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深圳经验:从逃港潮到创新发展

唐杰/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

2020-10-21 13: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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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6日,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在“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10月16日,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在“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很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来上海。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重大的回顾,对年轻一代,对未来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先来谈实事求是。改革开放之初,深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逃港潮。小平同志1977年在广州讲了一句话:逃港主要是因为生活不好,差距太大,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后不久,习仲勋同志到广东任主要领导,为解决当时的宝安县经济发展落后问题,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他说,香港80%以上都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国内却不行?这是政策问题,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要最终解决逃港问题,根本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从1980年深圳建立特区开始,逃港风潮就没有了,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实事求是,确实是我们走到未来都需要坚持的。
习仲勋同志向中央建议积极开放,设立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加工区时,一开始叫那里为“出口加工区”,有不同意见,因为台湾叫出口加工区;后来叫“贸易区”,也有不同意见,说“贸易区”是资本主义。习仲勋同志起名叫“出口特区”,小平同志听了说,就叫“特区”。他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只给特区政策不给钱;你们杀出一条血路来,大胆试,大胆闯。我们都知道,习仲勋同志是陕甘宁边区的前身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席。
小平同志说,就叫特区,还有人不赞同,习仲勋同志又加了两个字,“经济特区”,这样我们就走到了今天。未来的改革,我们还要突破思想障碍,突破凡事还是要问“姓资姓社”的思想障碍。
1984年,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时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八年以后,老人家重访深圳,落座后第一句话就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句话。可以说,四十年前没有特区设立,我们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高度。这是凝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心血,一两代特区人汗水浇灌的成果。
深圳是个学习型城市。当年的劳务工,学历不高,白天在装配线上工作,晚上到夜校读书。在过去十五年,深圳完成了史无前例的转变,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从七年,初一水平,达到了十三年,大专一年级的水平。有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在1890到1990年间完成了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从七年到十四年的转变。人力资本的提升,构成了深圳由低到高,不断转型的强大基础。
刚才,林毅夫老师讲到,我们是从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发展。未来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核心在创新,创新的核心在于建立一支强大的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
我个人的观点是,深圳与上海相比,无论是城市功能还是经济规模,以及辐射带动效应,都有明显差距。深圳提供给全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应当是,从很低的水平起步,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全球创新的高点。
一般说来,深圳是经济高增长的代表,不过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深圳是从经济起飞阶段高速增长到成熟期转向中高速增长的过程,深圳的降速过程伴随着明显的周期特点。深圳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的过程中,实现了创新企业蜂聚和产业升级转型,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1980年深圳的GDP是2.7亿元,2019年是2.7万亿元。深圳的税收从1980年的7000万元到2019年的9427亿元。
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交流的时候提供了一个PPT,其中定义了深圳的几个发展阶段,很生动,也很形象。第一个阶段是组装电子表和小游戏机,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机。第二阶段,深圳代表性的产品是VCD和DVD播放机。大家都知道,VCD和DVD播放机是日本企业开发的,深圳企业以所谓“可识别纠错技术”很快取代了日本企业。第三阶段,深圳走向了创新发展时期,如今已经是移动通讯技术全球第一,拥有了20%以上的全球5G专利。
深圳称得上是全球创新中心城市中一颗灿烂的超新星。2016年,深圳进入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一百个创新城市排名的第二名。这个排名的理论逻辑是,以科学论文发表和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双坐标考察全球城市创新水平,排在第一的是日本的东京-横滨,第二就是中国的深圳-香港。深圳极高的PCT专利申请量引起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关注,也引起了世界瞩目。
四十多年来,在深圳形成了完善的市场体系。习总书记指出,四十年来,深圳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创一千多项改革举措,奏响了实干兴邦的时代强音,实现了由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跨越。
这些改革项目构成了丰富的制度改革的演化过程。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1997年,深圳想引入沃尔玛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主管部门持怀疑态度者居多。沃尔玛作为一个商业巨无霸可能会摧毁中国商业体系。当年我在一家研究机构工作,负责引入沃尔玛的可行性研究,花了很大篇幅讲如何防止沃尔玛打垮中国商业企业。结果是,沃尔玛打垮中国商业的事情根本就没发生,真是写了好多废话。事实上,引进沃尔玛后,连锁超市很快就成了我国最基本的商业形态。
一个相关创新是招商银行快速成长为亚洲最优秀的商业银行。当年,招商银行找到了沃尔玛谈合作,将美国的会员卡消费制度引入中国。招商银行开发消费卡,很多中国人在不知道信用卡为何物的时候,就进入了消费卡时代,而后我们有了微信和支付宝。现在以内循环为主,要启动国内消费,如果没有当年招商银行与沃尔玛合作引发的中国商业银行改革,银行不会做个人业务,只做针对企业的对公业务,启动内需的难度肯定会大得多。
改革一定是法治,任何改革的成果都需要以法律加以规范化、清晰化和程序化。
深圳自1992年获得立法权以来,立法总计约369项,其中 270项进行过至少一次的修订。在深圳,法律实现了在经济领域的广泛覆盖,而且每八至十年修订一次。市场化就是法治化。任正非接受采访时说过,深圳的特点就是法治化、国际化。市场化离不开法治化和国际化。
中国可以被世界脱钩吗?肯定不可能。为什么?世界贸易组织依据各国间投入产出关系,绘制了2000年和2017年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水平和联系密度图,这些图表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处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边缘位置,十几年过去,我们已经历史性地走到了世界贸易的中心位置。任何想与中国脱钩的逆全球化想法都是难以实现的。
未来我们如何做得更强?要发挥更多的优势。我们来看,华为的手机,从4G手机到5G手机,变化最大的是什么?4G手机时代,美国产品在华为成本链中还占有15%以上,到了5G手机,就下降到只有1.5%。但美国仍然具备从高端卡华为脖子的能力。这意味着,我们未来要一定走科学创新引领,做强制造业的路子。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日发布的《2020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将深圳-香港-广州作为一个创新中心集群,虽然这里仍位列全球第二,但在科学论文发表上更加靠近了排名第一的东京-横滨。
最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深圳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进展:深圳目前已经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拿出170平方公里做科学城,占全市总面积接近9%,这是一个重大的规划与建设方向的转变。深圳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正在走向科学创新引领转变的过程。我们的制造业不仅规模大、门类全,更重要的是以高端科学化为基础,以科学引领为未来。
1949年,毛主席进北京前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现在不懂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科学和工业两者如何融合,到目前为止,这是深圳这个城市最大的短板。在这个领域,未来在国内,深圳需要学习北京、上海。深圳正在补科学的短板,未来十年、二十年,深圳就可能有转变,不再需要说有多少多少华为,有多少科学论文了。
任正非总是说,Erdal Arikan教授的一篇论文,十年后在华为燃起了5G的熊熊大火。中国人需要有更多的科学,需要用科学引领产业发展。
(本文是作者2020年10月16日在由澎湃新闻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由作者审定。演讲原题“深圳改革创新发展回顾与展望”,由澎湃新闻记者熊丰、编辑李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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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旭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浦东,深圳,逃港潮,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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