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讨论:上海的底蕴,深圳的包容

澎湃新闻记者 沈健文  编辑 李旭 整理

2020-10-29 16:0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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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6日,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图为圆桌讨论环节,左起:张军、林毅夫、赵启正、唐杰、海闻。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2020年10月16日,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图为圆桌讨论环节,左起:张军、林毅夫、赵启正、唐杰、海闻。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10月16日,由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再学习 再改革 再开放——浦东与深圳联动创新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研讨会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首任主任赵启正,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深圳市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发展规划委员会主席唐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各自发表了主题演讲。
之后的圆桌讨论环节由张军教授主持,其他与会嘉宾在这一环节各自表达了对深圳和上海这两座城市特性的不同理解,指出了上海的文化底蕴和深圳的包容开放给两座城市带来的不同发展机遇。
以下是本次研讨会圆桌讨论环节的精华节录,文字有一定加工,未经发言人审阅。
赵启正:浦东吸收了深圳成功的营养
张军:我想深圳和上海是永远会被比照和讨论的两个城市。
刚才赵主任讲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情况。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很多经验是从深圳学来的,我记得当时上海派了政府的代表团到南方去取经,一定是去了几个特区,最重要的就是深圳。赵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去那边取经的情况?
赵启正:比较两个城市,不要浅于哪个好、哪个不好,哪个更优秀、哪个在跟随,不是这样的,它们的作用不同。就像在座的,不能说谁好谁不好,的确是互补,谁也代替不了谁。
刚才我说过,深圳特区的成功才引起浦东新区的改革,如果深圳不成功,当时是五个特区,如果都那么慢,那特区政策就失败了。浦东叫新区,大家不要想得太复杂。为什么不叫特区?因为今后还要办很多这样的区域,如果都叫特区,特字就没意义了,所以从浦东开始叫新区,这是最初的解释,后来的很多解释都是牵强附会的。
的确,上海是到深圳学习过,给我的体会是热火朝天,所有人都在创业。其中一所大楼刚建好,就要拆了,因为它和规划不符合。这么好的楼就要拆了,给我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们在浦东特别重视规划,就是从深圳学来的,绝不是边施工、边设计,一个城市不能边施工、边设计。
以陆家嘴为例,42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每一栋楼都是做好了模型的,投资者选这个楼、选那个楼可以,容积率就这么多,那个楼,你要蓝色的还是灰色的,可以,但是就提供那么多的电,那么多的水,那么多的交通。所以在浦东没有一个烂尾楼,怎么来的?我觉得吸收了深圳成功的营养。
林毅夫:上海是井然有序,深圳是野蛮生长
张军
:我想问林毅夫教授,你长期工作在北京,你觉得深圳和上海这两个城市有什么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在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过程当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林毅夫:没有仔细思考过,所以想到什么说什么。我1979年从台湾回到大陆,上海跟深圳这两个城市都去过,当时到上海,是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可以感受一下社会主义的繁荣。深圳也去,因为当时在深圳有一个中英街,去那里可以感受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差异。
到上海来发现,上海充满了往日的辉煌,你看外滩那些大楼,非常漂亮,可以看出上海有往日的辉煌,但是似乎也停止了。后来我在北大读书,也有不少从海外回来、从香港过来的同学,他们就讲,上海跟香港比,1949年的时候,香港比上海落后了三十年;1979年的时候,上海比香港落后了三十年。
到深圳中英街的时候,中英街一边是香港,一边是深圳,为显示我们社会主义的优异性,靠近深圳的路面是高一点,靠近香港的路面是低一点的,但是你会发现在香港那一边,确实各种物资供应比较多,大陆这一边都是一些土特产品。所以当时在深圳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深圳什么时候能赶上香港?
如果说比较上海跟深圳的不同,上海是井然有序,深圳是野蛮生长,这是当时最强烈的感受。
从1979年到现在,四十一年了,深圳确实发展非常快,充满了活力,它在每个阶段都是发挥最大优势,用我常说的话讲就是“小步快跑”,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效的市场、有为的政府结合了起来。
上海这些年的发展也是很快的。我1979年没有看到多少,除了外滩,但是你现在看,上海摩天大厦林立,所以发展得非常好。每个地方的发展,都要根据现在有什么、能做好什么,然后在有效市场和政府的作为中,把能做好的做到最强。
唐杰:深圳故事的核心是发达的市场
张军:接下来请教一下唐杰教授,他在深圳担任过副市长。
在我的新书《改变中国》首发式上,他发表了很精彩的报告,其中谈到深圳如何做到恪守政府跟市场的分界线,他说这个相当于“三八线”。我到深圳调研多次,也总听到有人和我讲,政府说,企业不找我们,我们也不会找企业。
政府对企业的事情不干预,这对深圳的创业环境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请唐杰教授说说,你在担任副市长期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告诉我们,深圳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能信守自己的承诺。
唐杰:深圳的政府为什么对市场采取宽容的态度?我觉得从历史感来讲,不宽容也不行,因为没有深圳的时候先有蛇口,所以政府对蛇口很宽容。深圳特区建设之初没钱,怎么办?它说你们各区去做,我做一个规划,只要不要太破坏我这个规划,我就容许。
当年深圳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教训是,一个工厂发了火灾,一把火把几十个工人烧死了。为什么烧死了?最后发现本来工人可以跑掉的,但台湾老板缺乏安全意识,把逃生门关了,为的是让员工顺序出门,他觉得这样好管理。
后来深圳在很大程度上,有了好邻居的概念。好邻居是什么意思?深圳每做一件事,就会想香港怎么做的,去香港看看,香港看完了,说去台湾看看,后来再去新加坡看看,越看越远。看看之后发现,它们和深圳,都是中华文化,但最不一样的是,喜欢做规矩。这就变成深圳特别习惯做的一件事:它在所有城市当中立法最多、立法最快、修法最多。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深圳出了一件事。华为见深圳的领导一般不抱怨,有一回抱怨说,我们周边环境太差了吧?为什么不能改造改造呢?深圳说这样吧,我拆一片旧房,盖出新房,华为买走吧,可以解决员工的住房问题。华为说,我又不是房地产公司,你应该盖房子,凭什么我盖房啊?后来深圳说,改造这片地区,可以让老百姓有一个很好的憧憬,改造项目就叫“华为科技城”。
政府将项目方案在报纸上公示了,只过了一个星期,就接到了华为的正式法律文书,文书上说,华为是一个跨国公司的商号,政府这样运用是违法的。政府法制办说,这个确实是违法的,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项目改名,不用华为的名字。
第二个例子。2012年上半年,深圳经济增长只有4.8%,当然全年增长恢复了。但深圳同时搞了两个政策,一个是支持新一轮战略新兴产业,另外拿出40个亿,三年花出去了。什么概念?笼子里有7800家企业,除掉300家大企业,剩下的都是中小企业。给300家大企业花了7个亿,剩下的33个亿给了7500家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工业增加值,从330亿增加到了1080亿,大概涨了700个亿。
这个钱怎么花的?就是支持企业创新,支持企业增加研发人员。研发人员增加,与企业专利的增加有密切关系。企业专利增加,贷款能力就提高了,银行就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这其中有一个机制,就是所有银行都在深圳开一个业务,叫知识产权质押。中小企业本来没有资产,因为有了大量的知识产权,中小企业质押就成了风气。 
政府做了什么?政府改变了中小企业的行为。市场会失灵,在市场失灵状态下,企业很难做一个长期的考虑。不增加研发,它就没有研发成果;政府不去推动知识产权质押,企业就跑不起来。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市场构造。
知识产权质押,全国都搞,为什么深圳规模搞得最大?因为深圳的银行业是过度竞争的,全国各地的中小银行都在深圳做中小企业业务,做中小企业业务就要创新,要找到新的质押物。中小企业没有房产,就没办法质押。但在深圳,只要有专利,评估后就可以用来贷款,最好的一家专利贷款评估是三个亿。
我们描述的这个深圳故事具有历史的偶然性。如果刨除偶然性,我们会发现,深圳故事就是发达的市场,这个市场有诸多的定价,政府不是去破坏定价。
我们现在把破坏市场定价当成了改革,假如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切掉一块,明天在市场上再切掉一块,市场就没有了。假如证监会说这个股票不好,那个股票不好,这个限价,那个限价,市场就没有了。
深圳的做法是,不断完善这个市场。其实市场经济的核心就是定价,如果不能让市场定价,而由市长定价,市场就没有了。
海闻:高等教育和科研是深圳的短板    
张军:海闻教授一手创办了北大汇丰商学院,我今天看到媒体上对海闻教授的一个访谈,有关“北大人在深圳”,海闻教授是其中一位。我觉得,海闻教授对深圳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目前大家非常关注深圳没有好的大学,同时深圳的发展又需要大量人才。现在有很多香港的大学到深圳办学,未来对深圳来讲,人才、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疑问。大家关心的是,深圳怎么更好地解决人才培养问题,怎么样更好地创造条件,吸引到更多深圳所需要的人才。所以就人才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请海闻教授跟大家做一点分享。
海闻:比较上海和深圳,我对上海很有感情。上海确实有文化底蕴,是中国最开放、最国际化的城市,工业、文化、科研、教育方面的实力都很强,所以上海有点像百年的贵族。深圳是后起之秀,也有几个好,上海需要了解一下,比如深圳很包容,不排外,因为全是外地人,也没有地方语言,就是普通话。
刚才张军教授讲,很多人到深圳就是赚钱,但现在不只是赚钱,很多人到深圳是去创业。像我到深圳,当时绝对不是赚钱去的,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深圳有点像美国的加州,上海像纽约,早年美国的东部人瞧不起加州人,认为他们不过就是赚钱的,但是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以后,不一样了。
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你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商学院为深圳的企业转型做了很大贡献。“腾笼换鸟”,所换的鸟都是我们培养出来的,真的是,我们商学院培养了上万名企业家,他们原来是搞房地产,搞加工业的,怎么去投资?我觉得我们商学院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作用。
深圳原来不太重视高等教育,但2000年开始,深圳把北大、清华、哈工大引进去了,这也是我们2001年就去了深圳的原因。特别这几年,深圳确实是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非常大,南科大、港中大(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弄了很多学校。深圳这几年确实对人才比较重视,而且深圳的环境变化以后,人们也都愿意去了。
我去了那么多年,看到了深圳的变化。刚去的时候,深圳的治安也不太好,学校附近有抢劫的。当时招生很困难,人们问,你明明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怎么去了深圳呢?有一个学生被录取,但家长坚决不同意,说到深圳念什么书?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很抢手。但是我们吸引上海学生不行,我们全国各地学生很多,除了上海学生。这当然反映出,上海本地高等教育是很发达的。
在高等教育和科研方面,深圳还是有短板。最近深圳庆祝特区建立四十周年,媒体采访我的时候问,深圳下一个挑战是什么,我说下一个挑战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搞不好的话,深圳走不远。这需要有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专门做过对比,深圳的平均大学入学比例,在几个大城市当中是最低的,毕竟高校数量少,北京有一百多所高校,深圳充其量就十所。我认为这是深圳的一个短板。
总的来讲,我认为深圳是后起之秀,有些地方比上海好,但是在底蕴上、基础上还需要很多年的奋斗,但同时上海千万不能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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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英燕
校对:施鋆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浦东,深圳,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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