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敏
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硕士

我在美国做教育研究,儿童保护方面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问我吧!

儿童拐卖、校园暴力、留守儿童安全、虐童事件……一直以来,关于儿童保护的各种问题牵动着所有人敏感的神经。
我是杨敏,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教育发展专业硕士,教育政策和管理博士,现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州立大学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我翻译了《从零开始——创建你自己的课堂》,著有《学会爱孩子的五堂课》《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
我在美十多年,对美国教育有着一定的研究经验,我将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大家梳理出美国在儿童保护方面卓有成效的一些经验,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更好地保护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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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2016-09-08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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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杨博士,美国虐待儿童的事件比中国多吗?

杨敏 2016-10-08

杨敏 2016-09-27

从70年代起,美国社会开始把注意力从对儿童身体上的虐待转移到对儿童的性骚扰上面来。有两点因素促成了民众对儿童性骚扰的关注。一方面,1974年的CAPTA法案把性骚扰也加入到虐待的定义中来。到1976年,所有的州都在法律上要求专业人员必须报告儿童性骚扰事件。并且在20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州都有法律要求性侵犯罪犯在执法部门登记。如果不登记是一种犯罪。很多州都允许雇员调查工作申请人这方面的犯罪背景。并且公众也可以在网上查到在自己居住范围内有哪些人有过性侵犯犯罪历史,以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最大程度预防和保护儿童。(我在一些提供此服务的网站上,只要输入自己家的住址,或者任何一个地址,就能查到这个地区附近的性侵犯罪犯的照片,他们的住址信息、基本身高、体重等信息,还有他们所受性侵犯指控的类别和日期。)当然,人们同时也在争论性侵犯罪犯的隐私是否需要被保护,把性侵犯罪犯信息公诸于众是否合适的问题。但是1995年新泽西高等法院判决认为,美国宪法并不禁止公众保护自己不受性侵犯罪犯伤害的尝试,从而承认了公布性侵犯罪犯信息的合法性。
  另一个促成美国社会对儿童性骚扰问题的关注的因素是,新的研究表明性骚扰对于受害者伤害的深远性。80年代和90年代有很多关于性骚扰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研究。性骚扰对儿童的短期影响包括焦虑、害怕、恶梦、学习问题、退缩、糟糕的自我概念、抑郁和不恰当的性行为等。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在童年时都受过性骚扰。那些在童年时受过骚扰的成人有更多的身体问题、低自尊和自信、抑郁、自杀倾向、焦虑、高风险性行为以及饮食紊乱等 。随着人们对性骚扰对人造成的影响的认识的增多,对性骚扰受害者及施害者治疗的研究也在80年代到90年代不断成熟。

杨敏 2016-09-22

如果说母亲和孩子是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家庭的单亲母亲和孩子就算是弱势中的弱势了。在甘肃发生的这个 家庭悲剧里面,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极度需要帮助的母亲——她需要的不仅是金钱上的帮助,更是在困境中的心理上的帮助。一个心理需要帮助甚至是失常的母亲,不仅无力照看孩子,并且会带给孩子的极大的恐惧和伤害。从这个家庭悲剧中,我看到的另外一点是,孩子极易成为一个家庭悲剧的受害者——因为孩子完全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他们的安危以及生存状况完全依赖于他们身边的大人。
   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媒体强大的教育功能,对母亲们要扶持,扶持再扶持,帮助,帮助再帮助——从心理上,教养孩子上,和婚姻关系上帮助和教育母亲们,让她们能够更好地履行自己作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母亲直接关系孩子的幸福和安危。在超生导致贫困这个问题的讨论上,我们一定要看到教育(高质量的,人性化的教育宣传资料和节目)能够起到的强大作用,单纯的强制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一旦这个孩子降临到了这个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孩子是超生的,而给这个孩子的教育和发展给与种种的限制。
   在教育的问题上,不要任何孩子说“不”,对社会的长远发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点认识,在美国,公平的受教育权利甚至延伸到那些非法移民到美国来的学龄儿童。在密歇根州的一份公立学校的文件里面清楚地写着:
   每一个在密歇根州居住的孩子都有权利享受免费的公立教育,不考虑这个孩子或者孩子的父母的移民身份。在1982年Plyler针对Duo的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宪法禁止各州拒绝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学龄儿童平等进入小学以及初、高中的权利。因此,每个学区只需要确定这个孩子是此学区的居民就可以了,不论这个孩子的签证状况如何。
  在1982年的这个Plyler针对Duo的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德克萨斯州禁止通过为非法移民过来的孩子出资教育的一项法规,同时否决了另一学区要非法移民学生每年交1000美元学费,来补偿州里面损失的经费的尝试。法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德克萨斯州把一项歧视性的法令强加给了无辜的孩子——孩子被父母非法地带到美国不是孩子自己能够控制的。同时,法庭认为,拒绝这些孩子的受教育权,在将来会为社会造成失业、福利、以及犯罪方面的问题和成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对于孩子受教育问题上的两点认识:第一: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否决他们的受教育权;第二:如果我们把受教育的权利不给某一群体的儿童,最终损失的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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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拐卖问题,美国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杨敏 2016-09-09

美国会有儿童失踪(应该不多),但是儿童拐卖这样的事情好像基本上听不到了。关于美国在儿童保护这方面的经验,有这么几点我认为很重要。
  第一点就是美国全民的强烈的儿童保护意识。这个儿童保护意识,我是指,不管这个孩子是不是我自己的孩子,我只要发现某个孩子处于某种危险之中,我就会出面干涉,直到孩子安全为止。不少在美国的中国家长,都有碰到过这样 “多管闲事”的美国人的经历。如果在超市里,有孩子哭着找妈妈,一般的美国人都会很警觉上去询问,并且和孩子一起找到家长,找到家长之后,通常还会很严厉地告诉孩子家长,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做了。这种外界的干涉会包括方方面面,比如说有孩子没坐安全座椅了,小孩子被家长独自放在家里了等等,而且一般的美国人会把它看成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同时,美国有法律规定,儿童工作者,不管是医生、社工或是老师,如果一但怀疑有孩子遭受虐待(不需要有确切的证据,只要怀疑就可以),是必须上报的,如果不上报,是要受到法律的惩罚的(我的新书《儿童保护:美国经验及其启示》对美国儿童保护有详细论述)。在这样一个人人踊跃参与儿童保护的社会里面,孩子走失和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少很多。
  第二点是美国一般家长对自己孩子的强烈的保护意识。如果家长对孩子的安全保持高度的警觉,儿童失踪这样的事情就很难发生。美国法律有规定,小孩子是不能单独一个人呆着的,必须有家长陪伴(有些州规定8岁以下,每个州规定不一样,但是很细化)。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安全高度警觉,不管是在公共场合或者是车辆穿梭的地方,家长一般不会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而且会教孩子,如何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家长和学校对孩子的安全教育,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非常重要。
  第三点,美国社会对于儿童犯罪有一种特别的伤感和严肃,整个社会大氛围和舆论压力对实施儿童犯罪特别的不利,处罚也会偏重一些。这大概是因为,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弱小和脆弱的群体,他们是完全没有能力自己保护自己的。美国 人看重个人隐私的保护,但是对于儿童性侵犯的实施者,他们的犯罪记录是公众和儿童保护和教育机构能够查得到的,从而限制他们的就业范围,减少这些罪犯和孩子接触的机会,让家长和儿童工作者更好的保护孩子。因此,这些对儿童实施犯罪的罪犯,通常自己和家人都会长时间地处在公众的压力之下,从而为自己的行为负上沉重的代价。
  儿童不是商品,是不能被买卖的,这个交易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不管买方的家长日后对这个孩子好不好,这种行为对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孩子原来的家庭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是摧毁性的。这件事情的解决,需要公众踊跃地参与,家长对孩子安全的警觉和提高,社会法律上的完善,以及提高整个社会对儿童的关爱和保护的意识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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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 2016-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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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这个问题是汉唐书法史中的关键问题。
至少在汉唐时代,并没有我们今天的专职“书法家”,没有文联、书法家协会一类的事物,后世所谓“书法家”在当时都是知识阶层,都是官员,而他们的地位是社会舆论给予的。
那么,舆论的推手有哪些人呢?按惯例,放一条史料。《颜氏家训·慕贤》载:
“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觇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王褒数字。’吾雅爱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问?’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少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末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殁,简牍湮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简单解释一下。南朝梁时,有个出身寒微的人叫丁觇,他字写的很好,所以在元帝手下当书记官,负责抄写文书、档案,但起初并不为人所看重。后来,善书法的国子祭酒萧子云问传送文书的人:“书手是谁,我咋从没听说过?”待听说姓名后慨叹道:“这样的人没有名声,奇了怪了。”在这之后,世人对丁觇的态度发生大转变。后来丁觇去世,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人,想要得到一张丁觇抄写的信件都不能够了。
这件事生动说明像萧子云这样的士家大族成员方才具备品评书法的资格,而一般大众是没有评判资格,甚至没有鉴赏力的。品评书法的高峰出现在南朝时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虞龢《论书表》、王愔《文字志目》、袁昂《古今书评》、庾肩吾《书品》等一批书论出现,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汉晋书法的印象,而这些书论家无一不是士族成员。至于唐,大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都是官品甚高的大学士,颜真卿更因其忠烈而被封神,影响这些评价的最大要因都是社会舆论。而后世接受的书法史便是这样层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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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汉唐时期所谓“正书”,如您所说从隶书过渡到楷书,并在初唐至于鼎盛,是为中国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次字体变革。其中,笔法变化是逐步完成的。
首先要指出,书写材料的改变是这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汉代,竹、木简牍是日常的书写材料,而从竹木的原生状态到成为可供书写的简牍,工序是比较复杂的,也是比较难以实现批量生产的。再加上简牍体积较大,保存不易,所以会造成两个结果:1.掌握书写技能的人比较少、门槛比较高。许慎《说文》引《尉律》曰:“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会写九千个篆书是汉代成为基层书记员的基本条件。今天我们能够见到很多秦汉简牍,其大部分书写水平是极高的,但他们只是先民中占比很小的一群人;2.为了节省材料,减轻运输、保存的压力,刀笔吏(文书官员)会想尽办法提高单枚简牍的容字量,这便是隶书呈扁长形的根本原因。而为了字形美观,也可能是手部肌肉的惯性作用,隶书的两侧会较为舒展,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蚕头燕尾”。
时代到了两晋,纸张产能逐步提高,进而推广。我们看到敦煌出土大量的两晋残纸,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家也都在纸上写字。造纸技术一旦经过改良,其批量生产是较容易实现的,于是上一段说到的两个结果在此时都发生了转变:1.由于书写材料较为易得,参与书写的人群得以扩大,但其中很多人文字书写水平并不高,难以写出标准的隶书。所以为了书写方便,一种“新隶体”应运而生,其主要特点是“由于溶入了草书笔法,如较多地使用尖撇和接近后来楷书硬钩的笔法,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裘锡圭《秦汉时代的字体》,1993);2.纸张一来易得,二来保存、运输相对轻省,三来幅面宽阔,不似木简般狭长。基于这三点,人们的书写逐步得到解放,字形由扁长渐趋方整,字距、行距也没有拘束,再加上本身书写能力的不足,一些隶书笔法便悄无声息地退散了。
后代书论家往往无法总结出促成变革的社会动因,而乐于把功劳赋予以二王父子为代表的新派书家身上,这大概也算是“英雄史观”的一个案例吧。
以上,谨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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