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2016-11-19

您好我在读的大学生 因为父母从事养老行业 面对现在的老龄化严重 毕业了想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让敬老重新定义一下 之所以老龄化这么严重但是养老机构不火爆的原因 我认为是百姓普遍认为把老年人送到养老院是不孝顺 丢脸的行为 把这一顾虑去掉就能够真正的重新定义养老机构 请问怎样才能摆脱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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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博 2016-12-09

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养老机构不火爆,你说的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确实还没有到时候。具体理由如下。另外关于这个我写过专门的文章《养老产业真正站在风口还得再等十年》:
  大部分老人在70岁以前,生活还能够自理,这个时候他们是不愿意进养老院的。因此,进入机构养老的人一般在70-75岁。目前年龄在75岁上下的人,大约是在上世纪40年代出生,建国初期成长,计划经济年代工作,改革开放后逐渐退休。
  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是因为建国初期物资短缺的大环境,这一代人普遍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习惯;二是因为工作主要集中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一代人工资水平普遍较低,工资多在千元左右,这成为他们衡量支出的一个隐性标杆;三是由于这代人在90年代陆续退休,没有太多其他财产性收入,比如多套房产。
  现在养老机构每月两三千元的费用,是他们原来工资的两三倍,对于大部分老人而言是一笔大额消费,即便他们经济上有这个能力,或者子女愿意负担这笔费用,但是由于受短缺经济和勤俭节约习惯的影响,心理上难以接受。而且这一代人普遍都有多个子女,可以由几个子女轮流照顾,具有在家里养老的客观条件,同时他们自身观念也不太能接受去机构养老。
  因此,目前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本来是养老产业的当前重点服务对象。但是他们没有动力去养老机构,也不愿意在养老方面过多消费。这是养老行业,特别是养老机构当前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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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感受到威胁或压力时,就会启动一连串的应激反应,如战斗-逃跑-僵住。“战斗或逃跑”反应是1915年由开创性的精神压力研究者沃尔特·B.坎农创建的,他用这个词来描述人对感知到的威胁所产生的急性应激反应,以及随之产生的生理变化。我们将其称为“唤醒反应”。
在唤醒反应中,大脑会将注意力集中在威胁上,排除掉一切身体内部和外部无关紧要的信号。为了准备作战或者逃跑,我们的心率会增加,肾上腺素和相关的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会得到释放。肌肉中储存的糖原同样会被释放。血液转移到肌肉中。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在感受到威胁时以某种形式体验过这种激活反应。这些威胁可能是去看牙医、轻微的交通事故、迫在眉睫的考试、激烈的争吵,或者面对公众演讲。你可能会感觉到手心出汗,心跳加速,精神焦虑或者紧张。这全都是因为唤醒反应被激活了。
您所描述的紧张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就是在面临压力时的一种僵住状态,这是“战斗或逃跑”之外的另一种反应,叫解离反应。你的大脑在不断监测环境情况,不断评估各种选择:我是否能够逃离这一切? 我能扛过这种压力吗?如果你的大脑此时说你不可能战胜,于是你产生了解离反应:你的心率下降了。你的血液不是全部流向你的肌肉以帮助你战斗或逃跑,反而收缩了外周血液。你会变得面色苍白,甚至晕厥。你的身体正在为受到伤害做准备,将你与外部世界的威胁隔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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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实际上这也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关心的重点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到学术风气转向、西方汉学与社会科学刺激以及新出墓志数量飞速增长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过一段繁荣兴盛的时期,个案研究与计量史学等新方法都被引入其间,不过整体上来看数量与质量的提高速度却不成正比。一方面中古时期较为知名的士族几乎都被研究过了一遍,但另一方面研究的焦点却基本上都集中于各个士族的家族谱系、婚姻和仕宦等方面,而我们在弄清楚了如此之多士族的谱系、仕宦与婚姻状况之后,其实并未能由此提出对中古社会特质的新理解与新解释,大部分都只是在为此前的一些士族理论(如内藤湖南的“六朝贵族制论”和艾博华“城乡双家形态说”)提供实证研究的注脚。不少学者都对此种状况提出过批评,形容这种考察方式犹如“跑马圈地”,实际上是“有增长无发展”。
不过,研究的困境同时也刺激了学者对于士族研究新方向的探索。首先就是引入新的问题意识,早期比较优秀的士族研究,虽然很多是以士族个案为切入点,但是背后通常会有宏观的问题意识。比如伊佩霞的《早期中华帝国的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以士族为中心的中古社会结构及其升降流动。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论述的焦点虽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等士族门户的升降,但实则提纲挈领地描绘了整个东晋政局的演变情势,并由此关照到了士族与皇权政治关系等大问题。因此,超越简单的士族史料长编式研究的重要方法就是将个案研究与新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近年来有的学者关注谱系虚实和郡望重构等士族谱系叙述的“断裂”,也有学者关心士族的宗教信仰和家族礼俗,还有学者重视士族的族群与文化身份的认同等等,都是试图在问题意识方面有所突破。
其次是关注士族社会的微观面向,曾经士族研究所聚焦的社会主体是士人家族,而且对士人家族的考察时段可以长达千年,长时段地观察当然有利于揭示士族社会长期演变的趋势与结构性特征,但是在历史细节的复原方面不能不说仍有欠缺。目前随着墓志材料的大量发现与微观史的兴起,复原较小区域内的社会网络、士人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短时段“事件”经过的研究渐成风气。这一类研究往往颇具“故事性”, 暗合现代史学发展的“叙事转向”,但同时又能与政治结构、胡汉互动与士族地位升降等传统问题相结合,比如黄桢《韦华考——南北纷争下的个体生命与家族记忆》一文,读起来可以说是令人兴味盎然。
最后是尽可能多层次地榨取墓志等出土资料的信息。晚清以来,魏晋南北朝的墓志研究主要侧重于人物生平、政治制度、历史事件年代和历史地点等史实的考辨,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试图发掘墓志史料间隙中隐藏的民族史、文化史和宗教史等多方面的信息,就连一些 “格套”性质的铭词、落款也被利用起来研究墓志写作的特点与制作的过程,对墓志史料的使用越来越“集约化”。与此同时,墓志形制与晕首图案等非文字的“物质文本信息”也成为了新的研究方向,相关研究可以参看范兆飞《文本与形制的共生:北魏司马金龙墓表释证》。
总体来说传统的士族研究确实已经来到了“瓶颈”阶段,看起来是会给人“题无剩义”的感觉,但也正是这种“瓶颈”在不断地逼迫学界反思与革新自己的研究方法,丰富自己的观察视角,去开掘历史更多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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