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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杂字文献的编写与内容特点

2020-09-24 19:0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在传统识字教材中，除《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正统教材外，还有一种广泛流行于民间的识字教材——杂字。杂字的源流久远，西汉史游的《急就篇》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杂字书，而以“杂字”命名此类字书始于东汉。宋代，杂字作为识字教材开始在民间流行。明清时期，杂字因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而进入繁盛期。清末民国时期，虽然确立了现代学制，进行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但杂字依然在各乡村塾馆中使用。

杂字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徽州蒙馆盛行的原因

就徽州这一区域社会而言，杂字作为识字教材曾被广泛运用于明清及民国时期的乡村蒙学教育中，成为徽州民间蒙馆中的必修教材，且至今留存丰富。杂字为何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徽州蒙馆盛行？这与徽州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首先，从商风气的盛行吁求民众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

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山多地少。为解决生存困境、拓展发展空间，很多徽州人在科举仕宦无望的情况下，选择外出经商谋生。商业经营需要从业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程度，如契约合同的签订、商业信息的传递、抵押借贷以及货币金钱的换算等，都需要其具备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而这些知识能力的获得，需要先识字。因此，明清以降，伴随着徽州人从商风气的盛行，科举入仕之外最基础的普通民众识字教育就被提上了日程。包含百科知识、满足民众日常生活需要的杂字就为各蒙馆所青睐，成为必读教材之一。

其次，是徽州宗族兴学重教与徽州先贤重视蒙学教材编写这两大文化传统的影响所致。

一方面，徽州宗族大多来自中原的儒学世家或显宦之第，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重视族内子弟的教育。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徽州的教育尤其是蒙学教育获得了极大发展。明清以来，贾而好儒的徽商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大力资助和发展宗族教育，尤其致力于族塾、义学等的设立，进一步促进了徽州蒙学教育的发展。但不论是各地通用的“三百千”，还是徽州先贤朱熹、胡炳文、朱升等人编撰的蒙学教材，都是为儒学教育做准备，为修身与日后的进学打基础，较少涉及日用的俗语俗字，更遑论农工商贾职业之类的教育内容。

另一方面，南宋以来，随着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的确立，徽州地区出现了一大批“笃志朱子之学”的名儒硕士，形成颇具影响的新安理学派别。这些理学家们除悉心探究朱子之学，还热心蒙学教育，纷纷开馆授徒，以此作为宣传朱子之学、扩大其影响的手段。他们在开馆授徒的过程中，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编著了大量的蒙学教材，如陈栎编著《历代蒙求》《论语训蒙口义》，胡炳文编著《纯正蒙求》，朱升编著《类选五言小诗》《孝经小学旁注》等。这种根据教学需要编写蒙学教材的传统为后代的徽州文人（尤其是乡村塾师）所继承，当他们发现已有的识字教材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时，自编杂字作为教材就成为必然。

最后，明清以来徽州刻书业的兴盛为杂字的大量出现提供了物质保障。

发达的刻书业，使徽州人不仅校勘刻印古代典籍、丛书等学术著作，还刊刻小说、杂剧、话本等通俗读物来满足市民阶层的文化需要。蒙学教材也由于家塾、族塾、义学等蒙学机构的普遍设立，需求量大且易损耗，成为徽州刻书行业关注的重要方面。因刻书业发达、刻印方便，一些杂字可即编即印，进而作为识字教材流传。而那些编写水平相对较高的杂字，如《四言杂字》《应急杂字》《珠玑杂字》《新刻易见杂字》《开眼经》等，均曾由多家徽州书坊刊刻，流行于当时的徽州蒙馆。

杂字体现了浓郁的徽州地域文化特色

杂字一般是由乡村塾师、市井文人编写。他们生活在徽州民间，浸染于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习，其所编写的杂字往往真实地反映了徽州人的生活状态，因而带有浓郁的徽州地域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重视儒家伦理的融入，强调道德教化。

美国学者罗斯基在考察了我国古代的一些杂字后指出，杂字教人们阅读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字、词语，而相对忽略了“义”“礼”“德”等这些表达儒家伦理概念的内容。然而，在徽州，杂字的伦理教化功能却未曾减弱。徽州宗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蒙学教育中更是遵循着儒家“蒙养之始，德育为先”的基本理念，注重对子弟进行忠孝礼义、尊卑长幼等伦理教育。杂字虽主要为解决日常用字、传授日常生活知识而编写，但以塾师为代表的徽州中下层儒者也试图把儒家的忠、孝、节、义等基本伦理蕴含其中，从而达到教化童蒙的目的。

而在诸多的儒家伦理道德中，徽州杂字尤其注重孝的教育。这既源于《孝经》所说“夫孝，德之本也”的思想，也与童蒙教育密切相关。因为孝亲对年幼的儿童来说是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如《曰平常》教导孩童：“凡为人，重伦理，父母之恩等天地，公婆宗祖本源亲，子媳儿孙当孝悌。”和其他地域杂字相比，徽州杂字更接近于正统的蒙学教材，这也是其能在“程朱阙里”“理学徽州”久盛不衰、广为流行的重要原因。

第二，注重商业启蒙教育，营造重商的社会风习。

传统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但在人多地少的现实环境的逼迫下以及来自明清时期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徽州人这一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视商业为主业之一，并利用杂字进行商业启蒙教育。他们在杂字中宣扬各专其业的职业分工思想，如《启蒙六言杂字》称：“士农工商技艺，各务本业专精，士当爱民护国，农务及时宜勤，百工手段精巧，商贾须要精心。”

徽州人在肯定商业的正当性与主业地位的同时，还通过杂字教导孩童在经营中应诚实公平，如《事用杂字》称：“行财的当，处世公平。”不仅如此，《曰平常》《新刻易见杂字》等还对行商坐贾、徽州人商业经营的盐、典、茶、木等具体行业经营的相关知识进行介绍。

可以说，杂字中的这种商业启蒙教育，不仅在徽州地区营造了重商的社会风习，更建构了儿童的基本心理、知识结构，对其成人之后的经商观念和行为必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强调契约观念，注重契约精神的培养。

契约是为适应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简单商品交换需要而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契约也越来越广泛地用于人们的生活生产与社会交往中，成为维持传统社会民间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调整着民间社会生活的实际运作。

历史上的徽州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社会，因此，徽州人非常重视契约文书。徽州不仅留存大量契约文书实物，传抄各种契约模板以助实践，而且充分利用杂字这种民间识字教材，在教儿童识字的同时，对孩童进行颇具地域特色的契约教育。

首先，教育孩童无论公与私、日常生活与商业经营中，都应有明确的契约意识。其次，通过杂字传授基本的契约知识，培养孩童日后学写契约的基本技能。另外，还利用四言韵语的方式详述各类契约文书具体的写作内容与格式，目的是让儿童在应写（确立观念）、能写（具有技能）的基础上会写（模仿实践）。

第四，记录传承徽州岁时节日、婚丧嫁娶等地域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传承，除耳闻目见、熏陶习染外，还可通过教育的方式来达成，徽州杂字也就成为徽州地域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岁时节日是传统民俗文化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事象，徽州很多分类杂字均列有“时令类”“时节类”“节候类”，多以韵语的方式来展现带有一定地域色彩的节日民俗文化，如光绪十四年（1888）歙县南乡方彩森的《启蒙切要杂字》对当地元宵节民俗活动的描述：“元宵夜，看花灯，家家闹热。扮马戏，嬉台阁，个个威风。装故事，搭鳌山，千般景致。划龙船，游龙烛，百样稀奇。”而且，一些民间节日在徽州具有特殊的意义，如花朝节，为每年的二月十五，俗称此日为百花生日，以此日之晴雨来验证果实之有无。

在徽州，这又是一个特殊的纪念性节日，纪念隋唐时期保卫徽州乡土有功的越国公汪华，相传此日是汪华的诞辰日。为了纪念他，汪华故里绩溪的仁里、梧村等村轮流举行纪念仪式，“东南乡十八社，按年轮祀汪越国公，张灯演剧，陈设毕备，罗四方珍馐，聚集祭筵，谓之‘赛花朝’”（刘汝骥《陶甓公牍》）。因此《启蒙六言杂字》《新镌便蒙群珠杂字》等杂字中都有对花朝节的描述。

徽州杂字对徽州婚俗礼仪程式的描述，反映了徽州人在婚娶中遵从媒妁之言，讲究婚娶的民间习俗。其中最具地域色彩的当是婚俗中的撒帐民俗，这在同治年间佚名所著的《万事如意》、光绪十四年方彩森的《启蒙切要杂字》、光绪十六年的柯佳爆的《十言杂字》等杂字均有描述。徽州人的丧葬民俗在徽州杂字中也有大量记载，如《备用六言杂字》《珠玑杂字》《事用杂字》等。

这些记录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杂字在徽州留存丰富。一方面得益于古徽州文风昌盛，“敬惜字纸”的优良传统深植百姓心间，一些杂字得以和古民居一起保存至今；另一方面由于很长一段时间（从清末到民国，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徽州是现代教育与传统私塾教育双轨并行，杂字作为教材一直在私塾中使用，客观上使其有大量的遗存。

（本文据戴元枝主编《清至民国徽州杂字文献集刊》前言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