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打造全球数字金融中心，中资数字银行跨国战略布局的关键机遇

【导语】

东南亚作为“数字丝绸之路”核心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多年来积极投资布局，复制和推广本土成功经验。中国已成为投资东南亚科技创新企业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当前，各国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已成必然。中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应用“数字抗疫”技术获得了良好效果，其中的经验、教训也将进一步带动东盟各国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以数字转型助力经济发展。

为支持中国企业在疫情下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在东盟各国顺利地开展投资贸易，北京大学东盟国家研究中心与走出去智库（CGGT）组成“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通过观察各领域的动态，分析事件成因、预测其影响，希望为相关方提供一个聚焦东南亚数字经济的趋利避害机制。今天，我们刊发关于新加坡数字银行方面的分析文章供读者参阅。

一、新加坡数字银行发展现状

新加坡已是全球第五大金融中心，目前正通过发放数字银行牌照、制定发展规划、实施数字支付法规等方式丰富本国的数字金融生态，努力在即将到来的数字经济时代成为全球数字金融中心。

星展银行认为，近期新加坡即将成立的数字银行的潜在贷款市场约为2200亿至2430亿新元，可能在无抵押零售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市场中获得1-5％的市场份额；不过，数字银行可能会采取给予较高存款利率的战术促销活动来吸引客户；与传统的存贷款银行业务模式相比，数字银行基于平台的运作模式可能具有更强的盈利能力和更高的可扩展性，同时只需更少的资本和运营支出。

目前，新加坡数字银行发展的主要特点如下：

（一）消费者对数字银行兴趣浓厚

根据Visa《消费者付款态度研究》，65％的受访新加坡人对纯数字银行感兴趣，84％的人对使用现有银行提供的数字银行服务感兴趣。数字银行更理想的存贷利率、便捷的客户服务和良好的移动体验对新加坡人吸引力很大。还有66％的新加坡人对数字银行提供的非财务功能如电子商务、旅行礼宾、金融教育等感兴趣。

在新加坡，对数字银行感兴趣者主要是拥有更多金融产品、寻求更轻松的资金管理方式的富裕人群和对数字技术掌握熟练的18-39岁的年轻人群。25-39岁的人群占了对数字银行“非常感兴趣”者的一半以上。此外，与没有电子钱包的银行客户相比，拥有电子钱包的客户对数字银行的兴趣明显更高。而在新加坡84％的银行客户至少拥有一个电子钱包，因此新加坡是数字银行的可观市场。

（二）疫情推动数字银行和支付服务发展

根据CGS-CIMB的报告，有91.8%的受访新加坡人在疫情之前就已使用数字银行和支付服务。30%的受访者在断路器期间增加了对上述服务的使用，另有3%为新用户。例如，2020年1月至3月，有超过十万的星展银行客户首次进行了数字化交易。从年龄结构来看（见下图），20-25岁、26-35岁和36-45岁三个年龄组在断路器之后的数字银行和支付服务渗透率都有明显增长，其中20-25岁年龄组的渗透率目前已达到100%。

疫情加速了新加坡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更多基本金融服务现在通过线上进行，客户使用指导也随之成为银行的重点工作。这将最终降低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不过，预计传统银行的网点仍会在很大程度上被保留，只是将部署更多自助服务设备。

（三）监管先行，数字银行牌照即将发放

2019年6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宣布将发放五张数字银行牌照，包括两张全面数字银行（DFB）牌照（持有者可以接受零售和非零售客户的存款），和三张批发数字银行（DWB）牌照（仅允许持有者从中小型企业和其他非零售客户那里收取存款）。MAS对数字银行牌照发放实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其共收到21项申请，目前14项满足最低资格要求。受疫情影响，该局已经将原定今年6月发布获牌名单的日期推迟，同时采取线上会议的方式听取现有申请方的意见。预计牌照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放，首批获准的数字银行有望在2021年年中开始营业。

二、历史与目前短板

（一）历史

2000年，MAS发布了互联网银行框架，允许本土银行进行互联网银行布局的尝试。

一方面，过去新加坡各类贷款机构或数字支付初创企业都可以凭MAS的汇款许可证开展业务。例如，Revolut获得了MAS颁发的汇款许可证，从而向储值卡持卡人开展类数字银行业务。但这种模式下的存款不受政府担保。目前，新加坡知名的数字银行服务提供商有Revolut、YouTri、Aspire和BigPay等。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传统银行都有专门的网银App，它们多提供免费的转账服务。传统银行还为用户使用信用卡提供积分、返现等各种优惠。上述服务都与纯数字银行的高度相似，因此数字银行在新加坡并非是一个新生概念。

目前，非银金融机构正积极申请MAS的数字银行牌照，以提供官方认可的、更全面和深入的金融服务。现阶段入围者据信包括Grab、Singtel、Razer和FWD insurance。

（二）短板

1. 对老年群体渗透不足

年轻人是新加坡使用数字银行服务的主力。CGS-CIMB的调查显示，数字银行服务在新加坡老年群体（56岁以上）中渗透率仅为60%，40%的老年人在断路器期间没有使用过数字银行。不熟悉相关操作是阻碍老年人使用的主因。疫情期间财务不确定性提高，中老年对数字银行和支付服务产生了一定的不信任，针对相应人群的服务推广力度也明显不足。新加坡是世界上预期寿命最高、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忽视老年群体将成为未来该国数字银行发展的重大问题。

2. 服务进一步普及面临诸多障碍

一是转换倾向。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在开设数字银行账户后，有99%的新加坡银行客户仍将保留其现有银行账户，其中67%将把现有账户作为主要账户。

二是信任问题。34%的新加坡银行客户不信任数字银行的数据安全性，33%的客户不信任数字银行财务的稳健性。

三是情感需求。新加坡银行客户虽然乐于使用自助服务，但当涉及财富管理、紧急状况（卡遗失或欺诈）、抵押、保险等业务时，超过半数的客户仍期望进行面对面的互动。

3. 数字银行牌照申请者对合规重视程度不足

前已述及，新加坡对数字银行实行监管先行的发展策略。提交申请的21家财团中只有14家达到了最低资格标准，这表明相当数量的竞争者对合规工作和监管报告的重视程度不足。在这方面，考虑到银行政策和协议的复杂性，与金融机构组成财团的申请人成功获准的几率更大。

4. 金融科技人才缺口较大

根据Michael Page发布的《2019年金融科技就业报告》，94%的受访新加坡金融科技企业认为自身面临金融科技人才的严重短缺，64％的雇主表示在招聘这类人才时遇到困难。相关人员频繁跳槽也是问题之一，37％的受访金融科技专业人士表示在过去12个月内更换过工作。随着数字银行即将开始经营，以及传统银行加速转型，对相关人才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人才短缺问题会更为严重。

三、政府对数字银行业的发展规划

（一）行业规划

1．审慎安排数字银行牌照发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计划批准数字银行牌照的举措反映了新加坡希望建成一个成熟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这一过程将间接地增强申请方的能力，把银行业的竞争推向新的高度。此外，MAS还可以通过授予那些资金不足的参与者牌照来帮助金融业实现更高的包容性。数字银行监管先行的策略是为了最终确立新加坡作为亚太金融科技枢纽的地位。按照惯例，新加坡的政策实践很可能成为东南亚国家培育数字银行业发展的范式。

新加坡还通过鼓励外资银行扩展经营模式来推动数字银行发展。MAS不断加强“显著扎根的外资银行”（SRFB，指在国际经营中高度聚焦新加坡市场的重要外资银行）计划，考虑向达到SRFB基准的银行授予全面牌照，使它们能够建立包括合资公司形式在内的子公司，来尝试纯数字银行的运营模式。

2. 打击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

数字银行的隐蔽性、高效性和跨国性给反洗钱和恐怖融资工作带来挑战。2012年10月，新加坡提高了反洗钱和恐怖主义的融资标准。2017年4月，由MAS、警务处和银行业共同建立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行业合作伙伴关系（ACIP），合作识别、评估和缓解主要的及新生的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风险。由警务处商业事务部和MAS担任联合主席，由银行协会（ABS）和8家银行组成指导小组。指导小组成立了专家工作组，以同外部专家一道开展研究。

3. 应用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将成为未来数字银行的核心技术。首先，Ubin项目包含探索使用分布式记账技术来建立更低成本、更透明和更具弹性的银行间清算系统，很可能作为未来包括数字银行在内整个银行业的基础设施。其次，项目中与MIT合作的子项目将支持区块链技术在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领域的应用。再次，新加坡建立了金融科技创新中心80RR，以支持区块链技术试验。最后，ABS正在与MAS合作加强区块链网络安全措施，可能最终形成法律。

4. 开展区域银行业合作

《东盟银行业一体化框架》（ABIF）于2020年正式实施，旨在于东盟建立一个更加一体化的银行市场，支持合格的东盟银行（QAB）在合作伙伴国家获得市场准入并以与在国内相同的条件开展业务。但同时要求银行必须位于东盟成员国内且为其国民所有。这一框架将对把新加坡作为区域总部的数字银行起到极大助推。

四、未来风险与挑战

（一）安全风险提升

随着数字银行服务的普及，网络攻击、数据泄露和金融欺诈等成为新加坡社会难以回避的紧要问题。根据新加坡网络安全局(CSA)发布的《2019年新加坡网络安全概况》，2019年共报告网络犯罪案件9430起，同比大增51.7%，占新加坡2019年所有罪案的四分之一以上。2020年，冒充监管机关或金融机构的欺诈频现，亦有金融业从业人员滥用顾客和雇主的信任开展未经授权交易，使后者蒙受巨大损失。金融欺诈的主体也可能是企业。2020年6月22日Wirecard自曝存在19亿欧元的财务造假，随之而来的破产损害了其战略合作伙伴Grab的声誉，并影响到后者在新加坡乃至整个东南亚区域的战略布局。最近的新加坡兴隆公司（Hing Leong）隐瞒超过8亿美元损失的欺诈案更使得23家银行面临35亿美元的坏账。

（二）新加坡新增信贷持续下滑

疫情爆发前新加坡的信贷增长就已持续下滑，部分原因是中美经贸摩擦打击了全球贸易。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在2018和2019年的增速均为3.1％，低于2017年的5.6％。在2019年增长约6％之后，2020年前五个月的企业贷款增速降至3％。制造业、建筑业和金融业贷款在一季度后均开始下降。消费贷款在前五个月更是收缩了3.5％，其中信用卡贷款和股票融资呈现双位数收缩。

信贷下滑和政府对银行延长贷款偿还期限的要求使银行业利润承压。同时，银行贷款特别是消费的复苏可能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过，随着政府以工资支持为主的救济政策逐渐到期，企业可能转向依赖商业贷款。

（三）经济危机拖累传统银行数字化转型速度

2020年二季度星展、大华和华侨三大银行净利润同比下降22%、40%和40%。疫情对新加坡传统银行的冲击主要包括：

一是美联储紧急降息50个基点，导致银行净利息收益率（NIM）被显著压缩。

二是银行经历旅游业、零售业客户的违约潮，特别是中小客户。

三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投资更为谨慎，使银行贷款增速明显放缓。

四是区域整体经济放缓影响在国外拥有大量业务的三大行的盈利水平，特别体现在短期贸易贷款及与周边国家主要银行间流动资金的配置方面。

五是传统银行在油气领域的业务受到相关资产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例如三大行因石油巨头兴隆公司破产而遭受的损失。

上述因素都会影响传统银行利润水平，进而增大其数字化转型的压力。不过，首先，传统银行流动性良好、资本雄厚、资产质量优良，且早已启动了数字化转型进程。其次，新加坡的金融体系非常稳定，近期从海外流入新加坡银行账户的资金创纪录增长就凸显出该国的避险魅力。最后，疫情加快了银行采用数字化渠道与网络化经营方式的步伐。综上，疫情对数字化的不利影响是可控的。

建议相关机构在采取措施确保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合理充裕、仔细审视交易账簿中的资本配置和对冲策略，以及重新审视市场风险模型的基础上，重视数字化转型资源投入。此外，还应关注纯数字银行凭借其高薪资和创新性文化从传统银行挖走人才的风险。

（四）中资银行进军新加坡市场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实现盈利需要长期大规模的投入。大多数数字银行需要多年才能实现盈亏平衡。为此，它们必须持续大规模投资以达到经济规模，同时在最初亏损阶段维持生存。

二是新加坡的银行服务较中国成熟。中国的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基于国内银行服务不足的现状，运用信用算法、大数据和母公司大用户群实现了快速扩张。然而新加坡的银行服务已经相当成熟，这就要求中资企业须具备独特的商业模式，分阶段逐步扩大服务范围。相比之下，印尼和菲律宾等银行服务覆盖率较低的市场更适合中资数字银行进驻。

三是现有银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威胁。当地银行目前已在在线服务领域建立强势地位。星展银行鼓励员工作为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银行的员工来思考问题，并开展一项技术驱动的创新计划（涉及机器学习、云计算和API开发）帮助其进军金融科技市场。Visa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新加坡现有84%的人对传统银行提供的数字服务感兴趣。因此，新进入的中资批发数字银行将面临严峻的盈利挑战。

（五）税收信息共享带来的银行资管业务流失

像其他国际金融中心一样，新加坡的资产管理者在未来几年将面临严峻挑战，因为全球共享税收信息的协定削弱了传统银行业的保密性，而新加坡是这一协定的成员。在数字银行时代下，相关信息对各国监管机构而言将更为透明。

（六）数字银行牌照发放落后于区域其它国家

继中国香港金融管理局2019年发放了8份数字银行牌照后，中国台湾金融监管委员会也紧跟着发放了3份数字银行牌照。2019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纳闽分行获得了马来西亚首块数字银行牌照。澳大利亚则早在2018年5月就颁发了第一张数字银行牌照，目前其市场上已有11家持牌机构。新加坡监管机构的步伐已经明显落后于区域竞争对手，这种格外审慎的态度是否意味着首批数字银行具备“后发优势”仍有待观察。

五、中资企业控风险抓机遇的建议

（一）做好企业战略规划

中资数字银行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战略规划：

一是定位目标客户。数字银行的客户期望在端到端服务中获得超个性化的互联体验。

二是明确服务重点。服务应差异化，并符合组织的现实能力。

三是确定需要的技术。运用以客户为中心的系统和数据模型，凭借技术的敏捷性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期望和需求。

四是建立数字思维模式。要具有数字初创企业的思维模式，培养数字银行品牌和客户主张的独特性。

五是将创新置于核心位置。需要培育全员创新的氛围，同时建立和外部科研机构、初创社区的合作机制。

六是建立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构建金融服务生态系统，全方位增强顾客无缝体验。

（二）吸引和留住客户

一是要抢占那些没有银行服务或银行服务不足的人群，可向新用户提供有吸引力的贷款利率。特别地，到2050年，新加坡总人口中47％将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因此实体分支机构依旧很重要。由于纯数字银行受到MAS只能设立一个实体经营点的限制，多业务模式发展对中国数字银行而言至关重要。

二是提供非金融服务，以建立应用生态，提供无缝的移动互联体验，增强客户粘性。

（三）加强企业风控水平

中资数字银行应确保其充分理解建立数字银行的监管义务，设计可持续、健全的业务计划。企业需要建立具有强大治理能力的风险管理框架，以有效识别和控制潜在威胁。具体而言，需要设计识别风险、消除或最小化风险影响的技术和管理策略，同时建立针对风险管控措施的监控和评估机制。

新加坡市场不像国内市场，科技公司并未确立主导地位，因此MAS在政策上不会偏向技术公司，而是格外重视资金清算、流动性和系统性风险问题。中资企业需要同本地金融机构合作，或者与风控经验丰富的中国国有银行“抱团出海”。

（四）重视同传统银行合作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将受益于当地传统银行的诸多优势，包括品牌知名度、客户基础数据、强大的资产负债表、监管经验以及实体分支机构等。同时，新加坡银行将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新观点、市场情报、敏捷性和技术专长中受益。通过与现有银行合作，中资数字银行还可以避免同它们直接竞争。

（五）建设区域运营总部

新加坡是东南亚金融中心，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通往该地区乃至整个亚洲的战略门户。该国开放和透明的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对外资企业具有很强吸引力，同样发达的香港治安不稳，使数字银行倾向于立足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快速增长的市场为新加坡数字银行提供了机会，布局新加坡是中资数字银行落实跨国战略的关键一步，可将新加坡作为资金、数据、技术和人才的中心，在未来辐射整个东南亚乃至亚太市场。

（作者：原瑞辰，大连海事大学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东南亚数字经济联合课题组成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