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音乐会有什么礼仪需注意,该什么时候鼓掌呢,结束时要不要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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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严欢 2016-05-22

通常而言,古典音乐中的交响曲、协奏曲、奏鸣曲等体裁,每部作品均由三至四个乐章组成,现在我们提倡大家在整部作品全部结束后再鼓掌,而如在欣赏组曲、套曲或是如肖邦的《前奏曲》、《练习曲》等成组、成套的作品时,也应在整部作品结束后在报以掌声。至于起立鼓掌,这在各类演出中,都是对台上演员表示的最高的致意,所以若非当日演出特别精彩,或是这场演出对台上的艺术家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并非一定要以起立鼓掌表示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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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方式来看, 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
力发展是导致社会分裂的决定性内因。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经济
模式由奴隶制经济向封建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西汉统一以来, 稳
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和休养生息的经济政策, 以及劳动工具的不断改
良、土地的不断开发、劳动对象的不断扩大( 尤其是新农业品种的
传入或开发) 、科技的发展等生产力要素的变革为一穷二白的汉帝
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而面对日益增长的剩余财富, 财富的重新分
配、占有问题也日益提上日程。一般而言, 社会化大生产是最有效率
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其可将资源( 人、物、土地等) 在全社会范围内
合理协调配置, 实现利润最大化,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而现实中部分
经济个体在利益驱使下也会不断占有大量经济资源以扩大生产规
模,
并逐渐形成若干个与中央集权经济相抗衡的地方经济单位, 从
而推动社会化生产的进程。但由此亦会导致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
手中集中, 且庞大的经济利益也必然要寻求政治力量的保障和政治
地位的上升, 故而地方经济单位的膨胀必然削弱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统治,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 而无数分散的个体经济单位的被吞
并亦使得阶级、民族矛盾激化到白热化程度, 内外矛盾交织最终汇
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变革力量, 于是原有的社会平衡被打破,
新的社会秩序被建立, 社会财富又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新分配,
原本趋向于集中的经济单位亦重新被打碎, 分散的小农经济与建立
于其上的大一统君主专制得到重新巩固。此过程周而复始, 成为中
国古代朝代更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根据上述理论, 对于农业占据
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的中国来说, 农业利润虽然比商业小, 但其风
险也小且收益相当稳定, 且中国的政权是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之
上, 所以汉帝国的财富集中也主要表现为土地的急剧兼并。而土地
的急剧兼并一方面推动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 豪强、门阀等地方
性经济实体迅速崛起并寻求政治权利对经济利益的保障, 严重削弱
了建立在分散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 且统治阶层内部阵
营的严重分化和相互之间征伐无度, 也使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 另一方面小生产者因天灾人祸大量破产反之加剧了土地集中造
成的社会矛盾, 各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悬殊, 使得阶级、民族矛盾进一
步激化, 汉帝国的分裂危机一触即发。
同时, 汉( 自汉武帝始) 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中国社会由奴隶
制向封建制全面过渡时期。较之奴隶社会, 封建制度减轻了土地对
劳动者的束缚, 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促进生产力要素( 人、物)中人的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 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劳动生产
率。自汉中后期起, 大量被兼并的土地需要大量相对自由的劳动人
口来从事生产, 而旧有奴隶制度对人口的严格控制无疑阻碍了新兴
势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 而旧有生产关系又不甘退出
历史舞台, 两种制度的对决势在必行。
此外, 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人口高速增长在桓帝永寿三年( 公
元 157 年) , 达到约 5 , 649 万的高峰值后开始进入瓶颈期: 人口增
速超过逐渐恶化的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 表现为人口相对过剩, 而
生活资料亦因自然、社会环境的急剧恶化严重不足。
其次, 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生存危机和社会危机亦严重动摇了东
汉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农业的发展除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外, 很
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生态状况, 自然环境的波动最终会放大反映到
社会关系的嬗变, 引起社会关系震荡变革尤其是社会财富以及政治
权利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重新分配。关于我国古代各个时期自然环
境变化、变迁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历史地理学论著甚多甚详, 故
本文简论之。其中, 竺可桢先生以翔实的历史文献记载、物候学资料
为依据, 分析认为: 仰韶和殷墟时代气候温和, 年平均温度高于当代
2℃ ; 周朝早期寒冷, 春秋时期变暖, 这一温和气候一直持续至西汉;
东汉趋于寒冷, 并延续至南北朝。气候的变冷一方面导致降水明显
减少, 使得温带草原南移, 农业区北界南缩, 畜牧业和种植业都遭到
严重破坏。另一方面, 气候的急剧变动又常常引发频繁的自然灾害
及疫病, 造成农、牧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量抛荒, 加之统治阶级骄
奢淫逸、征敛无度, 社会经济极度萎缩, 时刻处于崩溃边缘。面对巨
大的自然、社会迫力, 北方游牧民族遂向外扩张以维护部族的生存,
而逐草南下进入富庶的中原地区无疑是最佳选择, 且中原正值颓
势, 遂成五胡乱华之分裂局面。而安土重迁、面对迫力倾向于内转调
整自我的中国农民, 在频仍的天灾疫病以及异族与本族统治阶级的
双重压迫面前亦不得不奋起抵抗, 社会分裂势在必行。
自然、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社会苦难, 必将反弹放大到整个社
会生活层面中。该时期遂成为史上最饥饿时代: 贫者尸骨委籍、倒毙
沟洫; 富者亦“鸟面鹄形, 俯伏床帏, 交相枕籍, 待命听终”; 牛马草
木皆尽, 人相食, 饿殍遍野而千里无烟。并在客观上推动了人口的迁
徙流动和民族大融合, 从而使魏晋南北朝成为政治分裂、思想解放
的特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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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的分类是有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先秦至有汉以来虽处在自为阶段,但是为魏晋以来的文体分类作了铺垫和准备。
 文体分类可以上溯到先秦时的《尚书》。根据表现内容和使用场合的不同,《尚书》将其分类为典、谟、贡、训、誓、诰、命、刑等类。无独有偶,《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有“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这里的“六辞”指的是辞、命、诰、会、祷和诔六种不同文体。但是,先秦学术杂糅,文学还远未独立,文体分类也必然是朦胧而非自觉的意识。
  到了汉代,文体日繁。班固《汉书·艺文志》首次以学科分类的形式,把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与经、史、子类学术著作明确区别开来,并且还在其《诗赋略》中分其为五种:歌诗为一家,赋为四家,可见已有辨体意识。但此时的文章体裁界限仍相当模糊,往往表现在赋
体裁宽泛,具体为:辞、颂、七体、设论体、吊文等均属于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类似辞赋之作,也可称赋。 如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将李思《孝敬皇帝颂》十五篇纳入“孙卿赋”之下。又《汉书. 扬雄传》:“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而王充《论
衡·谴告》却如此记载:“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此二书前后记载显然为同一篇作品,却一称“赋”,一称“颂”,便是体裁模糊导致的。
  再到了东汉末年,蔡邕作《独断》,他将“通上下”的应用文分为策制诏诫和章表奏议两大类,从名称来源、本义分辨谈文体,并说明该文体的使用对象和范围,这对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文心雕龙·诏策》篇说:“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
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敇。⋯⋯策者,简也。制者,裁也。诏者,告也。敇者,正也。”这段话基本来自《独断》。不过虽如此,《独断》并非专门的辨析文体之作。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一说:“《独断》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释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闲雅,说炜晔而谲狂。”陆机依然对其所列文体进行了风格辨析。尔后,挚虞在《文章流别论》、李充在《翰林论》中都对各种文体作了区别和特性的说明。从汉代单纯的文体分类到而今对各种文体特性加以区分,足以证明文体辨析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但此时对文体的说明还是不够全面。
  直至南朝,文体分类已发展到成熟时期。刘勰在继承前人已定名文体的基础上,更全面详尽地分文体为三十五种,细类接近百种。《文心雕龙》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从第五篇《辨骚》开始直至第二十五篇《书记》)来论析文章体裁,可见对文体分类的重视。南朝还有另外两部文体辨析的代表作,即任昉的《文章史》和萧统的《文选》。任昉的《文章史》举例文体有八十五类之多,更为著名的萧统的《文选》受其影响,分文体为三十九种大类,其中对诗和赋据其题材和风格又分有小类,将经、史、子、集排除在外。
 魏晋南北朝,虽然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动荡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文学创作繁多,体裁多样,促进了文体分类;而文体分类的越来越细致,也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些都客观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自觉和独立。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这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期间,有继承也有发展。那么,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应注意上下求索,左右逢源。而详细探索一个文化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和把握文学流变的态势,并及时作出反馈,这是每个文化传承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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