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中国环保二十年，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任期结束前受访

虽然任期还未真正结束，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中国总干事卢思骋即将离任的消息已在环保圈内不胫而走。9月底，卢思骋将结束在WWF的任职，参与筹备一家新的国际基金会，专注气候变化工作。

在卢思骋七年的任期内，WWF完成了全球战略改革和中国的相应部署，在物种、淡水、海洋、森林、食物、市场、气候与能源、金融、政策等9大领域全面加强与各国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合作，广泛参与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事业中。

卢思骋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摄

离任前，卢思骋在WWF北京代表处办公室里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 专访。他认为自己的经验和专长刚好契合了WWF转型的这几年，自己阶段性的工作已经完成，应该交给更有能力的新人。

“我很高兴能够帮助WWF走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改革历程，也很高兴看到这个团队逐步成熟，我也很安心可以离开，让后面来接手的同事能够在一个更坚稳的台阶上继续带领这个机构。”卢思骋说。

对于即将迎来的新工作，在卢思骋看来，这些角色就好比在同一个生态系统里的不同“生态位”，他将在新的“生态位”开启一段新的挑战。

深耕中国环保事业二十年

走进WWF的北京办公室，一只大熊猫塑像竖立在门口，这家以中国特有物种大熊猫为标识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总部位于瑞士格朗。1980年WWF开始在中国开展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成为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上午十点，卢思骋穿着一件印有WWF标志性项目“地球一小时”（Earth Hour）图案的T恤出现在会议室里。

这位香港人在北京居住了整整二十年，2000年，卢思骋从香港搬到北京，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一员。

在环保圈子里，卢思骋是一名活跃分子，许多环保机构的负责人都对他印象深刻。刚认识卢思骋时，马军还在筹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2009年，IPE做了29个IT品牌的调研并希望把这些调研信息上传到应用平台“蔚蓝地图”上。在给每家品牌的CEO写信前，IPE与顾问机构进行了一次沟通，马军记得，“思骋是特别尽心尽力的为我们出主意。”

在马军眼中，卢思骋特别适合做职业经理人，而这正是环保圈所缺乏的。

“思骋的贡献在于给环保组织引入了职业化管理的能力。首批来华的国际环保组织负责人多是外国人，他们虽然有很强的能力，但与国内本土的环保组织接触较少，而且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外国驻华机构一样，但思骋的不同在于，他作为香港同胞的身份对内地环保事业的发展注入了非常多的情怀，与内地环保组织有更多的交流。”马军说。

很少有人会有在国际和本土环保机构同时任职的经历，卢思骋的履历极为丰富。他曾在中国多家国际、本土环保机构出任管理职位，包括SEE（阿拉善）基金会、自然之友等，并创办了两家本土NGO创绿中心和前进工作室。他还曾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香港特区政府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山大学等机构和组织的专家。他深刻的认同：“无论是国际NGO还是本土NGO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一起在推动中国环保事业。”

艰难的改革

2013年10月，卢思骋正式担任WWF（中国）总干事，成为WWF进入中国三十多年来首位领航的中国人。他上任伊始的目标是促进WWF更加融入中国，一方面是要完成WWF在中国的合法注册，另一方面需要得到社会公众更全面的支持调动更多的资源做环保工作，同时，他们还要设计中国办公室自己的项目到国际上筹资支持项目的开展。

他向澎湃新闻解释这样改革的初衷：WWF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办公室，以前都是其他国家的办公室主导项目设计、筹款，然后分配给中国办公室去落地，之前他们是主我们是客，改革的目标是要把这种状态反过来，应该我们是主他们是客。

卢思骋说，这样的改革会使中国的项目更接地气，对于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有更直接的贡献。比如，2021年将在武汉举办的第十四届《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武汉市市政府的一个投标方案是WWF团队参与编写的，很多筹备工作WWF也在帮忙参与，在卢思骋看来，现在机构做的项目都更聚焦于重大的中国环境课题，也更贴近中国政府所关心的。

作为一家国际机构想要切合中国的实际开展工作，了解中国的国情很重要。卢思骋以自然保护区为例说：“中国的保护区不可能移植西方国家做的荒野保护，而是要让原本生活在那里的居民与自然、野生动物和谐共处。”

这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而卢思骋愿意让更多的人来到中国实地探访中国的保护实践，让国外的机构、伙伴去理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WWF每年都会举办一次‘中国伙伴共建’活动，邀请在财务上支持我们的保护项目负责人到中国的项目点上实地考察，亲眼看看中国的保护区是什么样子的。”卢思骋说，“有一年我们去了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是在敦煌再往西北大概十多个小时的车程，WWF在那个保护区设了300多个红外摄像机做雪豹保护的工作。当我们坐那么久的车到达那么荒芜的地方突然看到正在放牧的牧民，他们（外国人）就明白了在中国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我们所划定的那些保护区里面并不是围起来不让人活动的，而是我们应该提供怎样的条件和帮助，让祖祖辈辈在保护区里生活的人能够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在WWF掌舵7年，作为一个引领改革的人物，网络上曾流传出WWF内部人员对他的匿名举报。如今，在将要离开的时候，卢思骋坦然回应这些质疑说：“如同我们要监督企业，监督政府一样，当然我们要把自己放在公众舆论的监督底下。我一开始来推动改革的时候，最初的18个月针对我的不具名的举报信有三十几封，当时让我非常惊讶，这些信函被寄到了我们的主管部门以及WWF的其他办公室。WWF有一个内部的‘Whistle blower’（吹哨人）政策，凡是提出对管理层的一些问题都需要做出调查，总部派调查团来调查我好几遍都没发现什么问题，我认为事实结果就是最好的回答。”

“那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一段经历，但对我来讲也是个成长。”卢思骋摊手说道，自己也反思了一些改革措施是不是推动的太猛了, 或者是跟大家沟通的方式是不是可以做的更好？但他更愿意用结果来证明自己是对的。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颁布以来，WWF成为首批重新登记的境外NGO组织；WWF北京代表处一年的筹资量达1.4亿，几乎是2013年的翻倍；每年获得价值近两亿的免费资源投放公益广告，在各大口岸、机场等交通枢纽都可以看到WWF的公益广告，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持人撒贝宁与WWF合作拍摄的穿山甲公益广告在微博上的点击量超过5500万。

在他任期内，WWF完成了全球战略改革和中国的相应部署，在物种、淡水、海洋、森林、食物、市场、气候与能源、金融、政策等9大领域全面加强与各国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合作。WWF总部和全球网络为了支持和协助绿色发展的中国走向世界，与深圳市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等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依托WWF全球网络，将中国企业、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和中国影响推荐到世界各地。

“再见，北京”

在北京居住的二十年里，卢思骋见证了中国环保圈子的成长，也更希望看到中国的环保组织能够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主张。

“当国家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后，我们应该提出自己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这些理解一定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而提出来的，而不是基于对西方立场的直接翻译。”卢思骋觉得，“未来30年、50年，中国的环保NGO一定在全球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太复杂了，正是在这些复杂的实践中，中国的环保组织肯定会变得更有观点，更有想法，更有原创性。

在离开北京前，多家环保机构的负责人为他举办了一场小型的送别会。WWF全球总干事Marco Lambertini向各地办公室宣布了他将离任的消息并评价道：思骋为加强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帮助推动了许多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成就。

“过去二十年，思骋一直是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领袖人物。”Marco Lambertini说，在加入WWF后，他邀请思骋加入全球治理改革工作组并共同担任保护工作组主席，“这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内部的新工作方式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各地办事处在战略上的更紧密结合铺平了道路……他在2015年至2017年当选成为WWF全球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以批判性的眼光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8月21日，思骋从北京飞往香港，因疫情原因，他开始了长达14天的隔离，然后在陪伴家人中度过剩下的假期。

“我如果要退休我就去学校找个工作就好了，但我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我还想做点贡献的，就换个位子吧。”卢思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他笑着说，在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自己会在香港筹备基金会的登记注册等工作，将来会以新的身份再来北京。他认为，虽然角色换了，大型基金会跟民间环保组织其实是同一个生态系统里不同的“生态位”，他希望加入基金会后，在今后支持环保组织工作时尤其是在支持中国的工作时能多聆听环保组织的需求，更好的支持大家的工作。

“再见，北京。”这是离开北京时卢思骋在社交平台上留下的少有的与自己有关的内容。这句“再见”，也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他将以崭新的身份再回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