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硕士

我在美国做教育研究,儿童保护方面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问我吧!

儿童拐卖、校园暴力、留守儿童安全、虐童事件……一直以来,关于儿童保护的各种问题牵动着所有人敏感的神经。
我是杨敏,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硕士,教育政策和管理博士,现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州立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我翻译了《从零开始——创建你自己的课堂》,著有《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
我在美十多年,对美国教育有着一定的研究经验,我将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大家梳理出美国在儿童保护方面卓有成效的一些经验,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更好地保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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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6-09-08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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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杨博士,美国虐待儿童的事件比中国多吗?

杨敏 2016-10-08

杨敏 2016-09-27

从70年代起,美国社会开始把注意力从对儿童身体上的虐待转移到对儿童的性骚扰上面来。有两点因素促成了民众对儿童性骚扰的关注。一方面,1974年的CAPTA法案把性骚扰也加入到虐待的定义中来。到1976年,所有的州都在法律上要求专业人员必须报告儿童性骚扰事件。并且在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州都有法律要求性侵犯罪犯在执法部门登记。如果不登记是一种犯罪。很多州都允许雇员调查工作申请人这方面的犯罪背景。并且公众也可以在网上查到在自己居住范围内有哪些人有过性侵犯犯罪历史,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最大程度预防和保护儿童。(我在一些提供此服务的网站上,只要输入自己家的住址,或者任何一个地址,就能查到这个地区附近的性侵犯罪犯的照片,他们的住址信息、基本身高、体重等信息,还有他们所受性侵犯指控的类别和日期。)当然,人们同时也在争论性侵犯罪犯的隐私是否需要被保护,把性侵犯罪犯信息公诸于众是否合适的问题。但是1995年新泽西高等法院判决认为,美国宪法并不禁止公众保护自己不受性侵犯罪犯伤害的尝试,从而承认了公布性侵犯罪犯信息的合法性。
  另一个促成美国社会对儿童性骚扰问题的关注的因素是,新的研究表明性骚扰对于受害者伤害的深远性。80年代和90年代有很多关于性骚扰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研究。性骚扰对儿童的短期影响包括焦虑、害怕、恶梦、学习问题、退缩、糟糕的自我概念、抑郁和不恰当的性行为等。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在童年时都受过性骚扰。那些在童年时受过骚扰的成人有更多的身体问题、低自尊和自信、抑郁、自杀倾向、焦虑、高风险性行为以及饮食紊乱等 。随着人们对性骚扰对人造成的影响的认识的增多,对性骚扰受害者及施害者治疗的研究也在80年代到90年代不断成熟。

杨敏 2016-09-22

如果说母亲和孩子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家庭的单亲母亲和孩子就算是弱势中的弱势了。在甘肃发生的这个 家庭悲剧里面,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极度需要帮助的母亲——她需要的不仅是金钱上的帮助,更是在困境中的心理上的帮助。一个心理需要帮助甚至是失常的母亲,不仅无力照看孩子,并且会带给孩子的极大的恐惧和伤害。从这个家庭悲剧中,我看到的另外一点是,孩子极易成为一个家庭悲剧的受害者——因为孩子完全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他们的安危以及生存状况完全依赖于他们身边的大人。
   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媒体强大的教育功能,对母亲们要扶持,扶持再扶持,帮助,帮助再帮助——从心理上,教养孩子上,和婚姻关系上帮助和教育母亲们,让她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作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母亲直接关系孩子的幸福和安危。在超生导致贫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一定要看到教育(高质量的,人性化的教育宣传资料和节目)能够起到的强大作用,单纯的强制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一旦这个孩子降临到了这个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孩子是超生的,而给这个孩子的教育和发展给与种种的限制。
   在教育的问题上,不要任何孩子说“不”,对社会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点认识,在美国,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甚至延伸到那些非法移民到美国来的学龄儿童。在密歇根州的一份公立学校的文件里面清楚地写着:
   每一个在密歇根州居住的孩子都有权利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不考虑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的父母的移民身份。在1982年Plyler针对Duo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宪法禁止各州拒绝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学龄儿童平等进入小学以及初、高中的权利。因此,每个学区只需要确定这个孩子是此学区的居民就可以了,不论这个孩子的签证状况如何。
  在1982年的这个Plyler针对Duo的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德克萨斯州禁止通过为非法移民过来的孩子出资教育的一项法规,同时否决了另一学区要非法移民学生每年交1000美元学费,来补偿州里面损失的经费的尝试。法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德克萨斯州把一项歧视性的法令强加给了无辜的孩子——孩子被父母非法地带到美国不是孩子自己能够控制的。同时,法庭认为,拒绝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在将来会为社会造成失业、福利、以及犯罪方面的问题和成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孩子受教育问题上的两点认识:第一: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否决他们的受教育权;第二:如果我们把受教育的权利不给某一群体的儿童,最终损失的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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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拐卖问题,美国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杨敏 2016-09-09

美国会有儿童失踪(应该不多),但是儿童拐卖这样的事情好像基本上听不到了。关于美国在儿童保护这方面的经验,有这么几点我认为很重要。
  第一点就是美国全民的强烈的儿童保护意识。这个儿童保护意识,我是指,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只要发现某个孩子处于某种危险之中,我就会出面干涉,直到孩子安全为止。不少在美国的中国家长,都有碰到过这样 “多管闲事”的美国人的经历。如果在超市里,有孩子哭着找妈妈,一般的美国人都会很警觉上去询问,并且和孩子一起找到家长,找到家长之后,通常还会很严厉地告诉孩子家长,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了。这种外界的干涉会包括方方面面,比如说有孩子没坐安全座椅了,小孩子被家长独自放在家里了等等,而且一般的美国人会把它看成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同时,美国有法律规定,儿童工作者,不管是医生、社工或是老师,如果一但怀疑有孩子遭受虐待(不需要有确切的证据,只要怀疑就可以),是必须上报的,如果不上报,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我的新书《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对美国儿童保护有详细论述)。在这样一个人人踊跃参与儿童保护的社会里面,孩子走失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少很多。
  第二点是美国一般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强烈的保护意识。如果家长对孩子的安全保持高度的警觉,儿童失踪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美国法律有规定,小孩子是不能单独一个人呆着的,必须有家长陪伴(有些州规定8岁以下,每个州规定不一样,但是很细化)。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安全高度警觉,不管是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车辆穿梭的地方,家长一般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而且会教孩子,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家长和学校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非常重要。
  第三点,美国社会对于儿童犯罪有一种特别的伤感和严肃,整个社会大氛围和舆论压力对实施儿童犯罪特别的不利,处罚也会偏重一些。这大概是因为,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小和脆弱的群体,他们是完全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美国 人看重个人隐私的保护,但是对于儿童性侵犯的实施者,他们的犯罪记录是公众和儿童保护和教育机构能够查得到的,从而限制他们的就业范围,减少这些罪犯和孩子接触的机会,让家长和儿童工作者更好的保护孩子。因此,这些对儿童实施犯罪的罪犯,通常自己和家人都会长时间地处在公众的压力之下,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负上沉重的代价。
  儿童不是商品,是不能被买卖的,这个交易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管买方的家长日后对这个孩子好不好,这种行为对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孩子原来的家庭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摧毁性的。这件事情的解决,需要公众踊跃地参与,家长对孩子安全的警觉和提高,社会法律上的完善,以及提高整个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的意识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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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2016-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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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也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不过涉及的问题较大, 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色,不同作品也有不同的内涵;而且还牵涉到“武士电影”的定义和“武侠片”的定义,因此很难笼统地回答。这里,就选黑泽明的《七武士》与李安的《卧虎藏龙》作为例子,简单地谈一下吧。
首先,关于两者的相同点,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两者都以“打”为特点。尽管武士用刀打,侠客动拳脚,有时也使用各种兵器。黑泽明《七武士》中挥刀对阵的武士形象已经成为世界电影中的经典,而李安《卧虎藏龙》的打斗场面,亦精彩纷呈,具有极高的观赏性特征。二,两者在剧中人物和思想内涵的布局和植入上,大都表现出“义”、“仁”等源自中国的传统思想精神。《七武士》中的武士为保护村民而死去,《卧虎藏龙》中的侠客们更是以“江湖义气”作为行走世间的道德准则和精神支柱,伸张正义,英勇决斗。三,结局都是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正义”一方获得最后的胜利;邪恶与善良分明,具有浓厚的道德教育意义。
其次,关于两者的不同点,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打斗场面的表现手法的不同。武士电影往往通过风、雨、雪等大自然的变化来渲染和烘托气氛,或者隐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打斗本身则显得较为“实打实”,招式和套路方面虽有所夸张。不过,基本上不脱离现实,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与此相比,武侠片则动用“威亚”手段制作,人为地制造出飘渺、飞空的视觉效果,把武艺的表现提升到了只有“超人”才能驾驭的高度,因而现实感不强,比较脱离实际。其背后是否与道家的“神仙”“仙人”思想相关,需要探讨。二,武士电影中,“忠君”是一个很主要的主题,早期的武士影片基本上都是涉及这种思想的作品。与此相对,武侠片则恰恰与之相反,“远离朝堂,游走江湖,行侠仗义”是这类影片最中心的主题思想。这种不同的背后,毋庸讳言,有着各自文化生成的历史缘由。这里只简单地谈谈,即历史中的武士阶层,曾较长时期居于日本社会的最高地位(镰仓时代以来的幕府时代),属于统治阶级,至明治维新时期,武士阶层虽然被瓦解,不复存在,但“武士精神”(侍精神)依然是存活在一部分日本人心中,甚至在关键时期(比如二战时期)发生过重要作用。与此相对,中国的武侠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侠客”,大都远离权力的中心,对政治淡漠,甚至是一种反正统体制的民间存在。
至于您认为“日本电影中的武士更真实,接近普通人”的看法,想来应该与上面提到的“打斗场面”的表现手法有关。
此外,我不知道您是否观看过山田洋次导演的《たそがれ清兵衛(黄昏清兵卫)》《隠し剣 鬼の爪(隐剑鬼爪)》《武士の一分(武士的一分)》等三部作品,这些不同以往的武士作品,另辟蹊径,侧重描绘武士的家庭和日常。影片中的“武士”可以说是披着“武士”外衣的普通百姓。这些作品给我们提示了“武士”的“另类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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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丰先生家去学画时,还是个初中生,和他这样的大师在一起,不仅没有感到不自在,反过来他还要怕我尴尬。有客人来访时候,他也会向朋友会介绍我:“这是我的小朋友。你们是我的老朋友。我有小朋友也有老朋友,哈哈。”他还把我的画给朋友看,说我:“胆子蛮大的。”有时有人来谈正经的事情,他也会拿二本杂志让我自己翻翻,以免我局促不安。
我初二的时候有一幅画入选了当年的全国少年儿童美术展览会。主办单位把照片发给了学校。我从学校里借了照片给丰先生看。他很高兴。找了一幅画上题有 “小松植平地,他日自参天。”的印刷品送给我,并用钢笔写了我的名字,落了款。
初三毕业时我拍了一张大头照,当时中学生流行了互赠照片,我也送了一张给丰先生。他看了以后居然从走到后面房里,拿出一张两寸的照片送给我,反面写着:“林凤生小友惠存丰子恺”。这张照片现在是我的珍藏品。在我的印象里,他就是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
事实上,丰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是上世纪6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后被发配的一个山区的中学教书,心里比较失落。后来,有缘读到了丰先生的《缘缘堂随笔》,书中许多文章鼓励我,这些感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与《缘缘堂随笔》有缘”参加了“文汇读书周报”的“花木杯”征文,得了二等奖,文章现在可能还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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