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我的武汉记“疫”

9月11日，中国文联在京召开“摄影小分队抗疫事迹报告会”。图为影像中国网主编曹旭以《我的武汉记“疫”》为题作汇报。范雪娇摄

回望在武汉工作的近60天，从最初的不适应，到临别的不舍得，我们见证了武汉重新站起的过程。出发时，即将立春，归来已是立夏，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前往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尽可能联络所有在当地的摄影记者，征询他们能否参与为医疗队员拍摄肖像的工作。考虑到前方拍摄和整理照片的任务越来越重，我主动向协会分党组申请，希望能到武汉增援。3月1日，我一个人登上南下的高铁，身边是8件大大小小的行李。

曹旭在武汉的工作状态。

还没来得及看看封城后的武汉是个什么样子，我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每天，我要拓展摄影队的力量；每天，我要和十几支不同的医疗队建立联系；每天，我还要了解摄影师的拍摄进度；每天，我更要面对上千个医疗队员的名字和医院信息，整理已完成的拍摄内容。为了确定拍摄时间和地点，我一天最多打过50多个电话，重复同样的内容，到了晚上，嗓子嘶哑得说不出话来。

每天，曹旭要面对上千个医疗队员的名字和医院信息，整理已完成的拍摄内容。

初到武汉，我这个北方人很难适应那里潮湿的天气，经常是手脚冰凉。加上长时间对着电脑，不活动，腰椎疼痛，有时候站起来就突然的天旋地转，头痛恶心。我们的房间阴冷，没有床单被褥可换，浴室漏水，还要忍受可能不知从哪里爬出的老鼠和蚂蚁。作为小分队的唯一女性，我更要克服心理和生理上的困难。整理医疗队员信息的工作远远超出我的想象。面对无法确定的姓名，我要问摄影师，问医疗队，甚至在网上搜索关键词。有一段时间，我常常每天五六点钟醒来后，开始对着电脑工作，这一坐，就是四五个小时。工作强度大，住宿条件差，让我一直处于焦虑的状态，导致我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梦到白天工作的那些画面，甚至有几次喊着“救命”突然惊醒。

3月28日，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来自湖南的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护士隔着玻璃“抚摸”她们此前送给患者的干花。

一边痛苦着，一边收获着——我的队友们在外面“冲锋陷阵”，可我也有着自己的自豪！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是唯一见过所有援鄂医疗队员摘下口罩的人，见过他们最美的样子。我还记得在北京医院驻地，偶遇年过六旬的大内科主任孙铁英教授。孙教授说：“谢谢你们的爱心，记录了我们战疫中的爱心、决心、信心，这是人间的大爱！这是我美好而难忘的经历！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小分队还将镜头对准了抗击疫情的各个现场，见证这个城市的英雄传统，感受这个城市的独特气质。最冒险的一次拍摄，是3月13日，我们偶遇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转运46名新冠肺炎患者。还没来得及穿防护服，大家就投入到紧张的拍摄中。那是我们第一次离新冠肺炎患者那么近，而我们，也仅戴了一层口罩，李舸主席也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拍摄间歇，我们找机会穿上防护服，医院医务人员还给我们送来了护目镜。回到驻地后，我多少有些后怕，总是担心自己可能会感染上新冠。

曹旭和她“最牵挂的人”

有人问我，想家吗？想，怎么会不想。我惦记着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父亲——为了不让他担心，直到回来，他才得知我去武汉的消息。我挂念在家带娃的先生和还在上小学的儿子，每次打电话，儿子都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更是无数次在深夜，思念天上的妈妈。当我归来后，有一天晚上，儿子突然问我：“妈妈，您是主动要去武汉工作的吗？”我说，是的，他搂着我的肩膀说：“妈妈，您是我心里的英雄。”

与一座城共进退的机会，一辈子可能也不会有几次。从寒冬到暖春，从暖春到初夏，武汉，已经迎来她久违了的烟火气，而我们的生活，也逐步走向正轨。

感谢领导、同事、朋友、家人的信任、鼓励和关心。

感谢医务人员和摄影队成员的密切配合与积极参与。

4.2万名医护工作者的肖像，和所有抗击疫情的影像素材，将作为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珍贵的国家影像文献档案保留下来。

希望这些珍贵战“疫”影像档案能系统化、智能化，在未来不断被讲述、被展现、被追思，并成为不可磨灭的影像篇章。

病疫无情，人间有爱！

武汉，我们亲眼目睹你的复苏。

现在，让我们再次鸣笛启航，乘风破浪！

（本文为曹旭在中国文联“摄影小分队抗疫事迹报告会”上发言摘编）

原标题：《曹旭：我的武汉记“疫”》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