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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伯霍瓦拉︱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上)

[英]法拉梅兹·达伯霍瓦拉/文 石晰颋/译
2020-10-02 10:17
来源:澎湃新闻
上海书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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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edom of Speech: Talk and Slavery in the Anglo-Caribbean World, by Miles Ogbo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09 pp.

Tacky’s Revolt: The Story of an Atlantic Slave War, by Vincent Brown, 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20 pp.

Island on Fire: The Revolt That Ended Slavery in the British Empire, by Tom Zoelln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63 pp.

被席卷美国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所激发,在英国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在6月走上街头,抗议本国的种族主义。他们愤怒的目标之一是纪念那些在十七、十八与十九世纪通过奴役和压迫他人而发达的英国人的雕像,其中在布里斯托尔,爱德华·科尔斯顿的雕像被推倒并扔进了海港。许多这样的纪念碑能被保留至今并不奇怪,因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对他们在奴隶制中的历史共犯身份的无视,一直与他们对奴隶制遗留至今的影响的漠视一样引人注目。与美国相比,尽管有许多杰出的英国(和非英国的)历史学家在为这个议题工作(如Catherine Hall、Trevor Burnard、Diana Paton、Olivette Otele、David Eltis、David Richardson等,以及伦敦大学学院的英国奴隶制遗留问题研究中心在此方面杰出的合作努力),但在英国公众想象中,奴隶制仍然是一个边缘化的话题,在精神层面上,这个话题的现状及其带来的后果,与英国人的身份和经验相分离。

在整个英伦三岛有许多纪念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的纪念碑——作为国民的启蒙和救赎的永久纪念物(尽管在现实中,蓄奴在英国仍然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834年后才逐渐被淘汰)。据我所知,只有一座于近年树立的雕像,在兰开斯特这座前奴隶港的码头上,是单纯用来纪念那数百万受害者的。这就好比在战后德国的每一座纪念碑都主要是纪念集中营被解放和纳粹被驱逐,而不是纪念大屠杀本身。

奴隶制是英国繁荣并崛起为全球强国的基础。在整个十八世纪,大英帝国的中心并非在北美、非洲或印度,而是在少数几个盛产蔗糖的加勒比海小岛。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岛——小小的巴巴多斯和较大也较远的邻居牙买加——是地球上最有利可图的地方之一。在美国革命前夕,一个普通白人的公称财富在英国是四十二英镑,在北美洲是六十英镑。在牙买加,则是两千两百英镑。巨大的财富在那里被创造出来,并源源不断地涌回英国。这笔巨大的资本涌入,资助了无数帕拉迪奥式乡村别墅的建设,资助了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等大城市的改造,使国家财富急剧增加。波士顿、纽约、费城等北美港口的日益富裕,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依靠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糖成为英国最大的单一进口商品,对糖的狂热彻底改变了国民的饮食习惯、消费习惯和社会生活——尤其是因为它与另一种新兴的时尚药材——茶叶的关联。1700年至1800年间,英国人对糖的消费量从每人每年约四磅猛增到近二十磅,大约是法国人的十倍。

本土的所有这些富足、奢侈和社会进步,都源自在大西洋彼岸对大量被奴役的非洲男子、妇女和儿童的残酷剥削(其中也有数千人被带到英伦三岛):在十八世纪,英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奴隶贩子。正如为其辩护的人喜欢强调的那样,奴隶制并非新事物。在圣经和古典时代,人们就认为奴隶制是理所当然的,此前的每一个文明几乎都在实行奴隶制。在非洲当地奴隶制也很常见。但从来没有任何情况能够与英国人在美洲协助开创的种植园文化相提并论,与那里的自由人的数量相比,奴隶的数目无比庞大,不成比例。

就算在这种新的大规模奴役体系中,西印度的蔗糖种植园群岛也是非同寻常的。即使在大陆十三个殖民地里迄今为止奴隶人数最多的弗吉尼亚州,被奴役者总数大概占所有革命前当地居民的百分之四十:白人始终占多数。只有在人口更为稀少的南卡罗来纳州和法属路易斯安那州,这方面的平衡才稍稍向另一边倾斜。相比之下,在十八世纪的牙买加,被奴役的男女人数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领主。在岛上的一些偏远地区,这一比例高达十五比一;整体上总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奴役。

尽管奴隶在北美大陆遭到的待遇已经十分残暴,但加勒比地区的情况却比这更糟。西印度的糖业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企业,也是对人类生活造成最大破坏的产业。在十八世纪中叶,北美大陆的种植园主已经不再需要进口大量被掳获的非洲人,因为他们现有的奴隶人口已经自然地通过出生人数大于死亡数的过剩而逐年增加。相比之下,在西印度群岛,无论男女都被无情地劳作致死,以至于这种走向人口自然增长的过渡从未发生。由于大多数种植园奴隶只能存活几年,因此不断需要大量新鲜人口输入来维持劳动力——更不用说像大陆殖民地那样实现劳动力的稳定增加了。仅在十八世纪,欧洲人跨越大西洋抓来的大约六百五十万非洲奴隶中,被直接送到北美大陆的人数大约为三十五万。同期,有两百多万人被运往英属加勒比地区。(还有大约一百万最终被送到附近的法属岛屿,主要是圣多明克——即今天的海地——其人口组成和经济状况与英属群岛相似(这些数据基于无比重要的学术数据库slavevoyages.org对从非洲被运上船的人数的估计,其中约有一百万人死在穿越大西洋的航程中。这些数据只说明了奴隶船开往美洲的第一个港口:许多后来被运往北美和南美大陆的奴隶最初也是被带到了加勒比海)。

在此等不同寻常的情况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即这种独特的西印度特色奴隶制是如何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被强加、被施行与被抵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加勒比奴隶主经常对他们视作牲畜一般的奴隶施加令人作呕的极端暴力。1683年在巴巴多斯,一个“老黑人”对其他一些奴隶被血腥鞭打感到愤怒:因为他的“无礼言论”,他被绑在柱子上烧死。在其他时候,黑人被依法电击致死、虐杀、打成肉酱、斩首、车裂、用“慢火”烤死,或者被吊在铁笼子里示众直至饥渴而死(“gibbeted”)。

在这些可怕的法定惩罚之外,奴役制度在日常执行中更是无法无天,白人在这种制度中完全不受惩罚地折磨、杀害、强奸和残害黑人。托马斯·瑟伍德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点书呆子气的英国年轻人,他在1750年来到牙买加寻求财富,留下了一本平实的日记,记述了他作为一个农村监工和小奴隶主的三十五年。他认为奴隶是有理性的人,并把他们当作个人来对待。但像几乎所有西印度白人一样,他也顺理成章地认为他们需要经常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不断地、野蛮地鞭打他们,把盐、辣椒、柠檬汁或尿液抹在伤痕累累的肉体上,以增加他们的痛苦。只要他一时兴起,任何男人或女人都可能被鞭打、烙印、锁链、肢解,或被赤裸裸地丢在牲口堆里,浑身涂满糖蜜,任其被蜂拥而来的苍蝇蚊子叮咬。有时,他还会强迫另一个奴隶向受伤的受害者口中排泄,并将其堵上“四五个小时”。在他的日记中,还记录了与近一百五十名女奴的三千八百五十二次强奸或其他强迫性行为。就当时而言,他的行为除了留下如此完整的记录这个方面之外,似乎是完全典型的——而且甚至是相对克制的(参见Trevor Burnard, Mastery, Tyranny, and Desire: Thomas Thistlewood and His Slaves in the Anglo-Jamaican Worl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年)

当时加勒比白人与欧洲人一样,普遍认为黑人天生就低人一等。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对奴隶在性、心理和身体各方面实施这种无情的虐待的主要理由,是对他们的奴隶的深深恐惧。在贪婪和虐待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输入,作为小众的白人岛民敏锐地意识到,他们被来自与其敌对的奴隶的那种潜在而压倒性的力量所包围。特别是在牙买加,这种巨大的数量差距使奴隶获得了比在北美大陆更多的自主权。他们生活在一个大群体中,精神和文化活动基本上不受白人的监督。他们通过在给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种植农产品来养活自己,也养活了许多白人。牙买加奴隶除了拥有和继承这些个人的土地、牲畜和物品外,还经常拥有并携带枪支,在乡间活动而不受监督,并在自己的周日市场上聚集交易、喝酒和聊天。除了少量的自由黑人,岛上还居住着几群所谓的马龙人,他们是逃亡奴隶及其后代,控制着内陆山区的半自治据点,与英国人的关系在不安的休战和彻底的战争之间摇摆不定。

白人的优势始终是不稳定和不完整的。尽管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力量极不平衡,牙买加奴隶制仍然以持续的暴力抵抗作为其特色。除了1728-1739年和1795-1796年殖民者与马龙人之间发生的全面战争外,小冲突与阴谋持续不断,我们还知道在1673年、1676年、1678年、1685-1687年、1690年、1745年、1760年、1766年、1776年、1791-1792年、1808年、1815年、1819年、1823-1824年和1831-1832年都发生过重大冲突与阴谋,涉及数百名、有时达数千名奴隶。加勒比地区在这一时期也是英国、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全球明争暗斗的重要舞台。引发奴隶叛乱的入侵威胁从未消失;邻近殖民地起义的煽动性新闻也从未远离。1790年代,在圣多明克发生大规模奴隶起义和法国革命战争爆发后,牙买加和英国多次派出军事远征队,试图从法国和西班牙的敌对势力手中夺取该地,并重新实行奴隶制,但均未成功。在1804年建立自由的海地黑人共和国之前,各方可能共有多达三十五万人为此丧命。

在后来成为美国的那片土地上,从1500年到1865年,被奴役的人几乎总是寡不敌众,物质上被孤立,经济上失去能力。到十八世纪中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本地出生,未曾有过任何其他生活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的反抗是罕见而困难的,而且相对容易镇压。但在西印度群岛,只要奴隶制还在,就始终是一种更为尖锐的冲突状态。

在这样的条件下,当时的人们——黑人、白人和棕色人种,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是如何相互交流的?这是英国地理学家迈尔斯·奥格本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新书《言论自由》中提出的一个看似简单但内涵丰富的问题。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言语总是要从零碎的、不可靠的、书面的残迹中重建,而且众所周知,在这些记录中,被奴役者的声音也只能通过他们的压迫者的敌意的耳朵和笔才能被记录下来。但奥格本关心的不是再现十八世纪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人们到底说了什么,而是分析他们是如何说话的。就像他上一本关于帝国地理和传播的书《印度墨水:英国东印度公司创建过程中的文字与印刷》Indian Ink: Script and Print i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年)一样,《言论自由》借鉴了一系列立场折衷的社会理论家,尤其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奥格本在这里用他的方法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对话:法律的、政治的、科学的、宗教的,以及废奴主义的。在这里的各个领域中,口语的规则和效果都各有不同,言语行为的力量和意义总是偶然的与互相关联的;而且在每一个领域中,发言的条件——谁,能说什么,在何时、何地说,如何说——也总是由种族、性别、阶级和宗教所塑造。

这种方法的一个局限性是,每一章都变成了某种特定话语的自限案例研究,有着诸多不同的发言者、来源和主题。其中一章带我们深入到植物学者绅士的世界,他们的“植物谈话”、信函来往、公开讲座和赞助网络;下一章调查了英国圣公会、卫理公会、浸礼会和“欧比阿”(当时的一个名词,指被奴役的西非人的民间信仰)信徒中关于宗教言论的观念。此外,正如奥格本很清楚的那样,他的谈话记录和类别基本上是来自于有产白人的:它们只是不完美地映射到他的其他对象的精神和话语世界上。正因为如此,我们主要了解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白人殖民者和废奴主义者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以及他们是如何解释和理解(以及误解)被奴役的男人女人的。黑人和棕色人种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只是零碎地、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不管怎样,从整体上看,这仍是一个非常新颖和有见地的贡献。正如奥格本所说,语言是奴役文化的核心。言语既是表征,也是行动:语言的表达是持续不断的强化、谈判或争夺在自由与奴役之间的那道界限的最普适的方式。在十八世纪,“言论自由”这个以前只与议会辩论有关的概念,开始被视为所有政治自由的基础。对于这个时代信奉新教的英国男性白人来说,这既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新意识形态,也是他们优于其他人的一个永恒而实际的标志。殖民地的法律和政治都是通过口头仪式来实行的,比如宣誓、作证或公开演讲,而妇女、奴隶和其他低等人(如犹太人、贵格会教徒、黑白混血儿、印第安人和自由黑人)或多或少都被排除在外。无论是在殖民地民众内部,还是在帝国的不同法律和政治区域,这种提出发言、被人倾听和使他人噤声的权力的确切轮廓经常引起争议,但这正是因为它对自由有着如此核心的意义。

不仅如此,在十八世纪对人与非人的定义中,言论更是举足轻重。废奴主义者宣称,奴隶和非洲人的口才证明了他们具有平等的人性,但大多数欧洲人早已理所当然地认为,黑人的语言天生就低劣,甚至是兽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哲学家大卫·休谟在1753年着手证明“白人”在本质上优于所有其他人类“品种”时,他自信地以同样的偏见为诉求,贬抑了一个看似相反的西印度例子。“在牙买加,确实有人谈到有那么一个黑人,也能像一个人那样有模有样有学识,但‘很可能他仅仅是因为其微不足道的成就而被人赞誉,就像一只能清楚地说出几句话的鹦鹉’。”黑人的声音被认为甚至都无法与蛮横的吼叫相提并论。

这样的理论支撑着对奴隶贸易的认可。但尽管休谟刻意不说出他的名字,他那句不屑一顾的评论的对象并非奴隶,而是一个享有特殊特权的牙买加自由黑人弗朗西斯·威廉斯,他是一个曾在伦敦的律师学院接受教育的有产者,是有成就的拉丁语诗人和数学家,他自己也拥有奴隶。由于西印度群岛白人极力想把奴隶制和自由的区别与所谓的黑人和白人的直接区别等同起来,因此,令人深恶痛绝的是,(正如一名知名奴隶主所抱怨的那样)威廉斯“没有谦虚地保持沉默”,而是公开坚持认为肤色与智力无关(他曾经写过:“美德和理解力是没有颜色的;诚实的心灵与艺术也没有颜色。”)。牙买加白人多次试图压制他的声音,然而从未完全成功。当1730年岛上的议会通过了一项贬低他合法权利的法律(作为一个自大的黑人)时,威廉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富有的、生而自由的奴隶主)成功地向英国当局请愿而推翻了这项法律。他深知,言论的效用以及它所带有的力量,总是取决于它的听众,而不仅仅是它的作者。

(原文发表于2020年8月20日《纽约书评》,经作者授权翻译)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徐亦嘉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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