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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纪录片和实验电影:女性叙事者们

2020-09-17 11:5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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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e Hormek (Our Walls)|©️AP

从21世纪初起,电影的种类、形式和基础之间的界定开始逐渐模糊化,而女性电影工作者们则希望从此打破十九世纪的标签,拍摄一种可供在教室、网络、博物馆巡展和画廊播放的新型混合式电影。经过学习,她们发明了所谓的“非科幻类实验电影”(Cine de no-ficción y experimental)。这种电影并不追求对工业问题的探究,而是一种从叙事角度出发,提出问题,寻求解答的电影类型。它要求拍摄者能完全意识到自己想要拍什么,讲述什么,以及运用怎样的当代艺术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

这种电影其实是一种聪明的转变,它逃离了主流传统家长制电影制造业。虽然在女性电影工作者们执导的电影之间不存在明确的风格划分,但是其中许多主题都是相通的:身体、“殖民化的”、性别政策、权力的工具化……..所有这些主题,比如身体和性别意识,都是长久以来在历史上被男性所忽视和弱化的主题。

Laida Lertxundi(左)和Javier H. Estrada在马德里电影节交流会现场|©️Fotografía: Carlos Alonso

我们可以先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在这些新型叙事故事中,情感占据着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内容又是以怎样的形式出现的?情感类电影为何在本质上与情节剧紧密关联?在莱达·莱逊迪(Laida Lertxundi)的电影中,每一个镜头都会有情感和感觉这两大要素出现,它们通过人物之间互动时的小手势和动作来表现,而剧中的演员通常都是女导演本人的好朋友。尽管这些动作幅度非常小,但是它们所表达出来的温情却会感染每一位正在观看电影的人。貌似无边无际加利福尼亚地区的景色或者人物所移动的空旷空间,都是这位导演经常用到的画面。我们可以发现,她的电影里充斥着在某一瞬间突然记起的过去光景,某些循环的音乐(loop music)等等,这些场景也充斥在最具她风格的一部电影里。影片中,渐渐成长并成熟起来的莱达最终在她的故乡,她的父亲和八十年代的政治背景下找到了自我。

由玛利亚·埃尔罗莎(María Elorza)和迈依德·伊利埃尔德(Maide Iriarte)化名的“巴萨依克的女孩”(Las chicas de Pasaik)通过微小的细节和贴近生活的人物讲述的故事也渐渐清晰起来。“我们的墙尊敬我们所爱之人”,这是短片《我们的墙》(Gure Hormek|Our Walls,见以上视频预告片)里所要传达的信息。它是对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家庭主妇们和在街边小店里工作的所有女性的致敬。影片里,关于悲伤或者欢乐的那些微小细节和闪光点都给人们留下了些许的伤感。

而艾利·科尔迪尼亚斯(Eli Cortiñas)所有的作品都围绕着亲属关系、互利关系和冲突关系展开。在《给母亲的电话》(《Dial M. for mother》)这部影片中,她将焦点集中于母亲和女儿之间的矛盾上。为达到效果,艾利请到了曾多次与自己的丈夫约翰·卡萨维兹(John Cassavetes)合作过的美国独立电影的重量级演员吉娜·罗兰兹(Gena Rowlands)。而在《那个行走的女人》(《Quella che cammina》)中,通过原生态物质和其他事物的组合,艾利表达出她对自己作为女性、女儿、以及艺术家身份的怀疑。

女性和性别政策从一开始就是玛利亚·特鲁依多(María Ruido)作品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她的电影主要是通过描述关于历史事件的记忆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在《两栖科幻》(《Ficciones anfibia》)这部作品里,她就纺织业新的工作环境对工厂里工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Cristina Lucas|©️Kansallisgalleria / Pirje Mykkänen,Finlands Nationalgalleri

对于克里斯蒂娜·卢卡斯(Cristina Lucas)来说,她的兴趣则是对权力机构的质问和对家长制为何想要在历史中抹去女性角色的疑问。在她的作品《卢梭与索菲亚》(《Rousseau y Sophie》)中,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之父和《论教育》(《De la educación》)的作者成为了一个完全被动的形象,而索菲(Sophie)与一群被召集起来的女性可以用行动和语言去攻击位于马德里的这位“著名厌女者”(“famoso misógino”)的卢梭的雕像。

纪录片和实验电影的形式和风格有利于为数众多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去创作超越科幻题材的故事,甚至使她们的作品成为了不需要大场面和特效也能达到效果的科幻的、魔幻的和反乌托邦式的电影。Momu & No Es 是2004年由露西亚·莫雷诺(Lucía Moreno)和伊娃·诺格拉(Eva Noguera)共同创立的。她们的作品主要在想象的基础上制造出动态。在《我们的先锋思想家们的生活》(《Life of our progressive thinkers》)里,人们身处于一个相对较近的未来,片中断断续续的声音讲述了一些对现代生活引起过重大变化的事件。Momu & No Es向人们展现了两位先锋女性思想家的宝贵作品,有的是以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出现,有的是以科幻电影第二部的形式出现。Momu & No Es 出现的时间只比在大加农(Gran Cañón)的托瓦尔(Tovar)举行的生物科技和纳米技术研讨会开幕式早几分钟。两位作者利用“拾得录像”的手法发挥科学想象,将电视和网络中的图像与流行音乐还有3D效果整合在一起,使人们对于那些以前被科学认为绝对正确的真理产生了质疑。

Dora García

在《直升机》(《El helicóptero》)这部片子里,朵拉·加尔西亚(Dora García)将重新演绎阿根廷艺术家、精神分析医生奥斯卡·玛索塔(Óscar Masotta)于1966年完成的故事《发生》(《Hapennings》)。他们准备将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某个特殊的地点,但这些人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这个实验的结果将成为该科幻电影的参考标准,并且也将深化朵拉影片里日常场景所表现出来的线索。观众、以及电影的参与者们之间的关系,作品本身以及发生的地点,全部都是虚构的,但电影的真实性却正是在于它让不确定、焦虑不安、 以及一种最后演变为相互作用的希望成为了可能,并且使得参与其中的人和观众都能身临其境。

总之,对于上述女性电影工作者们来说,这一切都是她们作为女性,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开展的工作,以及对我们所生活的历史和社会的重新反思。

|翻译:吴优

原译文发于“迷影网Cinephilia”

原标题:《女性、纪录片和实验电影:女性叙事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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