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梦见天资好、又用功的中国青年，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

近日，一位叫钟芳蓉的考生让“考古专业”频上热搜。作为湖南耒阳的留守女孩，她以676 分的高考分数，获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好成绩。而她却因报考北大考古专业，受到一众网友的质疑，“没钱途”“毕业后不好找工作”等评论不绝于耳。

8月2日，钟芳蓉开通微博称：“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受到樊锦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先生的影响，所以报考了考古专业。”

得知此事后，樊锦诗与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一起，为钟芳蓉送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一书，并写信鼓励她：“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8月3日，钟芳蓉连夜回信表达感谢。

钟芳蓉

此事让“考古学”这一冷门专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考古到底是个怎样的专业？它真的没有前途吗？为什么大众对考古的认知如此稀薄？考古学如何重获公众的尊重？

希望这两篇短文，能为读者解答一些困惑。

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

文 | 张光直

张光直（1931年4月15日—2001年1月3日），台湾“中央研究院”前副院长、院士，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当代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著有《古代中国的考古》等。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

首先，我要向他道喜，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前途无量的学科。我不能说考古比别的学科都有出息，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多，人人有机会做突破性的贡献。同时，要考古一定要做田野工作，我想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在精神上的享受了。可是，换过来说，我也要警告他，你假如想发财，最好去做别的行业。

我要告诉他的第二件事，是要敬老尊贤。考古学这类人文学是科学也是艺术。抓问题，找答案，固然有科学原则可循，但一生堆积起来的经验，常常是一个学者最大的本钱。可是，我也要告诉他，我们这一代的老年学者，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背着沉重的包袱。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要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同时，我最不赞成中国传统上的师徒关系。去找老师学本事，应是跟他“学”，不是“跟”他；他给你教育，是“教”你，不是“带”你。你要去许多老师那里去汲取每个人的精华，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创造成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只“跟”一个老师，了不起你跟他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

张光直先生在二里头遗址

第三点我准备说的，是要建议他不要把他要念的书限制在考古学内。最理想的是要将所有有关中国史前与上古的学科都搞熟悉。我们常常把本来是人工区分的各门学科当做现实的范畴，说我要做这个便是这一行的，要做那个便是那一行的。所以学考古的便不搞古文字，学上古史的便不去田野。可是今天再这样做便是作茧自缚了。你要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话，除了学石器以外，至少还要学地质学和古生态学，要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就还得学植物地理学和原始社会学，要学三代历史的话，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你看，念考古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就成了，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大概他们都爱听。就是说，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为什么说他们都爱听这个话呢？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想出国去念书，我这个说法给出国留学生撑了腰。可是出国跟比较研究是两回事，我对他们在那里学这些洋玩意并无意见。

（原刊《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后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7年）

一个考古读者的希望（节选）

文 | 李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先秦考古研究及中国古汉语研究。其主要著作有：《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自选集》等。

前些年，《读书》杂志组织过一个关于“考古围城”的讨论。参加者，除陈星灿先生是城里人，其他人和我一样，都是城外人。有的前辈不以为然，说这是虚构的问题，考古是个自我满足的系统，城中之人绝未打算出去，城外之人也休想进来。

我看，如果真是这样，这个会也就不必开了。因为，如果没有出来进去行内行外的沟通，还谈什么“传播”。你只要把该挖的挖出来，记下来，存档查档，也就够了。公众不读考古报告，也读不懂考古报告，这没错，但沟通并非不可能。我说，考古需要知识的普及化和通俗化，这不等于说，考古报告也可以通俗化。相反，我强调说，这需要转换，而且是很复杂的转换。我理解，考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我说的转换，是指由考古材料生发，还有多角度的进一步思考，还有二级、三级的再创造。这绝不是纡尊降贵，像幼儿园的阿姨跟小孩讲话，故意娇声嗲气，逗他们玩，而是把考古提高到历史、文化的层面去理解——对公众是普及，对专家是提高。这种沟通，当然，最好是由兼具专业知识和公众眼光的专家去做，但非常难。

实际上，经常都是借助于某些过渡层次，借助于某些边缘学科和边缘人。我在纪念张光直先生的文章里曾说，国内国外需要沟通，沟通是伟大的牺牲（常常里外不是人）。考古内外的沟通也是如此。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不必太多，但绝不能没有。比如，没有学古人类、古动物、古地质、古环境和人类学（或民族学）的专家参与，新石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冶金史和古文字的专家参与，先秦文献和历史都糊里糊涂，商周考古怎么搞；没有学艺术史和工艺史的专家（包括从事古建、石刻、金银器、丝织品、瓷器和绘画的学者）参与，没有研究中西交通和西域语言的专家参与，汉唐考古怎么搞。这都是很明显的道理。现在，撇开这些协助，考古报告已没法写。

很多年前，我当研究生，受过教育。有个老师上课，一上来就讲“划清界限”，一是同历史学和民族学，二是同文物研究和艺术史研究，三是同金石考证和古文字学，即同各“友邻学科”，统统划清界限。其实，这是“画地为牢”。“画地”是什么意思？孙悟空要保护唐僧，给他画个圈，让他坐在里面，主要是怕妖怪来了，把他师父吃掉，这就叫“画地”。

我现在出了这个圈，没有这个顾虑。我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前沿学科，是大时段大范围的研究，它的中心是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这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人文学术共同关心的问题，不但公众有权过问，学者也有责任解答。我们不应以学术为壁垒，自绝于人，把考古仅仅看作物质的东西，并以学科局限为托词，认为它与社会领域和思想问题无缘。

大众传媒，我的看法，似乎不必认为都是消极之物。记者和公众有肤浅、幼稚和其他不入眼，让专业工作者觉得形成干扰，疲于应付的地方，我完全可以理解。考古报告是供专业人士查阅，而不是供大众阅读的普及读物，他们怎么下功夫也看不懂，我也可以理解。但专业人士不应放弃普通人的立场，放弃和普通人的沟通。我一直认为，很多专家学者都是精神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连话都不会讲，而且还特别喜欢以己之长非人所短。我从来都不认同把聪明当糊涂、糊涂当聪明的学者定义：学问越大越不会讲话，问题越钻越说不清。

说到考古学的传播，我觉得电视和电影很重要。它有第一现场，有参与感，视野大，让大家都能安全围观，这是好事。专业工作者说是破坏，未必都是吧。它帮我们超越空间，超越时间，即使对专业人士，也大有好处。过去，为了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强调安于本职工作，有人曾立下规定，就是不要去别的工地参观，更不要出国乱跑。那的确不失为一种强迫人死心塌地、埋头苦干的好办法，就像拉磨的驴要把眼睛捂上。但这也是愚蠢的办法。北风和太阳比赛的故事，大家都知道。电视和电影，还有很多成功的书刊，它们是吸引年轻人关心考古，甚至投身考古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把年轻人的希望一一扼杀于摇篮，那就等于挖了专业的坟。

所以，问题不在要不要，而在好不好，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我参观过不少国内和国外的博物馆。没有去过的比去过的要多得多，希望今后能有机会跑。

现在的地方博物馆，多半是靠一个或几个重大发现，用这些“镇馆之宝”来支撑。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就是靠曾侯乙墓，河北省博物馆就是靠中山王墓（两个中山王的墓），很多年如此。如果没有，情况就惨了。像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的重大发现主要是新石器，北辛、大汶口和龙山的东西。但前些年，新馆落成，在千佛山下，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没人看，人去了，只爬千佛山，不看博物馆。为什么？就是这个博物馆，论传世品，它没有特别精彩的东西，发掘品又枯燥无味（对一般公众的理解力和口味来说)。况且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普遍的博物馆、考古所分家，分家后，博物馆都没有新东西，也是令人绝望。

当然了，我不是说，新石器就没有看头。相反，我觉得新石器时代才是关乎人类发展最伟大也最精彩的一段，问题是它的沟通难度太大，需要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深刻的理论素养，通俗转换更不容易。最近，我读陈星灿先生的《考古随笔》，他是研究新石器的专业学者，短文就写得很有意思，能把新石器时代大家视为枯燥无味的东西写成枕边厕上供大家消遣的东西，令人玩索有得。可见，只要愿意写，而且能够写，即使是新石器时代，也可以讲出很多精彩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陈星灿，《考古随笔》

前两年，我在挪威，看他们的博物馆。挪威是海盗国家，他们的先辈比哥伦布还早就已到达美洲，航海是他们的特长。他们的博物馆就专讲航海，不但展出他们挖出的海盗船，还把考古学家的航海复原展示给大家。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展品上多突出一点我们的特色，让它多出一点彩呢？我想，只要去做，肯定能。

话说回来，我一直认为，专家对公众的教育完全可以起很大作用，通俗是很难的事，只有高人才配做。比如，就拿古文字来说吧。这门学问专不专？肯定很专。但大英博物馆出的Reading the Past，就是请了各方面的专家，一本一本向读者介绍有关知识，很多都是大专家。还有，现在市面上卖的，美国出版的《失落的文明》，法国出版的《发现之旅》，很多也是请专家写。它们都是插图本，文图并茂，我就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总之一句话，替读者着想，什么时候也不会错。

尊重公众，将为考古赢得尊重。

（二〇〇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载于《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

编辑 | 杏花村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原标题：《“我有时梦见天资好、又用功的中国青年，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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