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白石洲（三）：故乡变异乡，清租后他们继续着城内迁徙

本文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2020届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镜相栏目独家刊载，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图文 | 张雪峰 林家豪 齐惠奴 陈昕阳 张锦昊 杨泽鹏 钱诚

指导老师 | 李明伟

编辑 | 王迪

序言

作为深漂第一站，白石洲承载着的，是数代新老深圳人关于原点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深圳是一座能以梦想为标签的城市，那荫护过无数梦想萌芽的白石洲，便是这座城市气质组成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然而温存的记忆怎可抵住推动城市前进的脚步？

2020年3月30日下午，开发商在2019年全年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关于白石洲旧改项目，将争取于下半年启动项目一期，若按24个月工期来预计，2022年将有望开始一期的预售。

清租令下，别离开始。喧闹多年的白石洲旧改前期工作已步入尾声，按计划，这里未来会成为轰隆隆的一片工地。

笔者2019年12月进入白石洲时，据多位商户估算，白石洲的居民已锐减八成。

▌结：“留守儿童”的妥协

丰丰

一个傍晚，路面上人声鼎沸，店内也热闹了起来，胡叔说话煮菜的节奏快了起来，趁着间隙一遍遍给胡丰打电话，但总是不通。“急死咯，这么多人，他还不过来。”胡叔一边拨弄着锅内的食物，一边抱怨着。

不一会儿，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店内，揉着惺忪眼睛，一看就是刚翻身下床的状态，免不了被胡叔说道几句。他倒也不恼，打着哈欠接下我手里正在打包的活，说：“哥们儿，我来吧。”

原来他是把我当店里客人了。简单说了几句我的来意后，他笑了：“来体验生活？”他可能是不理解的。在胡丰的眼中，白石洲的生活寡淡、无聊，像白开水一般，这样的日子怎么会有人向往？

我并没有反驳。

他接下父亲的活，自己守锅，胡叔去后堂盛汤，锅内的汤沸了半天，早就消耗大半，得及时补充，难怪胡叔着急儿子过来。

“哥们儿，抽烟吗？”我婉拒，他径自点了一根玉溪。

也许是同龄人的缘故，我们有话聊，他大我几岁，我称他“丰哥”，他叫我“小峰”。夏阿姨和他常在饭后聚着抽一根。“夏说了，不抽烟的人，都是没有故事的。”胡丰吐一大口烟，眯着眼和我说。

晚上11点左右，胡叔洗净双手，简单交代几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处，为第二天的工作养足精神。店内的母子二人还得再应付一波宵夜的食客，三三两两的，总要到凌晨三四点钟才算完，然后倒汤收档。

丰丰撸起袖子，一股劲儿将尚未冷却的汤锅抬起，咬着牙小跑着踮到路对面的下水口，“唰——”的一下掀了。锅中沉淀的白日里的气息，也一股脑被倾出，顺着下水道流远了，

找不见了。一锅带着余温的汤水，又该肥了黑暗处的一众生灵。

误解

一日午后，少有的在白天见到胡丰，穿得与平日工作不一样——款式新潮的卫衣和鞋子，后来听说衣服是前任女朋友送给他的。

胡丰精神并不算好，明显是没睡饱，和我打了招呼后说要去注销经营许可证，“听说今年不注销，明年在别处开店就不让申请。”说罢便取出执照，拂去灰尘，用塑料袋提着，轻飘飘就出门了。

之后，店中又是一个忙碌的下午：洗菜，择菜，串菜，打汤……忙着就到了晚上，天色渐暗，食客簇拥着，一股脑涌进了店中，瞬间坐满。胡叔边煮菜边咕哝着：“妈的，还不回来，这么多人，急死咯。”好不容易应付完了这一波来去匆匆的客人，胡丰也从巷子中疾步朝店里走来，手上依旧拎着那个塑料袋，里头装着营业执照，轻飘飘。

刚到店门口，胡叔便劈头盖脸训着。“很麻烦嘛，所以办到现在还没办好。”胡丰顶嘴，火气也挺大。

“你莫要欺我不懂，注销要这么久？当我不识字好骗？”胡叔越说越气。

胡丰迈进店里，不再说话，留着胡叔自顾自又说了一大段。晚饭后，胡丰和我说：“其实我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生气，明明我才是今天最委屈的人，跑了一个下午，事情没办成，回来还被骂了一顿。”原来，胡丰和老小哥下午去注销的经历并不顺利，去到原先的办事点被告知已经搬到别处了，打车去新的办事点，在网上申请了两个小时却被告知店铺税务方面有点问题，还得跑趟地税局，跑到地税局又被告知又存在其他流程……眼瞅着天色渐晚，办事机构都下了班，只能带着一肚子怨气和沮丧回了白石洲，还没进家门就挨了一顿骂。

后来胡叔和我说了那天晚上为什么那么生气，他觉得胡丰在骗他，胡叔觉得胡丰他们没有去办注销而是去玩了，可能是在喝酒，“自己家里是干什么事的呀？一点都不理解父母这么忙，只想着自己玩。”

问起注销这件事该怎么办时，胡丰回答：“早知道找人（中介）代注销了，打车都花了好几百了。”

有些事，中介摆得平，而有些事，终究只能自己来。

父子

胡叔和胡丰的争执是常有的，起因时大时小，言语的冲突多以胡丰的忍耐告终。

对于胡丰，胡叔心里始终是怀有愧疚的。胡丰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家去外地打工，奶奶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一两年见一次，年幼的胡丰和父亲并不亲昵。稍微长大后，已经不服奶奶的管教了，学不上了，16岁就离开了书本，去了社会尝艰辛。

“他这样也有我们的原因，但是没办法，不出来没钱养家，要生活呀。”胡叔有些无奈，“他不懂事，不知道心疼父母，总想着玩。”也许是少年时的印象一直难以淡去，胡叔对胡丰的态度始终严格。

胡丰与父亲之间的交流也并不丰富，更多时候是因为必要，见不到主动谈心的情况。就连春节回家，一家人都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光，“我爸妈从来不管我，去年春节，十天我没有在家里睡过一晚。”胡丰的语气里分明有着失落。

“他宁愿和朋友混，都不归家的。回家我们都见不到他人。”同一件事，在叔和婶那里，我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关于年后的商铺位置，胡叔并不是没有想过让胡丰找。“他还不行啊，什么都不懂，他随便找一个得赔死。”在胡叔眼里，找摊位讲究得太多了，胡丰还应付不来，他眼中的儿子一直不够成熟。“像他这样做生意，根本赚不到钱。哪天想玩了，门一关就去玩了，不干了。”

过去

年少时胡丰的生活究竟如何？从他自己和叔婶的只言片语中，我大概拼凑出了他多年前的模样，那是一个实打实的“坏小孩”。

胡丰有一堂哥，稍长他几岁，目前也在别处经营麻辣烫的生意，二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很亲密。

堂兄弟二人都在奶奶手上长大，两人同吃同睡，一起瞒着家人干坏事。“那时候我们早上三点钟就去上学了。”兄弟二人趁着奶奶睡得迷糊，拿起前天晚上奶奶放在床头的午餐钱就冲去了网吧。倘若有时晚上上网被奶奶发现，在黑漆漆的网吧里，堂哥会挡住矮小的胡丰，趁着奶奶揍着堂哥的时候，他就悄悄从一旁溜走，先一步站在家门口，说：“你们回来啦！”

“作业本被狗咬坏了，被拖到耗子洞里去了找不到了。”小时候为了不写作业，胡丰什么谎都撒。

再后来，两人长大了些，奶奶便管不住了。堂哥变成了学校里的“一哥”，逼着班上每人给他5块钱保护费，学生给不出就被揍了，家长找到了胡家人理论。当时的堂哥，颇有叱咤风云的意味，每次闹事打架准有他，在当地都小有名气。亲戚家的孩子转学过来受了欺负，大人还要和他打个招呼让他帮忙“照顾”。有了“一哥”的庇护，就没人再敢欺负。

有这样一个强势的靠山，胡丰当时在学校也非常嘚瑟。“当时也霸凌过别人。像你这样的好学生我肯定逼着你给我写作业，不写就挨揍。”

五年级时，班上一个路远的小女孩带了5毛钱买午饭，却被胡丰骗来买雪糕自己吃了，放学后，女孩没有饭吃只得一路跟着胡丰回到家中。“他从小就很会骗人。”陈婶补充道。

胡丰生得俊秀，嘴巴也会哄人，六年级时就谈了第一个女朋友，还认了很多“妹妹”。当时他们扎着堆出去玩，钱都花光了，饭都吃不上，“但是我不怕，我‘妹妹’多呀，她们会请我吃饭。”胡丰手机被老师没收后，过不了几天就有“妹妹”给他送新的，“有些人就比较惨了，钱花完了只能挨饿，有人胃都饿坏了。”

和胡丰聊起过去，他会讲很多少年时期果敢的爱恨喜恶，“那才是青春呀！”讲完，烟也抽完，路灯亮起，街上人多了起来，胡丰耸了下肩膀，该干活了。

“虽然没有遗憾，但是挺羡慕你们大学生的。”他补了一句。

宵夜

宵夜虽比不了正餐，没有几菜一汤的规格，但有风味，下酒的岂止小菜，还有荤素掺半的言语，夜深了，酒酣了，那些平时少有的话就赶着往外钻。

一直好奇，胡丰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如何甘心在白石洲蛰伏，守着一口锅度日？“都说活着是为了享受，但是现在我们只有活着。我这种人在世界上活着就是充个数。”胡丰放下手中的啤酒罐。他喝得很猛，不用杯，揭了拉环，就着卤菜和烤鱼，一瓶酒三四口就没了，酒量可圈可点。

“我真的很讨厌白石洲，但是要拆了，我真的又舍不得。”迷迷糊糊之时，胡丰说了这么一句话。

十七岁的胡丰，刚刚辍学，心里想着自己虽然不读书，但是出去干啥都可以。去杭州跟着父母做生意，嫌着无趣，一段时间就打起了退堂鼓。后来去考驾驶证，胡叔说学成后给他买辆车跑出租，被胡丰拒绝，“太危险！”后来去了西藏开挖掘机，适应不了气候，又早早回家了。胡叔说，你和我干麻辣烫，我给你买辆好车，又被胡丰拒绝了。“现在不给他买了，他有本事自己挣去。”再提起这事，胡叔还有些怄气。前两年胡丰想着在家中做些生意，结果半年不到，本钱亏完还欠了几万。最后硬着头皮来到白石洲，开始了日夜颠倒的生活。

“我向生活低头了，之前还想这想那，现在满脑子只有搞钱。”说这话的胡丰低着头，不知醉没醉，头发有些长了，快扎入眼睛。

胡丰的女友是北方人，在一家教育机构当艺术老师，教小朋友钢琴课，母亲是医生，父亲经营生意，家庭条件相对优渥。她和胡丰在店中认识，当时胡丰忙得不可开交，她缠了半天加了胡丰微信，两人当晚就聊得火热。

这女孩叔叔和婶都见过，还经常留下吃饭，只是双方家长都不看好她和胡丰。胡丰说她来店里几次连一个盘子都没收过。他稍稍提了一嘴，女朋友半开玩笑地说：“我的手，是用来弹钢琴的。”

女朋友的一个表姐在深圳，约着胡丰聊了聊，见了面也没问他学历啥的，开口就是：“做什么的，以后有什么打算，之后准备在深圳哪里买房？”几个灵魂拷问让胡丰瞬间懵了。

“真心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发现因为没钱带来的自卑。”胡丰当时就感觉，“可能也交往不了多久了。”

当各方压力袭来，胡丰尝试着将分手说出口，迎来的却是女朋友的歇斯底里，她追问着为什么，胡丰的沉默让她崩溃，疯狂扔着东西。

甩门离开的那一刻，胡丰叫住了她：“等等，可以求你一件事儿吗？帮我买包烟，微信没钱了。”她回头，对他比了个中指。

店里来了几位客人，该是最后一拨了，散了就该收摊了。胡丰起身准备去煮最后一锅，留我们几人坐着再喝，我有些迷糊。耳边那些嘻嘻哈哈的声音，越飘越远，飘散在白石洲的街巷中。

朋友

胡丰在白石洲只有老小哥和平平两个朋友，他觉得被限制在这里，认识不了其他人。胡丰厌恶着白石洲这个限制了他自由和想象的地方，嶙峋的地界将他内心很多幻想刮碎，让他直面无法逃避的生活。胡丰真实的声音，老小哥和平平听得最多，也最懂。三人收档后常聚在一起，喝酒抽烟吃宵夜。

凌晨的宵夜局，在多数人的酣睡中开启。杯中泛着白沫，沫下沉着酒精，无论黄的白的都溶解着旁人听不得的声音，在桌面上侃天侃地，扯着梦想和激情。

老小哥把胡丰当弟弟，胡丰也愿意和他说自己的心事。“现在的他就是十三年前的我，我吃过的苦不希望他再吃了。”

十几年前，十四岁的老小哥辍学，带着一腔孤勇来到深圳打拼，“你知道摇摇车吗？就是商店门口小孩子投硬币坐的那种。”他一只手捏着酒瓶，一只手叼着烟，分享着他第一次创业的经历，烟夹在食指和中指间，袅袅升起的烟尘勾起了多年前的鲜活记忆。

当年的老小哥看中了孩子的市场，投资了几十台摇摇车，和商店老板协商，把车放在店门口，每天收益五五分成，这样每个月也有几千块钱。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我没文化，找工作只能扫大街”，而且他也不喜欢被人管着，所以自己做生意是最合适的选择。再后来老小哥投资商铺，加盟零售店，生意逐渐做大。

老小哥和妻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几个月后就闪婚，女儿已经一周岁了，他电动自行车的大杠上架着婴儿座椅，我骑着兜圈的时候，他说：“你可小心点呀，这小毛驴是我遛娃用的，你别给我整坏了。”

年前妻子对他说：“我要给你个惊喜。”于是老小哥有了第二个孩子。他接下来每月的日程表中又要加上一条：陪老婆做产检。

在老小哥的心中，朋友是和亲人一样重要的存在，都是那群最值得守护和信任的人。“我学过传销，不是被人骗去的，是我自己交学费去学的。”为了弄清楚别人怎么传销，老小自己主动去传销窝点学习。“但是我不骗人，尤其是周围的人。一旦你骗了自己身边的人，那就失去了靠背。”

至于平平，他和父母经营着一家一二十年的鸡煲店，据说味道很棒。

因为店面经营久，多多少少见过些白石洲过去的风雨。当年的生意难做，和现在的难不太一样。当时的黑社会动不动就在摊铺的饭桌上争执起来，打架斗殴是常有的事。有些吃完后心情好就随便给点钱，有的干脆不给钱，店家也不敢说话。还有些收档晚的，可以看到街上有拖着砍刀奔跑的人，刀刃上有血。这些似乎是电影中才有的场景。

相机闪着录制的红色提示灯，取景框中的白石洲还在流动，凌晨时分的图像随着时间码的跳动被数据化处理。平平站在一旁说：“这条街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被记下来的，有些东西见不得光。”

散场后平平就要去南头市场进货，顺便把我送到校门口。我和平平并排坐着，他双手握着车把手，电瓶三轮车驶在空荡荡的深南大道上，车速的大小全凭右手控制，也和开车人的心情有关。

“我这种人开不了车，一看到路口没有车子，就想闯红灯。”

“你们读书好，不用像我们做餐饮每天那么脏。”

高高的路灯洒出昏黄的光，将路面照得如白昼，宽阔的路面少有车辆，红绿灯的间隔比白天要长，但是平平并不在乎，似乎那只是白天的交通规则，只要没车，他可以连着变道和闯红灯。

几个小时后，深南大道又将车水马龙，这是短暂的自由时光。

▌补：随迁子女的流动学堂

天河路走到底，店铺的尽头有块巴掌大的空地，这个楼宇间空出的间隙是曾阿姨来深之后坚守十多年的“据点”。一个木箱，两张二维码，几条木凳，还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工具，是她摆摊的全部装备。

曾阿姨四十来岁，是惠东客家人。2002年，她与丈夫带着大女儿来到深圳，租住在白石洲的一个大单间内。十多年间，又再添了一儿一女，期间搬过一次家，如今一家五口租住在塘头四坊的一室一厅里。夫妻俩文化程度不高，丈夫在白石洲附近打一些零工，曾阿姨则凭借着一些零碎的手艺，在白石洲内的空地上摆起了零摊儿，经营些剪发、修鞋、换鞋底和拉链头的小生意。日子就在五块十块的积攒中零零散散地过着。

乐乐

12月末的深圳略微有些寒意，天色渐晚，黑色的盖子罩了下来，曾阿姨正哄着小儿子吃晚饭。

“他又感冒了，就给他煮了点白粥。”小儿子名叫乐乐，今年4岁，和大多数同龄孩子一样，调皮好动，吃饭需要大人追在后头哄着。

阿姨说，乐乐这学期刚在白石洲附近的星河幼儿园入学读中班，学期本该在12月底结束，但天气渐凉，儿子体质差常生病，便提前一个月休学，带在身边照顾着。

曾阿姨通常只有下午和晚上出摊，一方面上午可以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另一方面，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多数白天要上班或外出，只在晚上有时间处理些琐碎的事情，才会光顾小摊。生意来时，由于要兼顾顾客，她只能让乐乐在自己视线范围内玩耍，以确保安全。

在小摊停留的人形形色色，等待的过程中，彼此聊着家长里短和琐碎的生活，不同的方言中偶尔夹杂着几句粗话。

顾客来时，乐乐能帮母亲递些东西搭把手，但更多时候在一旁独自玩耍。墙边悬着一条长绳，两头系在高处的墙檐上，下方离地一尺高，乐乐坐上这个简易的秋千，他的童年就在白石洲的夹缝中晃荡着。

曾阿姨的木箱中有一副扑克牌和军棋，以及一些散落的麻将，乐乐会和自己下棋打牌，也会用母亲补鞋时剪剩的鞋底和几块零碎的麻将搭建着属于他的奇形怪状的“城堡”。见到我们来，阿姨对乐乐说：“快去找哥哥姐姐们‘赌牌’，让他们教你打。”玩耍过程中乐乐时常蹦出一两句粗话，阿姨许是没有发现，继续做着手中的活。我们几次提醒乐乐，阿姨方才反应过来，告诉乐乐：“小孩子不可以骂人。”

乐乐平日里也爱看玩手机、看小视频，四岁便戴上了厚厚的散光镜片。“我左眼300度，右眼200度！”在这个感知力模糊的年岁，数字越大，乐乐越兴奋。也许是受网络小视频的影响，他会冷不丁地冒出几句与年龄不相符的网络流行语，小大人一样回应着街坊四邻的逗笑。“我平时不看抖音，就看些今日头条的小视频，抖音没意思，我爸爸才爱看抖音。”乐乐一边盯着手机，一边回应着我们。

曾阿姨和丈夫都不舍得打骂孩子，但儿子总归没有两个女儿乖巧懂事，让人操心的地方也多。因白石洲拆迁的缘故，儿子上学的幼儿园生源不足，年后未必能继续开班。“园里叫我们每户交了1000元留位费。”说到这，阿姨有些无奈，本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如今又是满眼的未知。

“年后，应该还会回来吧。”

亏欠

除了乐乐的学位问题，曾阿姨一直惦念的还有二女儿。

据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深圳符合中考报名条件的考生预计达到8.68万人次，比去年增加约8500人。而对于深圳市随迁子女而言，中考报考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父亲或母亲在我市具有合法稳定职业;(二)父亲或母亲在我市具有合法稳定住所;

(三)父亲或母亲持有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

(四)父亲或母亲在我市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及基本医疗保险，且至少其中一个险种累计缴费满3年，社保累计年限计算截至中考当年8月31日;

(五)随迁子女在我市具有3年完整初中学籍。

曾阿姨的二女儿在深圳长大，但没有深圳户口，小学至初一就读于白石洲附近的民办私立学校，若在深圳参加中考，仅能参加民办普高自主招生或中职学校注册入学。迫于学业压力，女儿初二便转回老家上学，由外婆照管平日生活。

“大女儿和你们差不多大，读了大专就出来工作了，二女儿挺好学的，就是这几年在深圳漂泊，基础没打好，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个好学校。”在阿姨眼中，深圳节奏快，环境嘈杂诱惑多，读书难以静下心来，“我都感觉深圳没有几个大学生。”阿姨笑道。

阿姨还告诉我们，女儿就读的民办院校师资不稳定，经常更换老师，学起来很吃力。同龄的学生很多在上课外辅导班，但女儿没上过——这是笔不菲的支出。

对于二女儿，曾阿姨心中一直觉得亏欠。“想回去多陪陪老二，女儿也说我不在家有时候管不住自己，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又在带弟弟，所以一直都没什么时间陪她。”

平日里她和二女儿感情很好，一天会打三四通电话，女儿也愿意分享她的生活和烦恼。深圳的教育资源和老家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间存在着不平衡，刚转学的女儿面临着漫长的学习过渡期，偶尔也会和阿姨抱怨，要是自己早些回老家读书就好了。老家的长辈终究也只能在生活条件上有所支持，对于学习，只能靠女儿自己努力。

曾阿姨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三年级，在学习方面难以给出女儿有效的建议，但对于生活和感情上的问题，都愿尽其所能帮她分担，物质方面也是有求必应。“有时候在老家花钱未必比深圳少，但我们不在她身边，只能希望尽量满足她的物质要求。”邻居认为她对女儿有时过于宠溺，以老家的物价来算，一餐早饭竟要给到十块钱，曾阿姨却认为只要女儿吃了长身体，营养跟得上就行。

临近年末，搬离白石洲的人越来越多，曾阿姨的生意也大不如前。尽管木箱上清清楚楚写着服务时间为“下午4:30-10:30”，但通常营业时间极为自由，生意也很随机，“一切还是以小孩为主，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就什么时候来。”

久在街头泊着，她也曾想过租一间店面遮风避雨，但以这些年的收入在白石洲盘下店面，负担还是大了些。她明白自己的环境设备简陋，所以各样手艺的价格都较为低廉：理发十元，修鞋、缝补拉链几元便可，出摊一日，收入常常不过百元。

曾阿姨曾经在首脑培训过半年，后来为了带孩子方便，便没有在店中留职，转而选择自己摆摊。“剪发在这里就可以，烫头或拉直就只能带回家做造型，这里没有电，插不了设备，染头发简单些，可以便宜点，染好后让他们回去自己洗。”

曾阿姨住的那栋楼也将面临拆迁，最多还有一年半的租期。问及今后的打算，阿姨沉默地摇着头，出现频率最高的回答是“不确定”。

“可能会回去，也可能会留下，回去也肯定是为了小孩上学。”曾阿姨摇了摇头，她现在只想培养好这个小儿子，但是农村挣钱机会少，大城市人多，有点手艺还能勉强度日。丈夫也没什么文化和手艺，家里就业率低，回去只能种田或者做泥水工，人到中年，在农村很难找一份长期稳定的工作。现实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横在一家人面前，回与不回都是未知。

时间晃过2019，元旦的当天，曾阿姨和往常一样带着乐乐来到摊位，在白石洲谋生的人，假期对他们是奢侈的。阿姨说，3号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回老家了，二女儿6号要期末考试，这些天想在家里照顾女儿，陪她好好考试。

“还是舍不得离开深圳，”曾阿姨笑了笑，“我很羡慕你们这些有文化的，我们现在，钱挣不到，小孩也没带好，回去的生活也不知道会怎样。”

夜晚，天上的飞机贴着白石洲的头皮划过，曾阿姨低头缝着手上的鞋，她并没有看见。

▌网：深漂二代再“迁徙” 

留影

“大家都只是一粒沙子，这里是很多粒沙子落在了一起，谁会注意你。”说到自己和生活了20余年的城中村的关系时，Alan的眼神飘向远方。

90后的Alan老家在湛江，7岁时被父母带到深圳，家中还有一个小5岁的弟弟，一家四口长租于白石洲。落脚深圳后，Alan父母靠经营日杂百货抚养他和弟弟长大成人。

白石洲浸泡着Alan对童年的全部回忆。“曾经这里是一片沙土地，我和弟弟放学后经常到这片空地来玩，后来楼陆陆续续建起来了。”他带着我们在白石洲四处转悠，走到一处已被贴上“楼已清空，非请勿入”标语的店铺时，Alan指着泛旧的红色牌匾感叹道：“这家牛杂店开了快20年了吧，味道一直不错，老板是外地人，不知道最后搬去哪里了。”

当被问及拍摄白石洲旧改前最后一瞬的初衷时，Alan想了想说：“住了这么久，真的要离开这里了，忽然发现连一张白石洲的老照片都找不到，现在拍下来多少还能留住些回忆吧。”随后再次举起相机，抓拍下沉的夕阳和余晖下白石洲。

弯路

现如今，Alan是宝安区某连锁照相馆的一名摄影师，入职不足半年，薪酬暂时不抵上一份工作，但Alan感到满足。在他看来，摄影是他真正的兴趣，也让他找到了真实的自己。“其实也是到社会上走了弯路才明白，工作找个没那么辛苦，收入又过得去的就好了。”Alan口中的“弯路”指的是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

从广州大专毕业后，Alan选择回到深圳，在一家公司做IT运维。日常工作内容除维护、建设公司的办公系统外，就是帮同事组装、维修电脑。在谈到这份工作时，Alan自嘲道：“一直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到后来我坐在办公室里听脚步声和敲门声就已经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和电脑故障的原因了。”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Alan坚持了三年半，入职后的月工资从5千多逐年上涨，但在紧张的家庭财务状况下，仍然无法支持他搬离四口之家，独自在深租房居住。直到现在，年近30的Alan还保持着单身状态。生活中的Alan十分节俭，访谈过程中独自背一瓶2L装矿泉水就可以在白石洲穿行很久，虽然家中母亲做的菜“难吃且多年口味不变”，但他仍坚持带便当到工作单位，几乎不在外就餐。

然而在Alan眼中，攒下的钱并未换来经济上的独立，自己工作三年存下的十余万存款被母亲借给了陷入传销的亲戚，直接导致了家庭陷入财务危机，直到如今一家人还背负着债务。但他认为自己已经“看开了”，并把母亲这种行为理解成“对她自己年轻时求不到帮助的一种怜悯与补偿”，同时认为父母的思维是滞后的，如今并不能在深圳这座大城市中适用。

第一份工作的后期，Alan慢慢感受到升职加薪方面的“天花板”，工资虽然在增长，但“即便再工作三年，还是比应届的名校毕业生要低。”他也在无意中提起，工作中“常常因为各种原因遭受同事排挤”，面对愈发压抑的工作，Alan最终选择辞职。

在家休整了近一年的时间，Alan自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心态有所改变，他认为第一份工作是走了弯路，浪费了时间。他提起自己的弟弟，“他运气很好。”弟弟最初经熟人介绍去了某地产公司做外包，后来被收归编制，成了正式员工。尽管目前的工作较为稳定，且和女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还没有完全搬离四口之家。

盘旋

随着深圳旧改时代的来临，城中村铺面租金水涨船高，而线上购物的兴起也致使杂货铺的生意日渐萧条。Alan父母几年前将杂货铺转手，如今到了退休年龄还在深圳四处找工作。2019年白石洲旧改忽然提速，Alan一家被迫搬离生活近20年的白石洲。

“周边熟悉的老店和菜摊一天清空几家。”采访过程中，身旁又一栋楼房被工人封上铁皮。2019年12月31日是相处多年的老房东给他们一家最后的搬离期限，他们不得不寻找“另一处可以落脚的白石洲”。

Alan一家在深圳的社交稀疏得像断了齿的梳子，“在此地并没有多少朋友，与邻居的关系也一般”。对于老家他很少提及，只是说“这些年一直很少回去，对家乡没什么记忆。”他当前还可以接受和家人一直在深圳租房生活，但提及深圳高企的房价和未来的规划，目光却落向了别处。

四处考察近一个月后，在清租前Alan最终决定举家搬到宝安区的沙井城中村。“沙井这边的月租金相对白石洲还是高了些，但比南山区西丽等地能联系到的房源便宜，目前在全家可承受范围之内。”

2020年初再次见面时，Alan却笑着吐槽沙井周边的饭菜难吃，房子周边的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感觉又回到了十年前的白石洲。”

从南山中心区的白石洲到宝安区的沙井，空间上不过35公里，但对Alan一家而言，这却是一场跨越两代人的“城内迁徙”。20多年前Alan父母为了生计，带着他离开故乡，停驻在陌生的白石洲，20年后，而立之年的Alan为了生活搬离这里，迎接新的拥挤。岁月仿佛开了个漫长的玩笑，兜兜转转，还在原点。

透过楼房间密密麻麻的电线向上看去，每天都会有一群白鸽在空中盘旋，一圈一圈，好像不知疲倦。白石洲的上空似有一张无形的网，严密地网罗住鸽群的飞行距离和高度。搬到沙井的第三个月，也是Alan停职在家的三月整，复工后久未发声的他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一条动态：“行以初心，知足惜福，感恩前行。”

尾声 多样城市多彩社会

采访中，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即将告别白石洲城中村的租户群体，切身体验着“一线天”里蒸腾的浓浓市井烟火气，聆听着深漂们的城中村故事和最初梦想，清晰感受到他们当下的迷茫无措，也亲眼目睹着临别时分的落寞悲欢。

既往认知中，作为城市流动人口聚居区，城中村往往被视为城市发展中的问题性现象，是城市中的“农村社区”，是城市“空间无序性”的外在表现，甚至被认为是诸多城市社会问题的诱因。但真正深入城中村后却发现，城中村现象与城市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远非简单的城市空间秩序调整与物质环境改善可以全然解决。

作为低成本城市化过程中的相对性产物，承载大量城市流动人口的城中村，在一定时段内具有难以替代性：一方面，城中村为经济实力有限的城市边缘性社会群体提供了低成本的城市居住空间和社交生活空间；另一方面，我国迅速城市化过程中面临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滞后等制度性问题，城中村的存在实质上以自发市场化的方式，短期内替代了政府在城市廉租房供给上公共职能的“缺席”，起到了承接大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过渡与缓冲功能。

城市社会学者蓝宇蕴认为：“社会结构是社会主导阶层追求自身经济社会利益的结果，他们作为社会中的强势群体，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关系及其利益的分配规则，并同样作用于城市空间秩序的生成中。”不难理解，城中村的空间改造，亦是调节城市经济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过程。在这一空间重新生产的作用下，城市居住权利被重新分配，权利差距被无形调整，城市空间正义与发展正义的矛盾充分体现。而当前“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运作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忽视了对城市下层阶级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关注。

作为城市的低成本生活区，城中村是深圳40余年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必经场景。城市外来流动人口在深创造了价值，承担了税负，正是“白石洲”式的城中村给予他们落脚城市时“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生存空间，而城中村改造，伴随着深圳居高不下的房价和日益增长的租金，实质上对这些城市低收入人群产生了排斥和挤出效果。

城中村的存在证明了人类社会的重力法则：每个人都希望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每一个城市都必须有低成本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深圳的城市生长史就是深圳城中村的发展历史，相较于其他城市的城中村改造，深圳的城中村改造更具典型性。在强调“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高速发展期，城中村实际上起到了降低深圳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维护深圳低营商成本，保障城市经济高效益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在大规模城市更新时代，城中村改造中流动人口在深的社会保障以及市民待遇问题，如子女就学、正常的经营活动等权利，仍不应被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