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BC赵亮
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 评书演员 编剧

我是单田芳先生亲传弟子,欲知学艺日子如何,问我吧!

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一代评书大家单田芳于2018年9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他曾经留给几代人的记忆,从此却再无“下回分解”。
我是评书演员赵亮,现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每天出入的就是九十年代末每天跟随先生录音的地方。我14岁初识单田芳先生,2010年正式拜师。可以说,先生是看着我长大的,对我影响至深。先生是一个极其纯粹的人,他一生的诉求就是“我要说书”,这种需求占据了他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先生说过的评书超过130多部,几乎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物是人非恍若隔世。我愿意在此平台与大家聊聊我眼中的评书大师单田芳先生,怀念与他学艺的那段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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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 2018-09-13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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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赵亮 2018-09-13

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科技文化带给了很多行业新的冲击和机会。我觉得对于很多民间艺术来说,都走在了这样一个岔路口了。单说评书吧,虽然现在很多艺人收徒还沿用过去的形式,引保代一应俱全,可是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感,仪式感而已。引保代谁能发挥作用,代师能教学吗,保师能负责吗?绝大多数都是虚名而已。
  为啥呢,时代变化了,市场变化了,曲艺演出的方式也变化了。旧式师 徒关系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是人生命运的绑定。我觉得这种口传心授虽然没有固定教材,也不分科,看似不科学,但是在艺术领域,这种方式是真正能够传承的方式。师徒如父子,耳鬓厮磨,生活工作都在一起,艺术与生活杂糅,生活与情感交织,那种影响是一种沁入式领悟式的影响。我觉得手艺人的口传心授教学要高于现代办学的“大班式”教学。你看,到了高级阶段,现代学校不也有这种绑定情况吗?研究生选导师,导师也挑学生。关系好的也会形成如父如子的关系。当然,师徒反目者也大有人在。不过我觉得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吧。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位老师,我大学的古代文学老师也已八十多岁了,还有编剧界的老师,我跟他们的关系都很好。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对我的教诲都是我的人生财富,我对他们的感恩也都铭刻肺腑。
  师生之间如果保持一定距离,当然可以产生一定的职业化美感,但我仍然觉得,如父如子的师生关系才是最令人向往的。人生苦短,知己难求。做不成血缘父子,就做师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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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赵亮 2018-09-14

刚刚结束单田芳先生纪念专场演出回来。今晚演出有刘兰芳先生弟子,袁田先生弟子,刘延广先生弟子。但是,今天不管是哪个门户谁的弟子,我们都是听单老长大的孩子,今夜我们都是单田芳!!
每个人说一段单老的书,我今晚说的就是乱世枭雄当中的一段。
  我有幸得到单老的传授,他给我讲了这部书的诞生过程。前半部枭雄传奇,后半部历史风云,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当电视剧少帅播出时,我更加想念评书里的张作霖。单老擅长运用传统书的经典模式来创造现代人物。比如张似非处理成坏小子的形象,汤二虎是粗中有细的张飞,孙烈臣是老诚保守的军师等等,虽然这些人未必是历史形象,但是评书里的人物性格鲜明,跃然纸上,形成的戏剧性的确很精彩,而大的历史事件套在这些性格人物身上又非常合适。
 从酝酿到播出一共经历了十年时间。期间单老曾经拜访沈阳的一位朋友,此人祖辈曾跟张作霖吃过老横儿,打听到了一些当年这些土匪的逸事。还经历过两次对播出口径的掂量。彼时对张氏父子的评价定性尚有争议,先生也担心在政治导向上出现问题被人诟病。但这些担忧都烟消云散了,最终十年磨一剑一鸣惊人。
 乱世枭雄是一部真正体现单老水平的原创历史人物评书。
 我至今仍然不断回听。并以此为契机查阅材料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面貌,这既可以增加学习历史的趣味,还能从中了解单老处理史实和艺术创作关系的艺术手法,真是难得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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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的感觉是:学术气氛浓厚,研究环境充实而开放。
首先,就学术氛围而言,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日本在较早的时期就把电影作为一种学问来研究,在亚洲,日本应该是最早的。
上世纪50~60年代,来自法国的电影理论和以新浪潮为代表的最先端的电影制作手法在日本开始受容,继之,大量的相关书籍被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以电影为对象的研究学会和学术刊物陆续问世。比如今天依然活跃在学界的“日本映像学会”及其学术刊物《映像学》,是其代表。另一方面,在大学里还开始设立“电影学”这个专业。其研究领域包括“电影制作”和“电影理论”两大部分。迄今,日本的很多大学,比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日本大学等都设有电影学科目。我所在的东北大学起步相对较晚,但是校方很重视,在师资配备和资料提供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
二.学界的学术活动频繁,民间自发的相关活动活跃。
这主要表现在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术活动和与国际同行的交流方面。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一些著名的电影人和外国专家。此外,民间和地方行政团体也积极热心地举办各种研究会和学习会,比如一些个人开设的迷你电影院,会不定期地邀请电影人与观众一起举办座谈会。一些地方行政机构也不时出面,举办一些面向一般民众的,类似“电影制作和研讨夏令营”等的活动。(不过,最近中国的电影学研究,与日本相比,有一种后来者居上的趋势。可喜可贺。)
其次,就研究环境而言,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研究资源共享带来很大便利。
全国所有的图书馆的网络系统基本实行了联网制,一键即可查到所需的资料,这为借阅查找资料的所在,提供了便利。至于映像资料,大学图书馆就不用说了,一些公立图书馆,即便学生也可自由借阅,而且不论国籍,只需提交身份证明,办完卡后就能拿到所需的映像资料。这些映像资料中,甚至包括一些战前的电影和动画片,除极个别版权之类的情况外,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
二.日本对电影进口的限制也似乎不算严格,世界上最新的话题作品,同时在日本也很快能看到。不过,美国电影占据了很大比例。这显然受到了市场运作和现代日本人喜欢美国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三.各级别的电影节遍布日本各地。
日本的电影节可以说呈现着百花齐放的态势。上至国际公认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下至近年来颇受世界关注的东京动画大奖节(TOKYO ANIME AWARD FESTIVAL)、大阪亚洲电影节等,既有国家级的、都市级别的电影节,也有地方市镇和街 道主办的地方级别的小型电影交流节。这些电影节都各具特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难民组织与地方小型电影院联合举办的“难民电影节巡回展”,很有特色。我去看过几次,并成为了他们的会员。通过这些以纪录片为主的难民题材电影,可以让大家了解目前国际难民的处境,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电影节。我参加以后很受感动。至于一些地方的小型电影节,它们在担当文化宣传交流的角色的同时,还担当起振兴地区经济的任务。
总而言之,日本电影学的研究环境应该算是宽松而条件优越的。但就我个人来说,其实同时希望借助日本的研究平台,通过对日本电影史的研究,来了解中国电影。因为中日两国的电影曾经有过非常密切的交流关系,了解日本电影,其实也是在了解中国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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