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朝宁

我致力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关于《论语》的那些人和事儿,问我吧!

我是卞朝宁,江苏如东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师从南京大学历史系刘毓璜先生攻读先秦思想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近三十年间一直致力于先秦儒家思想研究。近期连续推出《论语》研究系列学术著作——《〈论语〉人物评传》、《〈论语〉事件评述》,《〈论语〉言论评析》也将于2017年出版。
《论语》本是儒家传道的核心经典,经过二千多年层层累积,相关学术著作汗牛充栋,卓见时出,然研究者大多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训诂等角度切入,因此许多观点难免脱离历史实际,牵强附会。近年来随着“国学”不断升温,《论语》又称为大众热议的话题,“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各种五花八门的“新解”、“心得”在商业消费中荒腔走板、偏离正道。关于《论语》的那些人和事儿,欢迎来和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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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6-04-20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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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朝宁 2016-04-20

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清人王夫之曾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当时社会急剧动荡,旧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新的统治秩序尚未建立,于是许多像孔子一样有理想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了拯救颓世,纷纷提出各自的救世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就社会表象来看,似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发生巨变,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缺乏信仰,人心浮躁,急功近利,道德水准下降,价值观念发生偏差等等。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出现孔子、老子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和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呢?我个人认为目前社会仍处于变革之中,各种思想观点或政治主张都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和理论的积累,这是一个非常漫长曲折的过程。当然思想和学术氛围还不够开放和宽容也是一个外部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样,具有历史高度的思想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延续了四五百年的变革动荡,而我国现行的改革才进行了四十年,没有历史的积淀,怎么能形成伟大的思想?所以我相信我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之后,经过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思想的激烈碰撞之后,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实践取得了成熟的经验之后,一定会产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假以时日,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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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认为儒家思想对我们民族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卞朝宁 201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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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洋2016-04-21

请问,怎么理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

卞朝宁 2016-04-21

在《论语》全书中,论及女性的言论很少,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与“孝”有关的“父母”。孔子是极其推崇孝道的,他本人三岁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由贫贱而至圣贤,其间无不浸润着母爱及母教的伟大力量,因此他把“孝”作为构建其“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和核心内容,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孔子在谈及“孝”时大多是父母并列的,并没有区分男女:“父母唯其疾之忧”(2•6)。“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4•19)。“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4•21)。此外,孔子在设计大同世界时也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礼记•礼运》。他认为,真正的理想社会应该是男女老幼各得其所,人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待遇和尊重。对于那些在历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伟大女性,孔子也给予她们极高的评价和赞誉,《论语•泰伯》中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孔子这里所说的“妇人”,一说是文王夫人太姒,号曰文母,一说是武王夫人成王之母邑姜。九个男人治外,一个女人主内,内外协调才成就了周王朝的大业。其实孔子这段话里还隐含了一层更深的含义,当初周族已经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优势,但仍然隐而不发,“以服事殷”,这完全是女子的阴柔之术,倡导者必定是“乱臣十人”中的“妇人”,所以孔子盛赞“周之德”为“至德”——阴阳兼备,十全十美。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妇女观中并没有轻蔑或歧视妇女的成分。
二、与嫁娶有关的女子。在中国古代观念中,天地、阴阳、男女都是自然界的始基,两者和谐则是最高境界。为了维持夫妻间的和谐,儒家伦理规范对女子提出了“贤”的要求,即子夏所说的“贤贤易色”(1•7),重品行而不重容貌。品行贤淑的女子当然要许配给有德之君,这样才能琴瑟和谐,相得益彰,孔子非常看重这一点,所以他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5•1)又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德行高尚、治乱两适的南容。“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5•2)。在孔子看来,并不是所有女子都是“难养”的,好女子嫁给了好男子,家庭和睦,夫和妻柔,这是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的,也是有利于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的。
三、卫灵公宠妾南子。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南子“美而淫”,行为轻佻放荡,深得卫灵公宠信。孔子客居卫国时曾私下会见过南子,当时“子见南子”完全陷入了“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两难境地,孔子勉为其难,结果却受到学生子路等人的质疑,逼得老夫子发出“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的毒誓。还有一次,卫灵公与南子邀孔子同车出行,他们让他坐在“次乘”的位置上招摇过市,让孔子脸面丢尽,当时他就发牢骚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此语在《论语》的《子罕》、《卫灵公》等篇中亦载)。不久,孔子就以此为丑而离开卫国。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孔子这里所说的“女子与小人”是特指卫灵公身边的佞臣(雍渠等)和南子,而非泛指所有的妇女。春秋时期,君王因宠信身边佞臣女色而亡国丧命的事例很多,比如雄才大略的齐桓公因“好内”,姬妾太多,诸子争立,加上宠信“小人”——厨师易牙和宦官竖刁,结果不但自己病重时被活活饿死,死后还祸及子孙,引起一场宫廷内乱(见《史记•齐太公世家》)。孔子对于这些历史悲剧是有着深刻理解的,所以当他看到卫灵公的所作所为时,必然与先哲管子发出同样的感慨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再说一遍,孔子这段话是特指,而不是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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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个问题是汉唐书法史中的关键问题。
至少在汉唐时代,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专职“书法家”,没有文联、书法家协会一类的事物,后世所谓“书法家”在当时都是知识阶层,都是官员,而他们的地位是社会舆论给予的。
那么,舆论的推手有哪些人呢?按惯例,放一条史料。《颜氏家训·慕贤》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简单解释一下。南朝梁时,有个出身寒微的人叫丁觇,他字写的很好,所以在元帝手下当书记官,负责抄写文书、档案,但起初并不为人所看重。后来,善书法的国子祭酒萧子云问传送文书的人:“书手是谁,我咋从没听说过?”待听说姓名后慨叹道:“这样的人没有名声,奇了怪了。”在这之后,世人对丁觇的态度发生大转变。后来丁觇去世,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人,想要得到一张丁觇抄写的信件都不能够了。
这件事生动说明像萧子云这样的士家大族成员方才具备品评书法的资格,而一般大众是没有评判资格,甚至没有鉴赏力的。品评书法的高峰出现在南朝时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目》、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一批书论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汉晋书法的印象,而这些书论家无一不是士族成员。至于唐,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是官品甚高的大学士,颜真卿更因其忠烈而被封神,影响这些评价的最大要因都是社会舆论。而后世接受的书法史便是这样层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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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汉唐时期所谓“正书”,如您所说从隶书过渡到楷书,并在初唐至于鼎盛,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次字体变革。其中,笔法变化是逐步完成的。
首先要指出,书写材料的改变是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汉代,竹、木简牍是日常的书写材料,而从竹木的原生状态到成为可供书写的简牍,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难以实现批量生产的。再加上简牍体积较大,保存不易,所以会造成两个结果:1.掌握书写技能的人比较少、门槛比较高。许慎《说文》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会写九千个篆书是汉代成为基层书记员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秦汉简牍,其大部分书写水平是极高的,但他们只是先民中占比很小的一群人;2.为了节省材料,减轻运输、保存的压力,刀笔吏(文书官员)会想尽办法提高单枚简牍的容字量,这便是隶书呈扁长形的根本原因。而为了字形美观,也可能是手部肌肉的惯性作用,隶书的两侧会较为舒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蚕头燕尾”。
时代到了两晋,纸张产能逐步提高,进而推广。我们看到敦煌出土大量的两晋残纸,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也都在纸上写字。造纸技术一旦经过改良,其批量生产是较容易实现的,于是上一段说到的两个结果在此时都发生了转变:1.由于书写材料较为易得,参与书写的人群得以扩大,但其中很多人文字书写水平并不高,难以写出标准的隶书。所以为了书写方便,一种“新隶体”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由于溶入了草书笔法,如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后来楷书硬钩的笔法,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1993);2.纸张一来易得,二来保存、运输相对轻省,三来幅面宽阔,不似木简般狭长。基于这三点,人们的书写逐步得到解放,字形由扁长渐趋方整,字距、行距也没有拘束,再加上本身书写能力的不足,一些隶书笔法便悄无声息地退散了。
后代书论家往往无法总结出促成变革的社会动因,而乐于把功劳赋予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新派书家身上,这大概也算是“英雄史观”的一个案例吧。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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