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

我是台湾作家杨渡,关于台湾这百年的变迁,问我吧!

我是台湾诗人、作家杨渡。媒体人出身,现任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
我1958年生于台中县乌日乡农家。我写诗歌、散文,也编过诗歌杂志,曾任台湾《时报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时报》副总主笔、《中时晚报》总主笔、辅仁大学讲师,2007年受邀出任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帮助马英九竞选。
2014年,我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水田里的妈妈》,这本书已在大陆出版,定名为《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2012年父亲病重时,回望父亲这一生的峥嵘,我无法成眠,唯有诉诸笔端。我看到父亲命运的脉络,亦探查到整个台湾在过去百年间行走的轨迹。相对于父亲的在外驰骋,母亲和祖母则像是负轭的耕牛,默默将整个家族的发展扛在自己肩上。父亲母亲和他们的时代渐行渐远,我终以文字摄住了他们的魂灵。关于我家族的奋斗史、台湾这些年的时代、社会变迁,欢迎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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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6-01-18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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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灿2016-01-19

何时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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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2016-01-18

您认为日据时代对当代台湾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杨渡 2016-01-19

1895年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它並非台灣人民所願,而是中國的衰落所致,因此台灣曾有一段時期的武裝反抗。但日本以現代化軍事力量鎮壓屠殺,殺死約二、三十萬反抗者,終究壓制了台灣人的武裝反抗。隨之而來的,是日本人的現代化管理手段,一步步深入台灣。它包括了建設全島鐵公路運輸系統、土地戶籍建檔管理、開發山地林野、隱田與隱藏性資源的整理等,都是為了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並強迫農民種植甘蔗,以方便與日本形成「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的互補結構。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稱為「台灣的資本主義化」。而黃仁宇則認為這是將台灣納入可以「在數字上管理」的現代化的開端。這讓台灣社會產生了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根本性的轉變,完成了初級的「資本主義化」。
 1920年代,蘇聯革命成功所造成的世界性左翼運動風潮,讓台灣與日本的社會運動結合,逐步走上文化啟蒙與社會運動的反抗道路。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成為最重要的文化旗手與基層反抗組織。
1930年日本政府全面鎮壓社會運動,1931年全面整肅完畢,台灣的反抗組織的領導者幾乎全部入獄。許多台灣反抗者死於暗殺、刑求、牢獄折磨、嚴刑烤打等;即使如此,他們仍有形式上的公開審判,也有初步的法治可依循。隨後,日本發動對華戰爭、大東亞戰爭。台灣反抗運動一片沈寂。
直到1940年左右,台灣反抗運動包括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灣共產黨等組織的領導者陸續出獄,但在二戰的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壓下,他們未曾有公開活動的機會。直到1945年,日本宣告投降為止。
而中國大陸的情勢更混亂。抗戰前是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直到對日抗戰才有民族統一戰線,但整個國家仍處於「無法在數目字管理的國家」(黃仁宇語),上百年的戰亂,讓中國列強橫行、建設缺乏、工業落後、民生凋蔽;更不必說軍閥混戰與國共內戰下,根本沒有任何現代法治的基礎。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是一個普遍的定論。
所以,「光復」不是只是視為簡簡單單的「接收台灣」,而是兩種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的融合:由較落後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來接收並經營一個開始「現代化」的社會,其結構性的矛盾,其實早已埋下。
對台灣人來說,這五十年時間,只能做二等公民:讀次等的公學校,在學校被日本老師歧視,被日本學生欺負;社會上被日本警察侮辱;大學只能讀醫科、農工科,不能讀政治法律;求職被歧視,工作無保障。台灣人莫不希望有一天可以回歸祖國,做自己的主人,不再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次等公民。光復之初,內心之驕傲與歡欣,做一個自主自尊公民的渴望之高,自是難以形容。但台灣人未曾料到的是,來到的國民政府是一個落後的管理者,甚至是無法治、無現代國家管理能力的貪官污吏。
二二八的受難者陳明忠形容,光復初期,台灣人成群結隊,拉紅布條,以迎王師的心情,興高采烈,在基隆港歡迎國軍來接收;但看見上岸來的國軍,卻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只見一群拖著破包袱.扛著舊槍、後面帶著鐵鍋碗瓢,腳纏破布綁腿的國軍,垂頭喪氣的走上基隆海港。他們簡直無法相信就是這個軍隊打敗了日軍。當時任何一個日軍的配備、武器都比國軍好太多了。於是充滿回歸祖國興奮之情的台灣人,以一種善意來加以解釋:「你不要小看國軍,他們穿布鞋打綁腿,是為了綁上鐵塊,訓練腿力練輕功;他們的鍋碗瓢盆,是為了隨時可以上場作戰,當擋箭牌……。」
當年在現場迎接國軍的許金玉說:「那時,看見部隊髒成那樣,有人就說,這樣怎麼能打仗?可是我心裡想,八年抗戰真艱苦,把他們磨成那個樣子,阿兵哥真可憐,又乾又瘦又髒,他們為國家受苦了……。」
然而,善意的解釋很快破滅。現實是一個缺乏紀律與法治觀念的行伍、公務員、特務們,以及充滿互為矛盾鬥爭的政治群體,來統治台灣。
其實全中國都一樣,接收問題百出,否則國民黨不會那麼快丟了中國政權。來台灣接收的人,帶著勝利者的傲慢,也帶著大陸「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所有惡習,包括:欺壓人民、貪污腐敗、缺乏法治、橫行無道等。起初台灣人驚訝得不知所措,隨後即開始冷嘲熱諷。所謂「五子登科」(位子房子車子妻子金子)即是此時的譏諷語。
台灣光復初期的衝突,根源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陸」,來統治「現代化的殖民地台灣」,即由社會發展階段較落後的一方,去統治發展階段較為現代化的一方,這是二二八悲劇發生的結構性根源。即使蔣介石派來擔任行政長官的陳儀,娶日本妻子,是知日派官僚,他也請來相當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如臺靜農、許壽裳等),參與台灣的教育重建,但他仍無法管理整個腐敗貪污、霸道橫行的官僚與軍隊。這恐怕不是個人理想與能力的問題,整個中國大陸的官僚水平、政治習慣即是如此。接收後的腐敗惡行,民怨之高漲,兩岸皆然,而台灣社會發展較好,教育素質較高,反應尤烈。這是關鍵。(此文寫於我對二二八事件分析中的一章,與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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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细亚的孤儿想回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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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渡 201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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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在民主自由的台湾出书还需“申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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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是一个近些年很火的词,特别是在网络空间,在很多人的控诉中似乎带有一种原罪的意味。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词,英语是family of origin,就是一个人出生成长的家庭(大多数是血缘家庭,也包括收养的家庭),主要是和成年后通过婚姻或者说自己的选择而形成的家庭相比较而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家庭是一个人接受社会化,学习社会规范和生存技巧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通过社会化,使得个人成为一个能够被社会接受的、合格的社会成员。所以说家庭对这个人以后的人格的形成,人生的经历,社会关系的建立等等都有长远的影响。在心理学、心理咨询领域,经常使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成年后人格和婚姻关系中的各种问题,比如暴力、控制、不安全感、个人成就等等。
是不是以前不讨论家庭的影响呢?当然讨论,不过用的不是原生家庭这个词。比如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张爱玲的《小团圆》,都有对封建家庭的深刻反思。不过前者是在宏大历史话语体系里,在结构和规范层面上的抨击,后者则从很个人的角度,把家庭和个人渗透到历史飘摇的血脉之中。这个有点象我们现代讨论的原生家庭了,但是还是有更多的历史流逝和社会背景的冰凉质感。。
再看看你讲的“毕竟我们父母做子女的时候也没归责原生家庭”。那时候对家庭的讨论或者“归责”可能没有提到公共层面上来。难道以前的家庭就没有冲突吗?和家庭的关爱、和睦和温情相联系的一直都有委屈、矛盾和冲突。家,就是这样的复杂!比如最近大热的《我的姐姐》,姑妈一直为了大家庭、为了父母、弟弟一家子、丈夫、子女而牺牲、奉献,堪称道德模范,可是她是委屈的,她没有忘记几十年前的梦想,她只是一直隐忍在私领域之中,无处诉说。正是自己经历太多的牺牲和不公,这最后促使她决定支持侄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而不是用家的名义去捆绑她。
那么原生家庭这个词,我讲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背景。在今天的社会的火爆,我想有西方的心理咨询、灵修等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 的引入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全球扩张有关,关注从个人和家庭层面去分析种种不幸的根源,去倾诉去疗愈去成长。我们转型社会中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消融,代际关系的和谐和矛盾等等的张力,正是这种反思的重要现实土壤。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个体化的进程和青年文化的蓬勃发展,对于原生家庭的讨论,慢慢燃出燎原之势,成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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