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三十余年，我在挖掘现场，亲手将时光两端的生活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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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陈翊思

编辑 | 王迪

7月23日，湖南耒阳留守女孩钟芳蓉高考考出676分的成绩，获湖南省文科第四名。钟芳蓉受樊锦诗先生的影响，选择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网上却出现一种声音：考古专业冷门，还可能找不到工作……

学考古真的没有“前途”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寄语钟芳蓉，“不忘初心，坚守自己的理想”。同为资深考古人的曹柯平不禁感慨，小女孩那么年轻就感受到考古的真实魅力，而他自己当年，没有那些豪情壮志的理想，只是稀里糊涂入了行。

30多年前，曹柯平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念书，如今，他是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他曾在烈阳下中暑倒在墓地挖掘现场，也在寒风里熬过一个个拼陶片的夜晚。困境使他逐渐明白，考古是需要吃苦头的。而亲手将处在时光两端的生活连接，这种感觉足以掩盖挖掘时的所有艰苦。

以下为曹柯平口述：

初入茅庐

距离高考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每次别人问起我为什么要选择考古专业，我都要回想好一阵。前些日子湖南女孩选择考古专业的新闻，我也听闻了。我虽从事考古行业也有几十个年头了，却打心底佩服那位小女孩，在那么年轻就感受到考古的真实魅力。相比之下，四十年前的我，可以说算是稀里糊涂地走近了考古。

1980年，高考结束后，武汉大学的招生老师找上门，一个劲儿地夸赞我的文科素养，想让我报图书馆学。父母也觉得这个专业好，日不晒雨不淋的，够安逸，鼓励我报。我却犹豫不决，总觉得这个专业听起来很安静，担心自己坐不住。

那时候我还年轻，文艺浪漫，却也懵懂无知。最早接触考古这个概念，来源于《科学画报》的一篇头条文章，是对一部西德老电影《向往未来》的介绍。那篇文章的语言很华丽、浮夸，讲述外星人在地球的离奇故事，和世界的各大遗址串联起来，神秘又迷人。文章在结尾处写着：唯有考古，才能揭开一切谜底。

如今再回头看那篇文章，只觉得它和当下的《盗墓笔记》不分伯仲，对考古的描写荒诞得很。但四十年前的我还是一个满腔热血的少年，读完之后只觉得心潮澎湃，脑海中已经幻想着自己像侦探一般，在蛛丝马迹中还原世界的相貌。其实当时自己对考古根本一无所知，居然铁了心要读考古。

那些豪情壮志的考古理想，其实我压根还没有的。所以刚进学校，我就后悔了。

当时武大的考古专业是一个个小班，我们班只有15人，男生占了一大半，其实说是一大半，事实上也只有十个出头。当中许多人也是被考古的神秘与浪漫气息吸引到这里来。

我还记得第一堂课的场景。一位浓眉大眼的中年教师，手拿一盒粉笔，慢悠悠地走上讲台，操着一口响亮的武汉话，自顾自讲起了跟旧石器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岩石，譬如岩浆岩、沉积岩，这些岩石有什么物理特性、形成机理又是啥的。当时的课堂没有图片，更别说PPT展示，我只能根据老师口中的描述，脑海中凭空想象着某种岩石的模样。可没等我想象出来，老师已经讲起了下一种岩石。台下的同学面面相觑，似乎传递着一个抱团取暖的信息——你们是不是也没听懂？

枯燥、繁琐，是那段时期我对考古的印象，我发现自己并不孤独。那时候我们班许多人的状态都比较差，这种迷茫又低落的气氛，让当时教战国秦汉考古的王光镐老师给捕捉到了，他很快就想了一个法子：带我们这群学生去考古现场实地看看。想法没几天就落实，王老师约请他的老师——北大的俞伟超先生将给我们开讲座，十多位师生收拾好行装便出发了，一同前往湖北荆州市的周梁玉桥，那是一处商朝的遗址，当时正在处于挖掘考古中。

那次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考古工地，但实则也只算走马观花。学生绕着现场走一遭，看到民工们在探方里下，弯着身子挖土，旁边放着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陶片。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那辆借来拍工地全景的吊车的长臂，让我只觉得有些眩晕。

这之前我们师生一行，先已参观了楚国纪南城的城墙，我记得，王光镐老师忽然高声说道：“同学们，这里就是秦国灭楚之地。看啊，远方浩浩荡荡的秦国大军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说着不忘眉飞色舞地指向前方。我的同学们觉得有些好笑，窃窃私语：“老师，我们怎么什么也没看到呀。”

从周梁玉桥遗址回来，便拐到了住所小旅馆旁的一段老城墙上。

可不知怎么的，我却似懂非懂地跟着入了戏，恍然间意识到自己正与几千年前的古人，踩着同一座城楼，我第一次感到很奇妙的时空交错感。我看见城楼下有一辆驴车，慢吞吞地驶过来，从拱洞中间穿过，车上坐着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身子摇摇晃晃地，影子被夕阳拉得细长。我陷入了遐想：不知道几千年前的这里，又是怎样一副光景呢？

到旅馆后，俞伟超先生让我们聚在一起，给大家讲述早期陶器的制作：“同学们知道吗，以前的陶器啊，是放在我们的膝盖上，一圈一圈地盘出来的。所以常常是圜底的。但到了后来，陶轮出现，陶器完工后，拿绳子一拉，底部就变平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倒推回去，早晚的关系是不是就出来啦？”他边说，边模拟着古人做陶器的动作，进行一场生动的“无实物表演”，与先前枯燥的课堂截然不同，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一下子就上来了。

1983年，大三，我开启了一段跨越秋冬的野外实习，与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暂别学校，来到湖北随州蒋寨村，动工挖掘西花园和庙台子遗址。

初次到工地实践，我简直一头雾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课堂上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回事——怎么根据平面和剖面的土质土色来判断地层堆积的理论，我早已熟记于心，但真正到了现场，却傻了眼：这些土的颜色看上去都没什么区别，怎么区分？

我只能站在原地发呆，指导老师李克能拿着一把小手铲走过来，弯腰蹲下，教我怎么用手铲刮面，怎么一下一下地把土的表层刮干净。他操作得很熟练，看似简单，但换我上手时才发现，这对耐心和细心都是极大的考验，不仅需要把浮土刮掉，动作幅度还要拿捏好，趁着土表湿润的状态，仔细地观察不同颜色的界线。刮面是考古挖掘一个基础的步骤，常常是一刮就是大半天。工地没有遮荫的植被，我蹲在九月火辣的太阳底下，汗水顺着额头滚下，来不及擦，滴进眼睛里，一阵刺痛。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我的小腿从酸痛，到后来的麻痹。

80年代初，工地周围还是荒凉贫困的农村。当时恰好一所小学有些空房，我们师生就住进了几间土坯房里，七八个男生住一间。工作休息期间，一大盆子菜端上来，荤菜素菜混在一起，每个人拿着碗排队盛菜。一天工作下来，老师和学生都是一身臭汗，可住地没有澡堂。立秋之后，要洗澡只能自己想办法烧水。我们白天在工地都精疲力竭，回来看到床就想躺下，哪还有力气去生火烧水。因此大多数男生都选择跳过洗澡的环节，在秋风乍起的晚上，脱去被汗水浸湿的上衣，写完探方日记后，便疲倦地倒头大睡。

有一次热得实在受不了，我就叫上几个男生，去到方酉生老师的寝室，抱怨没地方洗澡。方老师听了，二话不说，端来一盆温水，沾湿毛巾后，当着这群学生的面，光着膀子擦起身体，说道，这样不就行了吗？看着年长的老师也这般“吃苦”，我们对视一下，也不再说话了。

找老师诉苦的计划失败了，我还是没死心，拉了一位关系要好的男生，趁着傍晚老师不注意，溜出住地，跑到村子附近的一条河边，终于如愿以偿地洗上个痛快澡，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河水也不凉，我们在水里扑腾着，别提多快活了。许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当初洗澡的那条河叫“漂水”。2011至2013年，考古界的同行在漂水旁的叶家山，又发现了西周时曾国高等级的贵族墓地，获得了大量文物，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面见有“曾侯”、“曾侯谏”的铭文，从中可以一窥曾国的弥足珍贵的新史料。

田野挖掘从夏天末持续到冬天，随着入冬的凉风袭来，挖掘工作也走到尾声。我们将出土的文物分类打包好，带到县上的博物馆里的几个大房间，开始了漫长的整理和拼陶片的工作。当时房间外面是一座宏大的滑冰场，一到晚上音乐就传进来，我们就在音乐中度过一个个整理文物的夜晚。

十年考古队

毕业后，我选择进入江西省博物馆的考古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挖墓。那是一个东晋时期的墓地，位于南昌郊区，在一个基建工程的推土作业中被发现。

由于我还没有经验，考古队派了俩位老师去现场带我。我们下去发现，由于雨水常年将淤泥渗漏进来，且江西多酸性红壤，墓中的人骨已被腐蚀殆尽了，我们只能根据残留的棺钉判断棺椁的位置和尺寸。我跟着老师，学习如何用小签子、小刷子细心地清理泥土。

那是我第一次下到砖室墓里，还是难免有些心慌，粗气也不敢喘，但怕被老师笑话我不够专业，便强装镇定。老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先开口说道：“其实我们考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打搅了这些先人。所以我们的墓葬发掘，，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比较多。有的工地在动工前会先烧香祷告，时时保持敬畏之心，我们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尽可能做到尊重现场的环境。”

我后来也在思索考古发掘的伦理问题——我们的考古工作，是否侵犯了先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日后的工作中慢慢变得清晰：破坏大多数源于无知，譬如在建设工程中，出于无知而错手将墓葬毁坏，而规范的考古发掘过程，恰恰是一种理性的保护。

有一年春节期间，我接到队里的任务，去靖安县抢救发掘一座西晋墓。工作要紧，我连忙买了最近的一趟车票，从南昌赶到现场。去了才发现，那座坟墓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现场遭到赤裸裸的破坏，我和同事看着很是心痛。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盗贼们看不起经济价值低的陪葬品，被留了下来，譬如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和几个洪州窑青瓷罐，这些盗贼们不屑一顾的文物，我们却珍惜得很，能够通过它们提取不少历史信息。但终归是可惜的——那些被盗走流入市场的文物，尽管依然存在，却因为脱离了遗存环境，成为零散的单件文物，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大打折扣。

1992年，是我留在考古队的最后年份，我有幸参与了首次中美合作的考古项目，对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重新进行挖掘。我跟随陈文华、彭适凡等老师和美国著名学者马尼士一起，做些前期的调查，通过更大范围的洞穴遗址的地理环境、位置、堆积等因素，评估下一步研究、发掘的价值。

在乐平山区，我们发现了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洞穴——海拔高度适中，靠近河流，避风朝阳，洞穴宽敞可供人居住。当时，马尼士教授站在洞穴前，又激动又感慨，他迫不及待地告诉同行人，自己的脑海中已经能够想象，一群原始人在洞穴里生活，围着篝火起舞与祭祀的场景。

但进去了，眼前的景象让我们都失望得许久说不出话来，里面的原有堆积几乎都被毁坏掉了。随后我们大概知道，原来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工厂因为预防战争爆发，藏进这些山洞里，进行小三线建设，遗址的考古价值，所剩无几。最终我们只好放弃了这些洞穴的评估。

当然，有遗憾，也有柳暗花明。

80年代后期，江西樟树吴城遗址进行第六次发掘，我指导几位厦门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实习。从表土挖下去，揭露了薄薄的一层文化层后，眼前有一堆碎陶片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陶片成堆地出现，里面还掺杂着一些鹅卵石和沙砾，一下子看不出有什么规律，但直觉告诉我这堆东西藏着信息。于是我们拿起手铲，开始对每一块平面都进行仔细的刮面和观察。

突然，我发现陶片堆两侧排列着对称的大大小小的洞，结合其他探方的类似情况，我大胆推测，我们所处的地方是一条通道，两侧的洞很可能是通道边搭建起来的棚子所留下柱洞。于是我们便开始不停地追踪，一直找出了20多米。等待我们的，是惊喜还是失落，一切都是未知。地下的光线很暗，空气闷且潮湿，我跟学生们戏谑地称之为一条神秘之路。

可惜的是这条路我没有亲自找完，因为工作原因，将接力棒交给了后来的同事。接手的同事继续沿着先前的路线寻找，一直追出了到九十余米，最终惊讶的是，眼前的景象开阔起来，原来那条长长的通道，通向了一个巨大的祭祀广场，商代的吴城先民曾是在这里举行重大的仪式。

从不显眼的几个柱洞，到最终一整个祭祀广场，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当初谁也没想到，那么几堆杂七杂八的陶片，能带来如此重要的发现。

我慢慢领悟到，考古的意义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呈现出来的。在挖掘的时候，我会时常感到工作的琐碎与繁杂，但随着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一个串联起来的完整线索慢慢浮现出来，甚至还原出一段历史的真貌，成就感也随之而来。这种成就感，来源于能够触摸到不曾经历过的种种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亲手将处在时光两端的生活连接，我有时候甚至就能感触到，当今的生活方式，仍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古人的痕迹，这种感觉是很美妙的，足以掩盖过挖掘时的所有艰苦。

2015年12月19日，是我的生日。那天因要按时提交一份展览大纲，于是我前往江西铅山县，一直忙碌到晚上，匆匆和学生吃了一顿饭当作庆祝，20号回到南昌又投入新的工作中，21号赶往赣州，随即坐车去了宁都县，讨论他们新博物馆的展陈方案。22号赴小布革命旧址群，观摩、了解那里的整体修缮、保护再利用工作，23号马不停蹄地去到兴国县考察，由于接下来的两天都有课，我又23号夜回南昌。26号再到樟树考古工地，27号已在南昌参加一个会议了。这十天的奔波，我身心俱疲。

还记得行程的最后一晚，由于接近凌晨，车票几乎售罄，我只好坐上了绿皮火车，车上的人吵吵闹闹的，座位地板也一片脏乱，车厢里气味难闻。我本就疲惫，糟糕的环境更是让我心烦气燥。就在那时，我瞥见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头发齐整，衣服一丝皱褶也没有，整个人干干净净的。只见他正一脸祥和地闭目养神，似乎隔离开车上的嘈杂，在人群的哄闹中，他轻轻哼起了口哨，我听出旋律是《草原之夜》，哨声清晰悦耳。我的眼眶莫名就湿润了：这便是超越平庸的境界吧，考古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桃李争妍

我的考古队生涯持续了十年，这十年间，我始终惦记着提升自己的理论知识，想深造攻读硕博学历。巧的是，1994年，江西师范大学向我伸出橄榄枝，我当然是愿意的，于是告别考古队，成为一名历史系的大学教师。

那会儿江西师大还没有文物与博物馆学这个专业，我开的《考古学基础》这门课，面向的是历史系的学生。那时进学校教书其实比在考古队的工作要轻松许多，尤其是我一学期只开一门课，一个礼拜上两节课，我趁着时间充裕，一口气将硕士、博士的学位读了下来。

自我开始讲授考古专业课，慢慢地，我发现我教的学生，也出现了厌倦的苗头，回忆起自己当初可以说有些痛苦的课堂经历，我很担忧，不希望自己曾经的弯路又延续在我学生身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PPT还没有流行，我已尝试在上课前，先把图片发给学生，我对着图片里的文物来讲解。果然，学生上课更加兴致勃勃了。

21世纪到来，多媒体平台的技术兴起。我在实践中渐渐得到了灵感——跟课程内容结合起来的音乐与图片，能让学生通过视听把各种细微的感觉激活了，使他们和考古知识之间的沟通，变得仿佛身临其境。傅修延老师有篇文章《物感与“万物自生听”》即指出，当人类与万物发生层次丰富的关联时，人所生发出的感喟、感染以及感应，会连带产生极深刻的感悟。我开始在网络上大范围地搜寻歌曲，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器乐演奏，统统收入自建的音乐库中。比如当谈到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时候，我播放根据闽南民歌《望春风》改编的大提琴演奏，作为授课的背景音乐，再配上古代的星图，让学生能发自肺腑地去感受与天文学相关的遗迹、遗物。

这些额外的工作量，其实占用不少时间和精力，但我感受到了学生的变化，有许多学生是很喜欢我的课的，我也是打心底高兴。

我始终坚持，从理论到理论的死记硬背是难以学好考古的，学生需要感受到考古的魅力，从而真正爱上它。这是一种可贵的情怀，因为考古是需要吃苦的，能不能坚持到柳暗花明的那一步，就看有没有精神上的支撑，那才是最不易被击溃的力量。

我想起自己的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当初他的成绩其实不算出色，有一门课还是我勉强让他及格的，他如今在江西樟树市博物馆守护着吴城文化的文物。有一天清晨我醒来，看到他发的一段文字，有一种让我泪目的欣慰——“14日凌晨4点50分，警报响，惊醒，披衣而巡。微凉，天色鱼肚，东方既白，周遭雀鸟相鸣，不见灯火，未察异常，盖电停，触联动装置也，5点20分，电来，复睡。”全文不谈辛苦，全是守夜人的尽心尽责。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学生已经切实具备了作为一位考古人的品质。

我在考古队的十年里，也积累下不少人脉资源，每年寒暑假，我都给学生安排野外工地的实习，让他们多动手多实践，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课堂里。去年暑假，我的几个学生去到江西新干、吉安的几个工地实习，后来当地爆发了登革热，很多民工害怕，一下子都请假撤走了，剩我那几位学生还留在那里。我放心不下，连打了通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自己不想走。我内心很感动，感动于他们的勇气和毅力，但还是反复叮嘱他们注意安全。我隔三差五就给他们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直到他们全都平安归来，我悬着的心总算才落了地。

今年的五一期间，我陆陆续续收到好几位学生从远方寄来的书，这些书有些是他们主要撰写和编辑的，有些是将他们的研究成果收录其中的，我都一一仔细地阅读，心里面那个感慨呀，想当初看着他们从懵懂得宛如一张白纸的青少年，如今都能够在各自的工作中独当一面了，像一条条鱼儿，游向大江大海，我虽渐渐老去，亦乐而忘忧。

我在文旅学院从教至今也有26个年头了，说长不长，但说短也不短，在这些日子里，我的一门心思全放在了教书育人上，脑海中思索的，是如何改进我的教学，和我们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培养方案，如何为学生争取到更多的实践机会，我乐此不疲，但心里始终挂着一个学术梦，我常常会回想起自己在考古队的那十年，挖掘过的遗迹，整理过的文物，撰写出的田野报告，一幕幕的画面总是让我无法释怀，我热爱考古事业，终究还是希望回到工地，做出更多的关于考古出土器物谱系、族群迁徙路线、上古信仰与神话的文物叙事等成果。只是要实现这个理想，或许要等到退休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