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三十余年,我在挖掘现场,亲手将时光两端的生活连接

2020-08-25 08: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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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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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翊思
编辑 | 王迪
7月23日,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高考考出676分的成绩,获湖南省文科第四名。钟芳蓉受樊锦诗先生的影响,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网上却出现一种声音:考古专业冷门,还可能找不到工作……
学考古真的没有“前途”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寄语钟芳蓉,“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同为资深考古人的曹柯平不禁感慨,小女孩那么年轻就感受到考古的真实魅力,而他自己当年,没有那些豪情壮志的理想,只是稀里糊涂入了行。
30多年前,曹柯平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念书,如今,他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他曾在烈阳下中暑倒在墓地挖掘现场,也在寒风里熬过一个个拼陶片的夜晚。困境使他逐渐明白,考古是需要吃苦头的。而亲手将处在时光两端的生活连接,这种感觉足以掩盖挖掘时的所有艰苦。
以下为曹柯平口述:
初入茅庐
距离高考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每次别人问起我为什么要选择考古专业,我都要回想好一阵。前些日子湖南女孩选择考古专业的新闻,我也听闻了。我虽从事考古行业也有几十个年头了,却打心底佩服那位小女孩,在那么年轻就感受到考古的真实魅力。相比之下,四十年前的我,可以说算是稀里糊涂地走近了考古。
1980年,高考结束后,武汉大学的招生老师找上门,一个劲儿地夸赞我的文科素养,想让我报图书馆学。父母也觉得这个专业好,日不晒雨不淋的,够安逸,鼓励我报。我却犹豫不决,总觉得这个专业听起来很安静,担心自己坐不住。
那时候我还年轻,文艺浪漫,却也懵懂无知。最早接触考古这个概念,来源于《科学画报》的一篇头条文章,是对一部西德老电影《向往未来》的介绍。那篇文章的语言很华丽、浮夸,讲述外星人在地球的离奇故事,和世界的各大遗址串联起来,神秘又迷人。文章在结尾处写着:唯有考古,才能揭开一切谜底。
如今再回头看那篇文章,只觉得它和当下的《盗墓笔记》不分伯仲,对考古的描写荒诞得很。但四十年前的我还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读完之后只觉得心潮澎湃,脑海中已经幻想着自己像侦探一般,在蛛丝马迹中还原世界的相貌。其实当时自己对考古根本一无所知,居然铁了心要读考古。
那些豪情壮志的考古理想,其实我压根还没有的。所以刚进学校,我就后悔了。
当时武大的考古专业是一个个小班,我们班只有15人,男生占了一大半,其实说是一大半,事实上也只有十个出头。当中许多人也是被考古的神秘与浪漫气息吸引到这里来。
我还记得第一堂课的场景。一位浓眉大眼的中年教师,手拿一盒粉笔,慢悠悠地走上讲台,操着一口响亮的武汉话,自顾自讲起了跟旧石器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岩石,譬如岩浆岩、沉积岩,这些岩石有什么物理特性、形成机理又是啥的。当时的课堂没有图片,更别说PPT展示,我只能根据老师口中的描述,脑海中凭空想象着某种岩石的模样。可没等我想象出来,老师已经讲起了下一种岩石。台下的同学面面相觑,似乎传递着一个抱团取暖的信息——你们是不是也没听懂?
枯燥、繁琐,是那段时期我对考古的印象,我发现自己并不孤独。那时候我们班许多人的状态都比较差,这种迷茫又低落的气氛,让当时教战国秦汉考古的王光镐老师给捕捉到了,他很快就想了一个法子:带我们这群学生去考古现场实地看看。想法没几天就落实,王老师约请他的老师——北大的俞伟超先生将给我们开讲座,十多位师生收拾好行装便出发了,一同前往湖北荆州市的周梁玉桥,那是一处商朝的遗址,当时正在处于挖掘考古中。
商朝的祭祀广场
那次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考古工地,但实则也只算走马观花。学生绕着现场走一遭,看到民工们在探方里下,弯着身子挖土,旁边放着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陶片。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那辆借来拍工地全景的吊车的长臂,让我只觉得有些眩晕。
这之前我们师生一行,先已参观了楚国纪南城的城墙,我记得,王光镐老师忽然高声说道:“同学们,这里就是秦国灭楚之地。看啊,远方浩浩荡荡的秦国大军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说着不忘眉飞色舞地指向前方。我的同学们觉得有些好笑,窃窃私语:“老师,我们怎么什么也没看到呀。”
从周梁玉桥遗址回来,便拐到了住所小旅馆旁的一段老城墙上。
可不知怎么的,我却似懂非懂地跟着入了戏,恍然间意识到自己正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踩着同一座城楼,我第一次感到很奇妙的时空交错感。我看见城楼下有一辆驴车,慢吞吞地驶过来,从拱洞中间穿过,车上坐着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身子摇摇晃晃地,影子被夕阳拉得细长。我陷入了遐想:不知道几千年前的这里,又是怎样一副光景呢?
到旅馆后,俞伟超先生让我们聚在一起,给大家讲述早期陶器的制作:“同学们知道吗,以前的陶器啊,是放在我们的膝盖上,一圈一圈地盘出来的。所以常常是圜底的。但到了后来,陶轮出现,陶器完工后,拿绳子一拉,底部就变平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倒推回去,早晚的关系是不是就出来啦?”他边说,边模拟着古人做陶器的动作,进行一场生动的“无实物表演”,与先前枯燥的课堂截然不同,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
1983年,大三,我开启了一段跨越秋冬的野外实习,与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暂别学校,来到湖北随州蒋寨村,动工挖掘西花园和庙台子遗址。
初次到工地实践,我简直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回事——怎么根据平面和剖面的土质土色来判断地层堆积的理论,我早已熟记于心,但真正到了现场,却傻了眼:这些土的颜色看上去都没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我只能站在原地发呆,指导老师李克能拿着一把小手铲走过来,弯腰蹲下,教我怎么用手铲刮面,怎么一下一下地把土的表层刮干净。他操作得很熟练,看似简单,但换我上手时才发现,这对耐心和细心都是极大的考验,不仅需要把浮土刮掉,动作幅度还要拿捏好,趁着土表湿润的状态,仔细地观察不同颜色的界线。刮面是考古挖掘一个基础的步骤,常常是一刮就是大半天。工地没有遮荫的植被,我蹲在九月火辣的太阳底下,汗水顺着额头滚下,来不及擦,滴进眼睛里,一阵刺痛。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我的小腿从酸痛,到后来的麻痹。
80年代初,工地周围还是荒凉贫困的农村。当时恰好一所小学有些空房,我们师生就住进了几间土坯房里,七八个男生住一间。工作休息期间,一大盆子菜端上来,荤菜素菜混在一起,每个人拿着碗排队盛菜。一天工作下来,老师和学生都是一身臭汗,可住地没有澡堂。立秋之后,要洗澡只能自己想办法烧水。我们白天在工地都精疲力竭,回来看到床就想躺下,哪还有力气去生火烧水。因此大多数男生都选择跳过洗澡的环节,在秋风乍起的晚上,脱去被汗水浸湿的上衣,写完探方日记后,便疲倦地倒头大睡。
有一次热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叫上几个男生,去到方酉生老师的寝室,抱怨没地方洗澡。方老师听了,二话不说,端来一盆温水,沾湿毛巾后,当着这群学生的面,光着膀子擦起身体,说道,这样不就行了吗?看着年长的老师也这般“吃苦”,我们对视一下,也不再说话了。
找老师诉苦的计划失败了,我还是没死心,拉了一位关系要好的男生,趁着傍晚老师不注意,溜出住地,跑到村子附近的一条河边,终于如愿以偿地洗上个痛快澡,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河水也不凉,我们在水里扑腾着,别提多快活了。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当初洗澡的那条河叫“漂水”。2011至2013年,考古界的同行在漂水旁的叶家山,又发现了西周时曾国高等级的贵族墓地,获得了大量文物,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面见有“曾侯”、“曾侯谏”的铭文,从中可以一窥曾国的弥足珍贵的新史料。
田野挖掘从夏天末持续到冬天,随着入冬的凉风袭来,挖掘工作也走到尾声。我们将出土的文物分类打包好,带到县上的博物馆里的几个大房间,开始了漫长的整理和拼陶片的工作。当时房间外面是一座宏大的滑冰场,一到晚上音乐就传进来,我们就在音乐中度过一个个整理文物的夜晚。
十年考古队
毕业后,我选择进入江西省博物馆的考古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挖墓。那是一个东晋时期的墓地,位于南昌郊区,在一个基建工程的推土作业中被发现。
由于我还没有经验,考古队派了俩位老师去现场带我。我们下去发现,由于雨水常年将淤泥渗漏进来,且江西多酸性红壤,墓中的人骨已被腐蚀殆尽了,我们只能根据残留的棺钉判断棺椁的位置和尺寸。我跟着老师,学习如何用小签子、小刷子细心地清理泥土。
那是我第一次下到砖室墓里,还是难免有些心慌,粗气也不敢喘,但怕被老师笑话我不够专业,便强装镇定。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先开口说道:“其实我们考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打搅了这些先人。所以我们的墓葬发掘,,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比较多。有的工地在动工前会先烧香祷告,时时保持敬畏之心,我们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尊重现场的环境。”
我后来也在思索考古发掘的伦理问题——我们的考古工作,是否侵犯了先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日后的工作中慢慢变得清晰:破坏大多数源于无知,譬如在建设工程中,出于无知而错手将墓葬毁坏,而规范的考古发掘过程,恰恰是一种理性的保护。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接到队里的任务,去靖安县抢救发掘一座西晋墓。工作要紧,我连忙买了最近的一趟车票,从南昌赶到现场。去了才发现,那座坟墓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现场遭到赤裸裸的破坏,我和同事看着很是心痛。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盗贼们看不起经济价值低的陪葬品,被留了下来,譬如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和几个洪州窑青瓷罐,这些盗贼们不屑一顾的文物,我们却珍惜得很,能够通过它们提取不少历史信息。但终归是可惜的——那些被盗走流入市场的文物,尽管依然存在,却因为脱离了遗存环境,成为零散的单件文物,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大打折扣。
1992年,是我留在考古队的最后年份,我有幸参与了首次中美合作的考古项目,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重新进行挖掘。我跟随陈文华、彭适凡等老师和美国著名学者马尼士一起,做些前期的调查,通过更大范围的洞穴遗址的地理环境、位置、堆积等因素,评估下一步研究、发掘的价值。
在乐平山区,我们发现了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洞穴——海拔高度适中,靠近河流,避风朝阳,洞穴宽敞可供人居住。当时,马尼士教授站在洞穴前,又激动又感慨,他迫不及待地告诉同行人,自己的脑海中已经能够想象,一群原始人在洞穴里生活,围着篝火起舞与祭祀的场景。
但进去了,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都失望得许久说不出话来,里面的原有堆积几乎都被毁坏掉了。随后我们大概知道,原来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工厂因为预防战争爆发,藏进这些山洞里,进行小三线建设,遗址的考古价值,所剩无几。最终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些洞穴的评估。
当然,有遗憾,也有柳暗花明。
80年代后期,江西樟树吴城遗址进行第六次发掘,我指导几位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从表土挖下去,揭露了薄薄的一层文化层后,眼前有一堆碎陶片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陶片成堆地出现,里面还掺杂着一些鹅卵石和沙砾,一下子看不出有什么规律,但直觉告诉我这堆东西藏着信息。于是我们拿起手铲,开始对每一块平面都进行仔细的刮面和观察。
突然,我发现陶片堆两侧排列着对称的大大小小的洞,结合其他探方的类似情况,我大胆推测,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一条通道,两侧的洞很可能是通道边搭建起来的棚子所留下柱洞。于是我们便开始不停地追踪,一直找出了20多米。等待我们的,是惊喜还是失落,一切都是未知。地下的光线很暗,空气闷且潮湿,我跟学生们戏谑地称之为一条神秘之路。
可惜的是这条路我没有亲自找完,因为工作原因,将接力棒交给了后来的同事。接手的同事继续沿着先前的路线寻找,一直追出了到九十余米,最终惊讶的是,眼前的景象开阔起来,原来那条长长的通道,通向了一个巨大的祭祀广场,商代的吴城先民曾是在这里举行重大的仪式。
从不显眼的几个柱洞,到最终一整个祭祀广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当初谁也没想到,那么几堆杂七杂八的陶片,能带来如此重要的发现。
我慢慢领悟到,考古的意义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呈现出来的。在挖掘的时候,我会时常感到工作的琐碎与繁杂,但随着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一个串联起来的完整线索慢慢浮现出来,甚至还原出一段历史的真貌,成就感也随之而来。这种成就感,来源于能够触摸到不曾经历过的种种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亲手将处在时光两端的生活连接,我有时候甚至就能感触到,当今的生活方式,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人的痕迹,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足以掩盖过挖掘时的所有艰苦。
2015年12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天因要按时提交一份展览大纲,于是我前往江西铅山县,一直忙碌到晚上,匆匆和学生吃了一顿饭当作庆祝,20号回到南昌又投入新的工作中,21号赶往赣州,随即坐车去了宁都县,讨论他们新博物馆的展陈方案。22号赴小布革命旧址群,观摩、了解那里的整体修缮、保护再利用工作,23号马不停蹄地去到兴国县考察,由于接下来的两天都有课,我又23号夜回南昌。26号再到樟树考古工地,27号已在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了。这十天的奔波,我身心俱疲。
还记得行程的最后一晚,由于接近凌晨,车票几乎售罄,我只好坐上了绿皮火车,车上的人吵吵闹闹的,座位地板也一片脏乱,车厢里气味难闻。我本就疲惫,糟糕的环境更是让我心烦气燥。就在那时,我瞥见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头发齐整,衣服一丝皱褶也没有,整个人干干净净的。只见他正一脸祥和地闭目养神,似乎隔离开车上的嘈杂,在人群的哄闹中,他轻轻哼起了口哨,我听出旋律是《草原之夜》,哨声清晰悦耳。我的眼眶莫名就湿润了:这便是超越平庸的境界吧,考古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桃李争妍
我的考古队生涯持续了十年,这十年间,我始终惦记着提升自己的理论知识,想深造攻读硕博学历。巧的是,1994年,江西师范大学向我伸出橄榄枝,我当然是愿意的,于是告别考古队,成为一名历史系的大学教师。
那会儿江西师大还没有文物与博物馆学这个专业,我开的《考古学基础》这门课,面向的是历史系的学生。那时进学校教书其实比在考古队的工作要轻松许多,尤其是我一学期只开一门课,一个礼拜上两节课,我趁着时间充裕,一口气将硕士、博士的学位读了下来。
自我开始讲授考古专业课,慢慢地,我发现我教的学生,也出现了厌倦的苗头,回忆起自己当初可以说有些痛苦的课堂经历,我很担忧,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弯路又延续在我学生身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PPT还没有流行,我已尝试在上课前,先把图片发给学生,我对着图片里的文物来讲解。果然,学生上课更加兴致勃勃了。
21世纪到来,多媒体平台的技术兴起。我在实践中渐渐得到了灵感——跟课程内容结合起来的音乐与图片,能让学生通过视听把各种细微的感觉激活了,使他们和考古知识之间的沟通,变得仿佛身临其境。傅修延老师有篇文章《物感与“万物自生听”》即指出,当人类与万物发生层次丰富的关联时,人所生发出的感喟、感染以及感应,会连带产生极深刻的感悟。我开始在网络上大范围地搜寻歌曲,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器乐演奏,统统收入自建的音乐库中。比如当谈到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时候,我播放根据闽南民歌《望春风》改编的大提琴演奏,作为授课的背景音乐,再配上古代的星图,让学生能发自肺腑地去感受与天文学相关的遗迹、遗物。
这些额外的工作量,其实占用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我感受到了学生的变化,有许多学生是很喜欢我的课的,我也是打心底高兴。
我始终坚持,从理论到理论的死记硬背是难以学好考古的,学生需要感受到考古的魅力,从而真正爱上它。这是一种可贵的情怀,因为考古是需要吃苦的,能不能坚持到柳暗花明的那一步,就看有没有精神上的支撑,那才是最不易被击溃的力量。
我想起自己的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当初他的成绩其实不算出色,有一门课还是我勉强让他及格的,他如今在江西樟树市博物馆守护着吴城文化的文物。有一天清晨我醒来,看到他发的一段文字,有一种让我泪目的欣慰——“14日凌晨4点50分,警报响,惊醒,披衣而巡。微凉,天色鱼肚,东方既白,周遭雀鸟相鸣,不见灯火,未察异常,盖电停,触联动装置也,5点20分,电来,复睡。”全文不谈辛苦,全是守夜人的尽心尽责。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学生已经切实具备了作为一位考古人的品质。
我在考古队的十年里,也积累下不少人脉资源,每年寒暑假,我都给学生安排野外工地的实习,让他们多动手多实践,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课堂里。去年暑假,我的几个学生去到江西新干、吉安的几个工地实习,后来当地爆发了登革热,很多民工害怕,一下子都请假撤走了,剩我那几位学生还留在那里。我放心不下,连打了通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自己不想走。我内心很感动,感动于他们的勇气和毅力,但还是反复叮嘱他们注意安全。我隔三差五就给他们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直到他们全都平安归来,我悬着的心总算才落了地。
学生在野外实习现场
今年的五一期间,我陆陆续续收到好几位学生从远方寄来的书,这些书有些是他们主要撰写和编辑的,有些是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录其中的,我都一一仔细地阅读,心里面那个感慨呀,想当初看着他们从懵懂得宛如一张白纸的青少年,如今都能够在各自的工作中独当一面了,像一条条鱼儿,游向大江大海,我虽渐渐老去,亦乐而忘忧。
我在文旅学院从教至今也有26个年头了,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在这些日子里,我的一门心思全放在了教书育人上,脑海中思索的,是如何改进我的教学,和我们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培养方案,如何为学生争取到更多的实践机会,我乐此不疲,但心里始终挂着一个学术梦,我常常会回想起自己在考古队的那十年,挖掘过的遗迹,整理过的文物,撰写出的田野报告,一幕幕的画面总是让我无法释怀,我热爱考古事业,终究还是希望回到工地,做出更多的关于考古出土器物谱系、族群迁徙路线、上古信仰与神话的文物叙事等成果。只是要实现这个理想,或许要等到退休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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