的入学率都有了一个明显的升幅。

需要承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许多孩子和家长尝不到上学的甜头，所以不去或不让孩子去上学。要改变这现状，要想得到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去切身地体验到这个甜头，而不是一个劲地去给他们灌输学习是唯一的出路，受教育能够在未来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云云，尽说些听得见但摸不着的东西。

在这个方案里，充当甜头角色的是那一顿午餐，只要孩子去上学，就能吃上营养均衡的午餐，用不着挨饿。这顿午餐既看得见，也摸得着，即便它和学习没有最直接的关系，但成功地把大家招进来了教育这个圈子里，确保孩子们都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这叫做有条件的甜头。

关于有条件的甜头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像助学金的发放，与其是直接将助学金拨给学校，我们会将资金发放到学生家长的手上，条件是他必须要保证让他的孩子继续上学，至于这笔资金如何使用是他个人的选择。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后者的方式会比前者有效且可持续。

若不让孩子上学，家长可以省去一笔学费，可以让孩子在家帮忙干农活，甚至可以让他们出去打工赚钱。而一旦让孩子上学，他们不仅需要交学费，还失去了一份劳动力或是本可以获得的工资。这笔奖学金对于家长而言，就是对他们送孩子上学而蒙受的损失的一笔补偿。

有了这笔补偿，家长不再认为送孩子上学是一件受损失的事情，反而他们会觉得，如果不送孩子上学就会受损失，由此通过提供助学资金的援助来确保孩子可以受教育的目的就达到了。

以前我总是让别人猜我的前任是来自哪个国家的，不好猜中，但说出来多少都会有点印象，能联想到地理书上讲到的巴拿马运河。虽然我觉得，即使没有认识他，出于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我也还是会去非洲；但可能当时的决定，还是多多少少有受到他的一点影响。

“我相信任何肤色的人都是平等的。尽管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我也坚信人种平等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只是在和Felix以及其他黑人朋友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黑人长期被奴役和欺压的历史以及在现代社会里仍然遭歧视的现实，似乎让他们无法不在意自己的肤色，有的还因此形成了自卑的心理。

观看《战狼2》的时候，女主角瑞秋医生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爸爸说过，十万年前，人类走出非洲，非洲是现代文明的摇篮，当自诩文明的人，再次来到非洲，带来的却是苦难、奴役、疾病，还有战争’。当下，我被触动了，因为Felix曾经跟我说过相似的话。”

翻出来了之前写过的一段话，是在第一次去非洲前写下的。

刚开始去到非洲，我发现和前任相处的四年时间，很好地帮助到我快速适应当地的生活，比如黑人英语的口音。非洲人的英语口音属于比较重的，一般来说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听上去都会较为费劲，常常需要对方重复说过的话。这方面我相对来说适应得还好。

和前任讲了四年英语，我很熟悉黑人一般哪些音比较发不准，哪些是黑人常用的英文缩写，哪些是不符合正统语法规则但黑人习惯性使用的英语句式。记得上大学那会，我还就这个写过一篇对比非黑人rapper的歌词对比分析，曾经的一腔热血，现在想想真是作死自己。

像黑人一般喜欢长篇大论的倾向，我也早被前任磨炼得不再受干扰了。经常在一些相对严肃或者隆重的场合，黑人发言的时候一上来就先抛一大段无关紧要的话来作为铺垫，听半天还没有讲到重点，这不时会惹毛那些非常注重效率或者说性格急躁的小伙伴。

而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在当地负责执行工作，跟当地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比起效率更为重要，所以与其强制推行我们自己奉行的一套高效工作法，我会选择采用他们的套路，学着他们讲一些建立情感联系的套话，再逐步将会议重点娓娓道来，也算是一种入乡随俗的行为吧。

不过说到这个，其实在当地也不乏中非之间因语言不通而产生误会和摩擦的情况，这点在之前监管一个学校援建项目的时候深有体会。当时负责建筑工作的是一家中国公司，包工头是中国人，英语能简单沟通，对本地人抱有较重的偏见。校长是一位牧师，品行较为端正，也很热心，遇到问题可以通过沟通解决。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援建项目，很多专业知识都需要国内设计师远程指导，但整个项目实施下来发现，比起建筑本身，更棘手的问题其实是如何调和包工头和校长之间的矛盾。当然，用设计师的话来说，建筑项目上甲乙方之间出现矛盾是很正常的。只是当这个矛盾建立在文化差异和偏见之上的时候，在矛盾调和上则需要更多的沟通技巧，除了把建筑问题本身给解决以外，还得在不进一步加剧偏见的前提下安抚好各方的情绪。

那会跟这个项目确实挺糟心的，很怕接到包工头的电话，因为每次来电总是投诉校长哪里不配合或是跟他们要钱，但当我再拨电话过去问校长，了解清楚具体情况之后就会发现，这只是一场误会，然后我需要再给包工头从头到尾解释一番，而包工头听完常常是不以为然，并不会为误会感到抱歉。闹得狠起来的时候，包工头还曾经在校长面前把图纸给撕了个碎，让工人们停工撤退。说实话内心挺替校长打抱不平的，但为了项目顺利完工，经常委屈了校长多番忍让。

我常常想，只要我们英语稍微再讲好一点点，对待当地人再多一点点耐心，少一点点偏见，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冲突，但这样的要求并不现实，尤其当我们认识到来海外打工的中国人中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农民工群体。我们知道，这个话题再延伸开去，讲的就是中国员工和企业在非洲本地的操行问题，再往上拉升就是国家的形象问题，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似乎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目前肯尼亚虽然放宽了防控措施，但实际上确诊病例仍在呈指数式增长。六月份的时候，原本总统宣布学校从九月开始复课，后来却又指肯尼亚的疫情会在九月出现峰值，所以复课往后延到明年一月。在这情况下，我们在贫民窟里开展的校园午餐项目从三月中就一直处于搁置的状态。

说实话，没有了在学校提供的午餐，孩子们每天是怎么过日子，我很难去想象。很多孩子本来就只靠学校提供的一顿午餐来填饱肚子，现在没有了学校的午餐，家里收入在疫情之下又是一个严重不稳定的状况，根本没办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撑家里的食物支出。受困于这样一个雪上加霜的境地，大家每天的日子过得怎么样，我没法去想，也不敢多问。同样地，项目开展不来，不可进出贫民窟，无处发力的无奈，也给我们带来了不知该往何处宣泄的心理压力。

疫情之初来自非洲孩子们的应援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周初，我们的抗疫粮食包终于给一部分学校的孩子们发放出去了。当前学校处于停课状态，无法继续提供午餐，经过商讨后我们考虑对原有的项目模式做出更改，将资金用于采购粮食包发放给孩子们，用于支持他们家庭的抗疫。

我常常说，来到非洲工作和生活，使得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变得更加完整。在这之前，我有机会见证和经历了不同的文明和发达的社会，看到她对真知、科学、理性的渴望和拥护，看到在相对完善的社会制度如何有序且有效地支撑着她的运转，看到普遍受过基础教育的人们在是非对错上有较为统一的共识，会主动批判不公的行为，以此为正义正名。

但是在非洲，我看到与这不一样社会样貌，这里是一个尚未被文明完全开拓、相对原始的集居地，那些来自于文明社会的常识在此处并不总是通用。写到这，我发觉这番描述，似乎非本意地将非洲与非洲以外的文明社会做了优劣之分，而实际上我想要表达的是，正因为和长期以来经历的社会不一样，非洲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不熟悉的，有时候甚至是带有恐惧感的，我需要时常训练自己用跳脱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而非拎着内心早已炼成的那把熟悉的尺子去衡量眼前的一切。

原标题：《我为什么去非洲做公益？｜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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