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我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莎士比亚凭什么红了400年,问我吧!

《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理解莎士比亚,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过程;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翻译莎士比亚同样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进程。莎剧既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同时又受惠于一代代中国学人的阐释,焕发新生。
我是傅光明,曾拜萧乾先生为师,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立志凭一己之力用十余年时间新译莎士比亚全集,现已出版“四大悲剧”“四大喜剧”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我是如何让莎士比亚“说中文”?怎样重新认识和吸纳莎翁的遗产?读莎士比亚有什么用?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与翻译,问我吧!
文艺 2019-10-29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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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莎士比亚这个人物?(非作品)

傅光明 2019-11-03

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让我撇开作品,单谈对这个人的看法。那我就试一下。
首先,我要说莎士比亚是个谜一样的人物。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死得太早,从1616年去世至今,死了403年。在他生前,不仅未留下自传性的片言只语,以及哪怕一页书信、日记,也没有什么人写过他的传记。除此,对于他到底是否在离家不远的拉丁语文法学校上过8年学,并无定论。
所以,第二,俗话说知人论世,不知其人,何来评价?如此,我只能凭从莎剧构建起来的想象,试着评价一下莎剧的作者:
1.他是一个绝顶聪明、卓有才华的人,或许有着照相机式的记忆,否则,他不可能以那么快的速度,在20几年时间里编出37部戏。
2. 他是一个双性恋者,一般认为他的基友是比他年轻几岁的南安普顿伯爵。
3. 妻子比他大八岁多,婚后第三年,他把老婆孩子往家里一扔,跑到帝都伦敦做”北漂”,写戏挣钱。由此或可推测,他算一个顾家的男人,虽不一定爱老婆,却十分爱孩子。换言之,他可能不是个好丈夫,却还算一个有责任感的好父亲。
4. 他身上有明显的旧教(天主教)习气,但在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治下,他必须是一个信仰英格兰国教的圣公会教徒,即新教教徒。就此而来,在他本人身上便天然体现出一种宗教、生活、道德、人格的矛盾与分裂,这其实也正是哈姆雷特深感疑惑的“哈姆雷特问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5.他是一个市井气十足的乡巴佬,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三教九流朋友众多,也喜欢结交贵族。
6.从两任国王,伊丽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对他都挺好,或可判断,他是一个腹有城府、深谙世故的文人。
总之,若让我用一句话评价,那便是:莎士比亚是一个时代造就的天才编剧。

苏小晨

如何评价莎士比亚这个人物?(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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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tdy2019-10-30

还想问下傅老师,作为莎翁全集的翻译者,您最喜欢莎翁的哪部作品?为什么呢?

傅光明 2019-10-31

在这次新译《李尔王》之前,我一直最喜欢《哈姆雷特》,深深被那个有着浓郁的忧郁气质、一心要替父报仇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所吸引,就是喜欢他身上那股神经质,或许因为我也有点儿神经质。但在这次新译完《李尔王》之后,我惊喜地发现自己对《李尔王》的喜爱超过了《哈姆雷特》,并因此在心底觉得有点儿对不住哈姆雷特。为什么呢?首先,我发现《李尔王》与《圣经·旧约·约伯记》有着深层的互文关系,甚至在约伯身上找到了那么点儿自己的身影,这个说来话长,在此不赘。可是,莎士比亚要把李尔王写成人性人物,绝非约伯似的神性人物。这个我在10万字的《李尔王》长篇导读《李尔王:一个人情、人性的大悲剧》中都写了(导读收入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地一莎翁——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其次,纠正了以前由读朱生豪、梁实秋两位前辈所译《李尔王》带来的偏误,即李尔王不是一个基督教王国的国王,李尔王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李尔是古不列颠国的国王。那时基督教还没诞生呢。换言之,那是一个异教多神的时代,因此,被两个坏女儿逼疯的老李尔在暴风雨中是在向“诸神”(即“天神们”)、“诸天”发出吁求,而非基督教的上帝。朱、梁二前辈的翻译,以1914的“牛津版”为底本,故有此误。说句玩笑话,我觉得从文学来说,一个多神的时代远比一个神的时代好玩儿。也因此,我仿佛从《李尔王》中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也算新翻译带来新阐释。第三,就是发觉李尔王是一个十分真实、鲜活的形象,最初,王权在手,老而昏聩,但最后,疯狂使他恢复了一个常人的理性。而恰在此时,被他冤枉的、打心底深爱他的小女儿考狄利娅死在了他的怀里。这个情景令人撕心裂肺,每读剧本或看“皇莎版”的电影《李尔王》,到了此处,我的眼里便禁不住盈满泪水。

傅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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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1天前

生于1547年的塞万提斯比生于1564年的莎士比亚大17岁,塞公算莎翁的老哥。但塞公于1605年在笔端产下的堂吉诃德,却比莎翁于1602年在戏里孕育的哈姆雷特小三岁。不过,西班牙塞公和英格兰的莎翁像商量好了似的,却同于1616年4月23日与世长辞。可是,他俩绝没想到,在他俩死后379年的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这一天定为“世界读书日”。倒也不足怪,伟大的日子常因人而来!
您提的问题是个大哉问,三言两语难以厘清。我只能不揣浅薄,试着简答两点:
1.就艺术来说,塞公的堂吉诃德和莎翁的哈姆雷特,是人类文学史上两个永恒的文学形象。他们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塞公写小说、莎翁编戏)塑造出两个貌似截然不同的艺术形象。堂吉诃德是没落的乡村贵族,哈姆雷特贵为王子;堂吉诃德重行动,缺脑子,哈姆雷特脑子里纠结好多事儿,非要等时机成熟才行动;堂吉诃德爱上一个“虚构”的女生,并把自己的纯洁之爱理想化,哈姆雷特爱上一个因不能分担他灵魂苦难而故意去狠心侮辱伤害的奥菲利亚;堂吉诃德因读骑士小说走火入魔,哈姆雷特因留学威登堡大学(马丁·路德担任神学教授、发起欧洲宗教改革的大学)遂要担当“打破牢狱”“扭转乾坤”的使命。
2.然而,并不难从堂、哈二位身上发现共同点。他堂、哈都有发疯和发神经的一面,这一想就明白,不是他俩疯了,分明是那个时代、那个世道疯了。事实上,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堂、哈两位老前辈,都是永恒的追求人文理想的生命孤独者。他俩都有道德感、宗教感和责任感,都反封建、反教会、反神权,可以断言,在这个“三感”和“三反”的层面上,塞莎兄弟殊路同归。换言之,在许多方面,他俩看似相反的两极,且性格对立,但稍一深挖便不难发见,的的确确,这两个“殊路”的艺术形象真正“同归”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理想。这恰是他俩身上“更深层次的共性”。

傅老师,请问托尔斯泰一代文豪为什么对莎士比亚的戏剧评价很低?

傅光明 6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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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光明 3天前

由这个提问的逻辑顺着捋,的确会发现您所说的现象,即“很多伟大的作家,都有家庭变故”。但把这个逻辑倒过来,一样能明白无误地发现,不是有家庭变故的作家都能成就伟大。显然,对于有天赋文学写作才华的人,家庭变故犹如酵母一般,使其作品发酵成伟大。而对于那些不谙写作之道,且与缪斯终身无缘的作家,家庭变故仅仅是他个人的痛苦经历。我们从不缺反复咀嚼个人痛苦的作家,但我们稀缺那把个人“家庭变故”艺术地升华为“人类变故”的天才。幸运的是,我们有曹雪芹,有鲁迅。在此,我不敢再多列几个名字出来,因为提曹、鲁二人,没有不服气的,不然,非有人跟我抬杠不可。
由此,我想说三点:1. 毋庸置疑,没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写戏之初不断遭“大学才子派”玩命儿挤兑的莎士比亚,乃世所罕见的天才,哪怕并非原创的天才。2. 打父亲破产那天起,年轻的莎士比亚便以一人之力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生存。3. 当命运女神对他垂青,安排他这个由斯特拉福德乡下“北漂”到帝都伦敦,开始以写戏为生的时候,他同时得到缪斯女神不厌其烦的眷顾,调动起包括其“家庭变故”在内的人生阅历,并由此生发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且与信手拈来的各种素材来源(原型故事)完美契合,便自然分娩出一胎又一胎诗剧的宁馨儿。老莎实在多产,一共产下37胎。当然,说实话,并非所有胎儿都完美无缺。因内力不足,有些早中期胎儿明显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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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并不同意。
日本在亚太的扩张破坏了欧洲在亚殖民地的利益,迫于国际关系的压力,罗斯福对抗国会,对日本实行制裁,包括战略物资禁运。
因此,日本内部的美国威胁论开始高涨,但此时东条英机军政府并没有开始着手计划对美的军事行动,一直到39年日俄诺门坎战役日军落败,以掠夺资源为主的“大陆政策”也宣告失败。
此时,“南下”策略就成了日本资源战的唯一出路,而以美国太平洋舰队为首的美军势力就成了唯一的障碍。
诺门坎战役失败以后,东条英机就下达对美作战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与德国结盟,为此日本陆海将军高层将领产生严重分歧,日本前联合舰队总司令迫于日本陆军的威胁,告老还乡,山本五十六继任联合舰队总司令。
山本五十六接任后,依旧强烈反对东条英机首相的对美作战计划,因为山本早年游历美国,深知太平洋只是美国的伸出的一根触角,美国内陆庞大的战略资源储备、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优秀的军事院校,是日本远远不能超越的。为此山本五十六与陆军出身的东条英机首相展开激烈对抗。山本担心日本陆军的暗杀,甚至匆忙把家搬到战舰上。而最终,东条英机假借天皇的明义向山本五十六下达命令——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山本五十六作为军人,不能违抗天皇命令,一声长叹后,把目标锁定在珍珠港。
接下来便有了珍珠港事件。
而在偷袭行动之前,山本五十六向首相做了详细报告:最好的结果是,偷袭成功后,为日本在东南亚的扩张争取一年的时间。东条英机默许了。所以从最初的计划来看,日本的偷袭行动是成功的。
而对于美军珍珠港完败,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未能解密。最常听到的一种推断就是,罗斯福政府为了对抗国内在野党,以及美国民众的反战浪潮,故意怠慢了有关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依据(写不下了,自行搜索,都说的差不多),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战后美国能够加入到瓜分世界的行列中来。所以,“要在合适的时间加入到战争中去”。今天看来,这一点,罗斯福政府是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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