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岳
终日乾乾

我是复旦国学班学生,关于如何阅读国学经典,问我吧!

我是复旦国学班学生。阅读是身心之涵养,明是非,辨善恶,是对自己安身立命之所的寻求。因此,古人读书,多强调优游涵泳,含英咀华。真正的经典往往是常读常新。
本科时,我有幸聆听张汝伦先生的《读书与人生》讲座,如闻天籁,明白了学与思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从此下定决心,转专业到了国学班,立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作为一个国学班的学生,如何阅读国学经典?如何理解国学与当下发展的关系,欢迎与我聊聊。当然,如果纯粹讨论读书,也欢迎提问。(由于学业繁忙、精力有限,一些重复度较高的问题,如国学入门经典、读书效率、方法、速度等在过往问答中已涉及,请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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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6-04-27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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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岳 2016-04-27

您好。说来惭愧。我的国学启蒙课是在大学才开始的。这要追溯到张汝伦先生开设的《读书与人生》的讲座。父亲母亲给予我肉体的生命,而张老师则让我的灵魂得以觉醒。这无异于生命的新生。2010年4月,我有幸聆听张老师给本科生开的“读书与人生”讲座,如闻天籁,当下醒悟到天地之间的学问、安身立命之本莫过于此。张老师启示我们,思并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事,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不应该只满足于浑浑噩噩地活着,而是应努力增进对自身生命、人类之大我意义及真理的体察。人应有勇气向常识说不,质疑一切“伪”的道理。这才是自由所在。唯有大多数中国人不把思考看作分外之事,乐于思考,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民族之林,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那一学期,我便决心转入复旦哲学学院国学班,继续追随张老师。
张老师对我的启迪,这可以算是我立志学习国学的一大动力。但最关键之处不在于此。为何张老师的教诲如此深入人心?其原因在于,这并非外在于我生命的一种客观的知识,而是从生命中流溢出来的可以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东西。孔孟多多次说到,所求之道,并非求之于外,而是人之为人之所是。所以,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得以去蔽罢了。
这种动力还来源于一种责任感。平心而论,当下人们对自身生命的理解日趋平面化、片面化。换言之,现代人倾向于把复杂的多维度的、意义深邃的生命归约为一些空洞的指标,如头衔、职务、薪酬等。但人之为人,人如此有限且宝贵的一生是否等同于这些外在的名或物质之和?我想,远非如此。古人往往是把个体的生命置于人类文明之大我这一整体之中,因而实现了对有限生命的超拔。他们的当下性可以无限丰富。随之而来的也是他们对于传统的承诺与担当。
之前读《十力语要》,读到熊先生一生命运多舛,却始终振作志气,我总是唏嘘不已。“抗战时期,(父亲)他没有一日不讲学,没有一日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从不灰心丧气。休息时还常常对着山谷高声呼喊,四面回响,似催人奋进,总是给人一种勇猛精进、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几年前读到此处,我已潸然泪下。再次温书时,亦百感交集。熊先生多部著作中反复默念,“吾衰矣,有志三代之英,恨未登乎大道”,并寄希望于后辈,“天下后世读是书者,其有怜余之志,而补吾所不逮者乎?”每当此时,我总觉得有声音在耳边黾勉催促,唯有终身奋发不息者,才能俯仰无愧。每当念及自己对中国文明的责任,我总觉得浑身有无穷的力量和干劲。这使得我每一天都很充实。这种充实远胜过一头扎入日常喧嚣之中,与世沉浮。
如果学国学的确给我带来什么收获的话,那么就是我看清楚了自己这短暂的一生该往何处去,该选择怎样的人生。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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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曾经听说朱子道,陆子佛,朱熹陆九渊的思想和佛道教到底有何媛媛?

望岳 2016-05-20

你好。迟复为歉。最近事情实在太多。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精研,只不过之前读《朱子语类》时写过一些读书笔记,谈了些粗浅的看法。现录入于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朱子一反明道浑然圆融的言说方式,偏重于伊川的路数,即多采用分解式来阐释各概念。然而,在诸如“性”、“理”等重要概念上,伊川、朱子却仍旧使用“A即B”这一直接等同式的类推方式。朱子曰:“性即理,理即天” 。此处“即”字十分关键,暗示着前后两者可以直接等同。 此类直接等同的言说方式在程子处已有端绪。
  钱穆认为,从二程语录的言说方式上可窥见其深受禅学影响。二程传世之语录,体制俨似禅家。自居为孟子以下传统大儒,乃不避效袭禅宗之语孟体,此等大胆作风,较之濂溪横渠之欲自造一经自成一子者,似更远过 。
  朱子对伊川“性即理”一说评价甚高。“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从朱子对伊川此命题的赞赏上,可以肯定的是,“性即理,理即天”的说法很可能是受到伊川的影响。钱穆指出,伊川性即理也之语,主要在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而朱子则用来上通之于宇宙界 。此说的依据应在朱子继“性即理”后,续接“理即天”。“宇宙界与人生界,自朱子理想言,仍当是一体两分,非两体对立。其实通处则正在性。”
  在《中庸章句》中朱子之所以重视“诚”之一天两面,将天道解作“真实无妄”,人道解作未能真实无妄而须真实无妄,旨在以“诚”来贯通天人。“性即理,理即天”之说更能体现朱子究天人之际的初衷。并且此处,天人之合更为直接及彻底。“天便脱模是个大底人,人便是一个小底天,吾之仁义礼智即天之元亨利贞。故知吾性,则自然知天矣。”
在论述人道如何“诚之”时,朱子尚且强调其间存在许多工夫节次,即“诚之之目”,并且就此批评佛老过于好高,未能着实。另一方面,朱子又采用诸如“性即理,理即天”直接等同式的类推方式,在概念上就天与人进行直接通贯。可见其究天人之合的路径之复杂。此格局远在时学之上。
朱子的同时代人陆象山不满于其格物致知的路数。二人各执己见,多次展开论战,但不可否认的是,A即B的直接类推式的说理方法却为二家所共用。朱子“性即理,理即天”的言说方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陆九渊的著名论断“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尽管二人对道问学是否必要的回答不同,但在深层次上,朱陆二人分享了某种共性,即认为唯有直接的,而非中介的方式才能实现天人贯通。从二人喜用“A即B”的逻辑关系来探讨天人关系中可见一斑。只不过在朱子处,此贯通点为“性”。在陆象山处,此贯通点为“心”。
相较于朱陆二人,“A即B”的言说方式鲜见于先秦的著作中。《孟子》中的确出现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但 “知性”,“尽心”,“知天”在《孟子》处是三个逐次递进的阶段,是顺承的关系。而三者之所以顺承,正在于三者并不等同。故该文本不可理解为“心”即“性”即“天”或“尽心”即“知性”即“知天”。
我们可将“A即B”的方式与《中庸》中的“合内外之道”作如下对比。道既有“内”与“外”,说明存在区分。但《中庸》并不止步于分,否则谈何“合”?对于内外之道,还需“合”。但这一“合”并非简单地直接地“同”,而是在保留其差异的基础上来“合”。“合”是建立在保留其差异的基础上的,而非消解其差异。
那么,应当追问的是,“性”、“理”、“天”等概念是否可以如此简单地等同,其间是否有差异?“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 “性,以赋于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 “人之所受”与“天理自然”尤为吃紧。既然为“人之所受”,是否还能与“天理之自然”直接等同?归根结底,这涉及到“一”与“多”这一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程子曰:“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确是自家体贴出来。” 问题在于,如何确保“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具有普遍性,即自己体认之理并非一主观之理,而是客观的有普遍性之理?世间有无数个“自家”,则有无数个“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这些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如何汇通?如何确保这些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是“一”而不是“多”?
  对他人而言,每一个“自家”都是他家。如果以自家为终极判断根据的话,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很可能被他人斥为异端。程门后学无不以自家为师门之正宗、道学之正宗。但在朱子眼里,程门后人则“各自为说,倍其师说而淫于佛老”。“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下稍皆入禅学去,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见上一截,少下面着实功夫,故流弊至此。”
  除了应对佛老的过高之论外,他注四书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则在于清算程门后学中似是而非者。那么,问题在于,朱子批判异端的立足点何在?如果朱子立足的也只是“自家”,岂不是庄子在《齐物论》中所批评的以己之是攻彼之非?为何他自己体贴出来的天理为真,其他人体贴出来的天理为伪?
  黑格尔对直接知识论 持不满,原因在于,直接知识论将真理的标准建立于意识的事实(个人意识),而非内容的本性。“凡被宣称为真理的,除了主观的知识或确信,除了我在我的意识内发现的某种内容外,就没有别的基础了。这样一来,凡我在我的意识发现的某种内容外,就没有别的基础了” 。而我的意识是一种特殊的、偶然的意识。倘若把我意识中的内容直接等同于真理,即为将我的意识内所发现的东西扩大为人人意识内发现的东西,甚至说成是意识自身的本性 。“只是单纯断言,我发现一个内容在我心中,我确知这内容是真的,并且宣称这确定性并非出自我个人特殊的主体,而是基于心灵的本性。——恐怕天地间没有比这种办法更简捷便易的了。”
  戴震批评宋儒所认之天理,其实只是意见,并非全无道理。“空指一绝情 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存之于心。及其应事,幸而偶中,非曲体事情,求如此以安之也。” 戴震用“执其意见”来描述宋儒及释老。凡以为“理宅于心”,未有不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 。其论虽有过激之处,但称宋儒以意见为天理则或多或少看到,理学家以为心具万理,并以此等同于理之本然,犯了将特殊性主观性扩大为客观普遍性的弊病。
  直接性的形式本身的片面性致使其内容也带有片面性,并且陷于有限性之中,被狭隘化。只有在抽象的层面上,此种直接等同才可能建立。而抽象即意味着使得被等同的真理变成无规定的空洞的存在。黑格尔揭示的问题在朱陆二人的命题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
  陆象山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我们只能得出“同”,即心与理的同。然而,我们只所得仅限于此。至于下列问题,心为何,理为何,如何同,是否就简单地说二者同,二者就真正地同了呢?在此命题中,心与理之所以能够直接同一,是因为二者都太空洞,其内容都未得到进一步的规定。“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 ;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 陆九渊仅用“此”来指代“天之所以予我者”,但关于其内容的具体规定,则未能阐明,不免让“天之所予我者”变成一空洞的代名词。
  凡此诸种,皆与直接等同式言说方式性息息相关。A即B的逻辑关系高度抽象,使得A与B皆无规定,因而A与B具体内容的设定则有很大的诠释空间。“从直接知识的形式看,有限的特殊的东西便被设定为绝对了。而且既然直接性是异常抽象的,对于每一内容都抱中立态度,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接受任何不同的内容。所以直接性既可以承认偶像式的违反道德的内容,也同样可以承认和它正相反对的内容。”
  为何宋儒末流会空谈心性,以致于认欲为理?这与诸多关键命题与概念未能真正落实规定性有极大关系。不少学者已注意到了朱子学中的心学倾向。“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不通朱子之心学,则无以明朱学之大全,以无以见朱陆异同之真际。”
  张汝伦先生将朱子学的偏颇归于其心学倾向。对于《大学》的作者来说,知只能在物上求,即通过格物得到,而不是通过反观本心得到……对于先秦和秦汉时古人来说,人道原于天道,而不是源于人心。 “朱子自己未能很好回答万物一理的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他自己的心学倾向。
  我的追问是,是否可以把偏颇单纯归为心学倾向?或许我们应该把关注点放在朱陆共同倚重的 “A即B”的直接类推的言说方式上。为何二程朱陆皆偏爱此种论说方式?此种方式如此盛行,本身意味着什么?
陆九渊反对道问学等工夫节次,提出直接求诸本心。可见,他视道问学之向外工夫与尊德性之向内反观为极端对立的两者。陆九渊:“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铄我也。” 此论断不免给人以如此印象:倘若一向外着力或是一旦把心稍向外牵涉,便会抹杀了天崇高的根据地位,或是抹杀“天之予我者”的纯粹性。因此,陆九渊不能接受“逐一”、“渐次”等做工夫的说法和过程,而是必须诉诸本心一步到位的自然呈现。“近来论学者言:‘扩而充之,须从四端上逐一充。’焉有此理?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侧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
  《中庸》文本重视“合内外之道”,视尊德性与道问学为一圆融周备的整体。孔子将学思并重。但到了宋儒处,却形成二者之间孰为重的纷争。追问孰重孰轻明显已建立于割裂二者的立场上。宋儒争论的问题本身就反映了症结之所在,即视求内与向外为对立的两个方向,陷入非此即彼的片面之中。
  因此,值得探讨的是,为何“尊德性与道问学”在原儒处是统一的整体,而在宋儒处却引起如此多的争端,甚至被视作截然对立的二者?
朱子体究到,《中庸》并重尊德性与道问学。子思说“尊德性”,又却说“道问学”;“致广大”,又却说“尽精微”……这五句是为学用功精粗,全体说尽了。而当时学界“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拣那便宜多底占了,无‘道问学’底许多工夫”。
  为矫正学界偏颇,朱子十分重视格物致知等道问学工夫。人多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本体之明尚未显露。而格物致知,以复本体之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需要中介的过程,而非一步到位的直接性等同。但在概念理路推衍方面,朱子同样更青睐于“性即理,理即天”的直接类推方式。似乎唯有“性即理,理即天”的直接等同,才能保障“性”的纯粹性以及天人合一的实现。
   也许是为了应对陆九渊的责难,朱子反思到,“觉得年来朋友于讲学上却说较多,于尊德性上说较少,所以讲学处不甚明了” ,同时也再三强调“尊德性”与“道问学”实际上是一事,“只是个尊德性,却将个尊德性来道问学” 。倘若不是视尊德性与道问学为内外消长的关系,又怎会生出此论?
  既承认明德是一个由格物致知渐次展开的内外交融的过程,同时又热衷于性即理,理即天这样直接等同的方式而忽视了中介性,
  可见,相较于陆九渊彻底割裂道问学与尊德性的极端态度,朱子虽试图进行二者的调和,但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视内外为对立的思想倾向。从根本上看,朱子还是认为,唯有直接的,而非中介的方法更可靠,才能最终贯通天人。这从朱子将尊德性等五事视作大者五事,将道问学等五事视作小者五事可以看出 。朱子合天人、内外的复杂态度使得他的眼界比陆九渊更为开阔,并更能包容前哲的思考,将其熔于一炉。但遗憾的是,在根本上,他未能超出内与外对立的立场。

您认为读国学,从南怀瑾开始,是否吃力?南怀瑾的国学造诣如何?

望岳 2016-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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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2016-05-02

请问读国学,能让我们有什么收获呢

望岳 2016-05-14

您好。其实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国学?
近年来,“人生规划”等说法颇为时髦。一个人若想规划自己的人生,首先要做的是认识自己、剖析自己,明白自身优势何在,劣势何在。一个人尚且如此,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不应被全球化的盲目趋同所消解,中国还要继续存在、继续发展,那么,自知是最基本的一步。倘若不自知,谈何发展?
不自知难免造成无主见。别人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别人穿什么,就跟着穿什么。一个亦步亦趋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人生有好的规划?毋庸置疑,无主见是一个贬义词。每个人都强调自主,希望有主见。为何每一个追求主见的人却生活在集体无主见的国家之中?倘若吾国对他者亦步亦趋,谈何发展与超越?可见,自知之重要。
不少人可能会认为,认识中国是最容易不过的事。中国国土总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我们不加反思地认为,这些就是中国。政府官员选读工作报告时,惯于列举这些数据。可是仔细想想,中国真的等同于这些数字之和么?我们倾向于使用平面性的数据与指标来衡量事物,却遗忘了中国之为中国不同于苹果之为苹果。
海德格尔曾经追问,什么是大学?他走遍了大学的每一个角落,就是没找到大学在哪儿。我们不能够说,一栋教学楼就是大学,校园里的花圃就是大学,全校师生就是大学……大学之规定与具体事物之规定处在不同的层面。大学是一个意义的整体。同样,虽然我们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国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但中国之为中国,不等同于这些指标之和。中国是一个纵深性的意义的整全。因此,中国对自身之知,就不可能来源于丈量国土面积、统计国民生产总值等操作。
中国是意义的整体。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这个整体中不可缺失的部分,都处于内在的紧密关联之中。此关联不可能被人为地斩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传统底蕴是我们实现自知的一个重要资源。这表现为吾国在历史长河中绵延至今的兴衰荣辱,曾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先人对他们时代的看法,对整个国家是其所是的理解。凡此种种,都应成为当下国人理解本国、理解自身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华民族特质之所在。
古人多从人类纵向的整体之大我出发来反思个体的生命以及使命。传统是他们理解自身的一个重要面向。传统暗示着他们从何处来,而对传统的创造性解读指引着他们该向何处去。
然而,在现代社会,“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统”,“为什么我们需要学国学”,成为一个个难以求解的问题。认识传统、学国学的合理性亟待论证。更进一步地说,如果我们不能从实用性的角度论证其合理性,这些事件就有被消解的可能。毋宁说,这一现象本身就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当下盛行的古今割裂的思维方式。周遭的一切都告诉我们,要活在当下。当下即全部。
与古人相比,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日趋狭隘与片面,惯于用众多平面性的指标来评价他人与自身,如职位、薪酬、房屋拥有数、年收入。每个人的人生规划都是清一色的小升初、初升高、高升本、找工作、结婚生子……这些步骤背后凸显的是原子般的个人。由于缺乏纵深性的维度,每一个事件的意义日益单薄且脆弱。人们难以从中获得归属感与心灵的慰藉,唯有僵化于片面之中。
古人也同样有教育,也需要谋生。但他们的实践活动被置于众多复杂的维度之中。古人从五伦中理解自己的角色、从家族的谱系中寻找自身的位置、从祭祀活动中理解自身与祖先的关系、从一方之乡俗中获得皈依。超拔于常人之上的大人物还能从历史的沿革、道的传承中理解自身的使命。在这些纵深性的维度的交织中,完全相同的行为很可能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使得对有限之当下的超拔得以可能。《学记》、《昏义》告诉我们,同样是学、同样是婚姻,面对着相同的事件,古人与现代人的理解完全不同。
对于个人而言,纵深性维度的置入是极为必要的。而对国学的学习实际上就是让自己的生命实现当下性的超拔,具备一定的纵深性被堵。但凡一个人还有理性,一个人还想清醒地活着,他总会觉得,有限的一生应当寻求幸福,而非不幸福。那么,把自身局限于狭隘的平面性指标中,在这有限性中僵化,可能会幸福么?

Mr.Q2016-05-02

何谓国学?

望岳 2016-05-14

您好。迟复为歉。国学一名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国学一名十分空洞,缺乏进一步的规定性。国学能否等同于一国之学?美国是一个国家,英国是一个国家,中国是一个国家。倘若我们把国学理解为一国之学,那么美国理应有美国之学,英国理应有英国之学。国学一名无法突出中国之学的特质。
倘若我们缩小范围,认定国学之“国”指的是中国,那么,问题依旧没被解决。这一名号仍然很空洞。中国历史漫漫千载,学问庞大冗杂。如果我们这样界定国学,那么,似乎目之所及的一切都能称为国学,正如国学热所反映出来的那般。
国学一名之所以问题重重,与它产生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这可以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的产物。近代以来,我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变局。西方强势文明席卷而来,势不可挡。一开始,我国向西方学技术,再到学制度,再到学思想,学文化。除了封建黑暗之外,华夏几千年文明别无他物。中华大地成为一个巨大的培养基。任何西方理论都可以在此历练一番,赢得不少拥戴。人们都知道,倘若食不时、食无止,难免会消化不良。很难想象,短短一百多年来,我国引起了多少技术、多少制度与理论?这些引进物又在多大程度上能被吾国所化,成为内在的一部分?
对于西方文明,我们是否学有所成,相信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答案。然而,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技术的引进与理论的模仿并未能强化吾国的民族认同感,反倒引起了始料未及的混乱局面。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自己将到哪儿去?早在上个世纪,身份迷失与认同危机已经爆发。
不论谁读了闻一多的《祈祷》,都会被他的困顿与迷茫所深深触动。“请告诉我谁是中国人,启示我,如何把记忆抱紧;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轻轻的告诉我,不要喧哗!”无数知识分子渴望得知,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其民族性在哪里?上一世纪,尽管全盘西化是大趋势,也有少数学者在这洪流中屹立住,如钱穆、吕思勉、陈寅恪、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家。他们深谙,身份迷失与认同危机所产生的彷徨与无归属感不可能由对他者的模仿来根治,无不立足于传统历史与学术语境,找寻中国学术思想的存主之处。
当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看清,全盘西化并不能解决问题。高校国学班纷纷成立。中国哲学专业不断被推广。这些现象都表明,我们渴望与他者有区分,渴望认清自己,是其所是。然而,这种区分是什么?我们如何是其所是?这些问题仍旧无解。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何“国学”之名还在使用。这个充满问题、内涵空洞的名称本身就反映出当下的混乱与迷茫。
从整体上看,文史哲领域都存在与传统脱节的问题。背离了历史语境与传统的言说方式,学界多借助西方治学模式与话语体系来建构人文学科。以中国哲学为例,学界就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至今未达成一致。很多治西哲的学者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的,《论语》最多只能称作箴言式的道德说教。退一万步讲,哪怕中国哲学一名被大家所承认,中国哲学如何言说,也是个问题。关于此,学界众说纷纭。部分学者认为,欲治中哲,必须完全回到古人语境,字字推敲,切磋琢磨。也有学者认为,中哲经典只是一些混乱的质料,本身缺乏清晰的逻辑脉络,须借助西方逻辑对传统文本进行一番深入彻底的整合。还有的学者赞同王国维先生的立场,不通西学,无以治中学。应汇通中西之旨,同时让二者保持有差异的同一。尽管学界未达成一致,但套用西哲话语的确是当下中哲研究的潮流。研究性著作中,不乏“主体”、“客体”、“从现象学角度来看”、“认识论”、“本体”等说法。这些现象皆说明,尽管学人迫切地渴望是其所是。我们如何能够是其所是,这种区分何在,仍旧在探索中。
一方面,高校内对于中哲之所是、中哲之言说未形成定论,群龙无首。另一方面,社会上诸多国学启蒙大行其道,好不热闹。从根本上来讲,高校的中哲教育、国学教育与社会上的国学启蒙严重脱节。大学里不乏严谨治学、思想深刻、志向高远的学者,但他们所授之课多面向在校大学生,所著的多是学术著作,出版数、影响力自然不及畅销书。不少学者淡泊名利,不愿成为在电视媒体上抛头露面的公众人物。一旦为这些事分心,势必逐于名利,影响学术研究。因此,他们的知名度往往很低。而且,在知名度与学养无甚关联的时代,汲汲于提升知名度也没太大意义。
与高校学者相比,社会上打着国学教育旗号的人往往缺少系统、专业的国学教育,学养尚浅。他们或许也曾从事教育行业。但教龄的长短与得传统义理之精髓是两码事。学养不够,当然只能从最皮毛的读物入手。无怪乎普通民众脑海中的国学教育离不开那众所周知的《弟子规》与《三字经》。而且,如果没有深厚的学识为支持,哪怕以《论》、《孟》为教材,恐怕所讲也卑之无甚高论,多半是把孔孟等同于道德说教家。
我们未能明其区分,是其所是,以致于“国学”这一缺乏规定性的名号仍旧被使用。而高校教育与社会国学启蒙的脱节,使得大众对于国学的理解陷入了重重误区,本末倒置,把外在的形式或操作等同于真国学。
学问有本末轻重之分。
个人以为,国学之根本在于义理之学、明道之学。真学问需要沉潜,需要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往精神。这并不是搞几个活动、喊几个口号、穿几套汉服就能明了的。

Hank_CY2016-04-27

高中生阅读什么样书可以提高作文写作水平?

望岳 2016-04-27

个人认为,读书首要在明是非,别善恶,弄清楚人之所是。思之觉醒毕竟是摆在人格的熏陶其后的问题。其实,阅读是一辈子的事。如果带着太强的功利心,要想立马从阅读中攫取什么,其实已事先曲解了阅读本身。
你现在是处在高中阶段么?我可以和你分享一下我高中所读的书。当时我只是以读书为乐,并没有太关注如何提高写作水平等问题上。
除了必学的课文外,语文老师每周会为我们推荐很多文学经典。中国古代诗词文赋以及近当代小说新诗等都是她津津乐道的精神醍醐。从初一开始,我每周都会朗读、背诵老师推荐的诗文,如《诗经》、《古诗十九首》、《汉乐府诗集》、《三曹诗选》、《李太白全集》、《杜工部诗集》、《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等。让我影响最深的是杜甫的诗歌。幼年的我被杜公的赤子之心感染着。直至现在,杜工部诗集仍旧是我案桌常备之经典。每日晨昏,必定开卷吟咏,如沐春風,如饮琼浆。《论语》:“兴于诗。”兴者,兴发好善恶恶之道德志意也。此言非虚。杜公的诗歌呈现给我与天地同其大,与日月同其光的博大境界。另外,让我难以释卷的在于杜公对汉语的精湛掌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将语言艺术与内心家国天下的洪志完美融合。我认为,对古文的驾驭无人出杜公之右。
  除了龙老师推荐的诗词外,我还经常去初中的图书馆借阅书籍。因初中图书馆馆藏有限,大部分是中外近现代文学著作。我初中时读的大部分书都是文学名著。就近现代作家而言,我最喜爱的是鲁迅先生。《野草》、《彷徨》、《朝花夕拾》《呐喊》《且介亭杂文》等都是我拜读数次的佳作。鲁迅先生有着冷峻的眼与火热的心。我想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会被他洋溢着蓬勃生命情志的文风所深深打动,跟随着他笔下的人物气愤、拍案、痛哭与呼吁。吸引我的还有鲁迅灵魂与思想的复杂。他对传统文化的唾弃与敌意实出自于对民族的爱。唯有爱之深,方可责之切。两种极端的情感酝酿于激浊扬清的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追求新道路的热切非同时代其他作品可比。鲁迅先生穷尽一生追问,“何为中国人”?“何为中国未来的命运与方向?”此等“吾与吾国共命运”的气度着实让人佩服。文人能有如此的责任感与家国担当,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今都不多见。
我想,如果你要提高写作,你得先热爱汉语、热爱阅读,不能单单把语文看作一个无生命的科目,而是尊之、敬之为导养性情、培养民族认同感的教化之源。如果你本来就讨厌汉语,如何写出能感动人的作文来呢?而且,个人认为,读书人应把目光应放得长远一些。读书是一辈子的事。你高考结束后,就不必再写应试作文了,但人生还在继续,对人文的追寻同样也不应停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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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岳 2016-04-27

您好。看得出您是一位十分关心孩子精神世界成长的家长。在人文性普遍被忽视的当下,您能如此重视孩子的人文培养,实在不易。我认为读经典,循序渐进十分关键。古人教育同样分小学与大学。小学重洒扫庭除。大学重义理之教。
您说到自己的孩子才二年级,可能也就6、7岁吧。在我看来,如此年幼的孩子能够独立理解《史记》(即便您用的是节选本)这样艰深的著作,是很困难的一件事。而且《史记》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一本历史书,而是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历史哲学及司马迁对人生、世界的整体思考。从他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番宏愿便能看出。而要深读这部书,若对之前的典籍(如《论语》、《孟子》、《左传》、《尚书》等)缺乏一定的了解,也无从下手。所以,我建议您可以考虑换一下其他读物,比如《声律启蒙》、《三字经》、《论语》、《笠翁对韵》等,像《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等书其中也包含了很多历史典故。不过这些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典故化在朗朗上口的韵文中,可以方便孩子背诵、记忆。您也可以先备备功课,将典故解释给孩子听。您也可以把选书的领域放大,不妨让孩子先背诵简易的古诗、散文。人文是一个整体,先秦经典只是其中一部分罢了。西方文明中也有很多适合小朋友读的书,比如《伊索寓言》、《爱的教育》、《格林童话》等。
现在很多有思想的中哲学者所写的著作多是学术性著作,主要面向大学生群体。其实编写得好的国学启蒙目前还很缺乏。所以,家长就得在解读方面下功夫了。您今后可以先自己备备课,然后把自己读书的心得讲给孩子听。
您提到“短期看不到对学习有助益”,从这句话中,我看出,您可能或多或少对阅读还抱着些当下致用的心态。个人认为,读书首要在明是非,别善恶,弄清楚人之所是。思之觉醒毕竟是摆在人格的熏陶其后的问题。其实,阅读是一辈子的事。如果带着太强的功利心,要想立马从阅读中攫取什么,其实已事先曲解了阅读本身。对于理解力还未自觉的孩子而言,个人认为,家长的言传身教其实是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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