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
意大利文化历史研究者

我是意大利文化历史研究者邱捷,古代欧洲人曾如何想象东方,问我吧!

作为最早走向丝路的西方人,13世纪的马可波罗为西方世界打开了第一幅丝路贸易和谜之东方的图景,他是西方商人向东走的缩影,引领了无数勇者前赴后继。直到利玛窦、卫匡国、郎世宁也追随贸易之路来到中国,与东方知识界谋面,才带来东西文明的第一场伟大相遇。
在古代西方人的想象中,神秘遥远的东方究竟意味着什么?是谁绘制出第一幅摆脱了幻想与偏见的世界地图?当元朝打通亚欧通道,威尼斯与热那亚又如何上演了海上双城记?我是邱捷,《陌生人马可:意大利与中国的古今丝路》的编者和译者。关于古今丝路上的东西文明交往史,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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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21-08-04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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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 2021-09-23

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是黑海贸易和通往东方的咽喉。1204年,在威尼斯的 说服和支持下,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从此,拜占庭帝国被东方拉丁帝国替代,直到1261年在热那亚人的援助下才复国。在这50多年里,不仅东地中海地区的政治力量有了新框架,威尼斯总督也获得了“东罗马帝国八分之三主权人”的光荣称号,直到1356年。威尼斯实现了对拜占庭首都的大部分控制,成功加速了对中东的商业渗透,一跃成为地区霸主,为夺取并掌管黑海贸易的金钥匙做好了准备。所以,威尼斯人在这一历史事件的动机,绝不仅仅在于解决后者还钱的问题。当然,削弱的拜占庭有利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但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威尼斯人毕竟赢得了东西商路上的最佳机遇,能够齐头并进的,也就剩下沉默的热那亚人了。
 奥斯曼土耳其,以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宣告正式崛起。这时,经过黑海的东西商路已经没落多年,但东方香料贸易全数还有红海航线来保障,转战埃及已久的威尼斯商人,依然坐在欧洲市场老大的交椅上。直到15世纪末,威尼斯人除了多几场海战,生意并没有拉下。16、17世纪,威尼斯人打太多仗,陆战海战,要啥有啥。除了死磕的土耳其人,米兰人、教皇国、法国人,轮番上,这边打成一锅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帆船已经跑在向东的新航路上。关于东西方的生意,威尼斯人的菜就这么凉透了,土耳其的菜也蒸不上锅。改去开了银行的热那亚人,早换了饭碗。地理大发现,难辞其“咎”?

古代东西丝绸之路上货物运输的物流怎么样?怎么运的?需要翻译吗?

邱捷 2021-10-08

`阿富汗"啥意思?

邱捷 2021-09-13

阿富汗,西方文字Afghanistan,音译阿富汗斯坦。据说“阿富汗”源自梵文,“斯坦”源自波斯语,合在一起就是“骑马养马人的土地”。
阿富汗,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内陆国家,位置正在亚洲的心脏。生活在亚欧大陆上的人们,按照各自的坐标,把它称为南亚、中亚、西亚、中东,五花八门。关于地理问题,站在东方与西方的十字路口,这片“骑马养马人的土地”没有出声。
远古的时候,就有来自中亚的东伊朗半游牧部落走到这里,其中不少人操着印欧语言,这块土地听着人声走近、留下、也渐渐消失在继续的远行里;后来的波斯人,同样抵达这里,他们喜欢点起火堆来做祷告(袄教),念念有词;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打败了波斯(大流士三世),一扫欧亚大陆,正是这位强人,把希腊文明向东敞开的大门一把推到了这里;较为“本土”的,有印度孔雀王朝,有大夏渊源的贵霜帝国,它们为这游牧民族的迁居之地带去了兴盛的佛教时代,而好奇的是,希腊的艺术与东方的信仰在这里曾经达成高度的融合,有力却又无比平静。
如果“骑马养马人的土地”会说话,那时它想说的大概是:别说我站在所有帝国的边缘,我只把住了贸易的路口。在这丝绸之路的贸易中心,中国的丝绸、波斯的银器、罗马的黄金,东西南北都是客,我来者不拒。
或许因为同样的道理,当中世纪来临,“骑马养马人的土地”虽然变换了信仰(伊斯兰教化),中亚也已然蒙古人的通途,但只要连接亚欧的丝路尚在,这块土地就是青金岩和祖母绿的代名词,有着宝石般的财富和事业。
近现代的阿富汗,无人不知其动荡。英、苏、美利坚、北约、拉登、塔利班……,这些众所周知的名词,险些让全世界都遗忘了它的名字是梵文词根和波斯词缀的结合。曾经融合东西的这块土地,如果会说话,也许正在反复强调:这是“阿富汗普什图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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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欧洲的黑死病可以归结为文艺复兴开始的原因之一吗?

邱捷 2021-10-02

邱捷

1347年至1351年的黑 死病疫 情,造成欧洲在三、四年间失去了2500万到5000万生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意大利有着当时高于欧洲平均水平的疫 情记录。最悲惨的佛罗伦萨,失去80%人口,行人倒毙街头,俨然人间地 狱。恐怖和困惑打破了通常的人 伦规则,《十日谈》作者薄伽丘写道:“父母与子女的亲情,仿佛早已不再,他们厌恶相互探视和照顾。”在阿维尼翁教皇宫廷的医生则说:“死了没有仆人收 尸,掩埋没有神 父安 魂,父不探子,子不探父,慈爱已死,希望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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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文艺复兴最初开始于意大利的原因是什么?

邱捷 2021-09-27

因为那是最早萌芽了资本主义的地方;因为新生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表达发展生产力和向往人文自由的诉求;因为那个地方存有最丰富的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因为它优良的地理位置。这些都是后人归纳在册的经典答案,浓缩了不少概念,可以当作“中心思想”去填写一份考卷,而横亘其中的那条赫赫有名的商路,因为掩蔽在黄沙碧浪里,人们较难直接联想它,而一旦恍然大悟,丝绸之路之于文艺复兴,确实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
  “信奉伊斯兰的奥斯曼帝国,可谓丝路跑道上的一名历史‘选手’,它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作为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传统“丝绸之路”陆路在西方的登陆点,奥斯曼帝国自以为从此掐住了丝路咽喉,可以来日方长地收取保护费……。为了躲避奥斯曼土耳其带来的战乱,生活在拜占庭的学者们纷纷收拾细软,包括带上他们钟爱的古希腊罗马艺术珍品以及宝贵的文史哲书籍,逃回原西罗马帝国所在的意大利等欧洲西部地区。据说,正是那些回到西方的古代珍品和典籍,让意大利人首先认识到了复兴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必要性与迫切性。”(《陌生人马可》)
  “许多学者还认为,欧洲的文化艺术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突飞猛进,原动力来自那本风靡了几个世纪的威尼斯商人的《百万》(《马可·波罗游记》),这是一部在当时既显得荒诞又充满诱惑的穿梭丝路的见闻录,它引发了欧洲社会对高度文明和富饶的东方世界的强烈的探索欲,它最终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使意大利作为穿越历史的丝路健将最早受益于东西方文明交流并带领欧洲迎来文化艺术的彻底复兴。” (《陌生人马可》)

Zanzi2021-09-13

邱老师,请教古代欧洲与同时代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同与异

邱捷 2021-09-22

古代欧洲,起点可从古希腊罗马算起,即欧洲的古典时代,加上随后的整个中世纪,也就是直到15世纪中叶拜占庭(东罗马)被奥斯曼土耳其占 领。前后两千多年,对应中国的周、秦、西楚、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和明初。
这份时间表里的欧洲和中国,有过雷同的社会形 态进步,比如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奴 隶 制到封 建制 的转变;有过相似的政治制度,比如君 主 专 制,包括贵族与平民的概念及其相关的社会结构;有过属于文明发展共性的早期城市与乡村;也都有过关于人与神的困惑和思考。在这张时间表下,欧洲和中国都经历了分分合合,所有看上去相似的波澜壮阔,却又没有一丁点真正的相同。
从社会形态看,欧洲的奴 隶社会以公元476年西罗马的灭 亡 告终。中国的奴 隶社会则早在的春秋、战国之交(公元前475年)已经瓦解。相较奴 隶劳动在欧洲古典时期的规模与效应,在以“众人”和“庶 人”为生产主体的夏商周三代,真正的奴 隶现象微弱到几近令人质疑其奴 隶社会的称号。有人认为,中国的封 建社会,正式始于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延续直至鸦 片战争爆发(1840年),但如果按照欧洲对中世纪封 建制度(领土 分 封)的定义,所谓分 封而治的方法,早在中国的夏商周已经出现,倒是秦 嬴 政 统 一 中国 一举废 除分 封,造成狭义的“封 建社会”在古代中国不复存在,中 央 集 权下的宗 法 专 制模式从此开启,它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的政治体制带去了具体的不同,哪怕它们都曾戴着一顶“君主专 制”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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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2021-09-13

请问当时意大利与中国的贸易产品主要有哪些?

邱捷 2021-09-21

在人们称为马可波罗时代的13、14世纪,经黑海、跨俄罗斯大草原、取道帕米尔来到中国的威尼斯或热那亚商人,出发时最趁手的商品莫过于伦巴第、威尼斯和汉萨同盟城市出产的亚麻布匹,它们便于携带,沿途也最容易出手。除此之外,米兰的精纺呢绒、佛罗伦萨和低地国家的各色羊毛面料,也是不错的选项。而巴尔干的琥珀、威尼斯的水晶玻璃制品,更是备货单里必不可少的品相。这些货物中的少部分可能抵达中国,但沿途兜售完毕才是商人们丝路东行中的KPI,因为他们必须“在到达乌尔根奇时已经积攒了可以换取银子的现钱”。(《陌生人马可》 p.49)
 当年的意大利商人从中国采购什么?各类丝织品和生丝当然是他们关注的热点,因为“十三世纪下半叶至十四世纪上半叶,生丝和丝绸是从东往西商路上的主要货物之一。在那个世纪里,昂贵的丝线成为意大利新兴丝绸织造业的重要原料,卢卡城是其中声望最高的织造中心。”(《陌生人马可》 p.50)
 如果说,生丝和丝织品是马可波罗们在中国贸易中尽人皆知的“大宗商品”,那么,暗流涌动的“麝香贸易”才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马可波罗本人)于西行归途的最高商业机密。麝香,一种高价值高利润的高端商品,一种特别名贵的芳香材料,它尚未向西方揭开自己的秘密也远未在西方得到普及,而西方的人们,只是在多年以后的遗产清单里才发现了马可波罗深耕其中的合同与票据。(《陌生人马可》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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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是中国古代的中等科举功名,介于秀才和进士之间。因为中国古代的秀才基数比较庞大,进士人数较少且几乎都在追逐更等官位,举人便具有了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地方士绅的主力,另一方面,举人是入仕当官的门槛功名。有研究表明,中国明清时期有一半的举人最终入仕为官,另外一半留在乡间,转化为了乡绅阶层。他们在乡间拥有四大方面的特权,或者说四项保障他们比较优越生活的权利。第一、政治特权。举人半官半民,一只脚在乡间,一只脚踏进了衙门里。他们在政治上拥有遇官不拜、对话不名的特权,和官员可以平等相待,而面对乡间百姓,他们又可以以老老爷和官府代言人自居。官府遇到地方问题,通常也要通报举人或者征询意见,甚至请举人们走到前台处理。第二、司法特权。举人涉及司法案件,在没有被省学政剥夺功名之前,不受拘押,更不能受刑。官府如果需要他们出庭,只能客客气气地请他们到官衙来协助调查,而非传讯。第三、经济特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举人是可以逃避徭役的。他们作为准官员群体可以豁免本人,甚至是几个家属的徭役。即使不能豁免的田赋税收,他们也可以按照政府白纸黑字规定的标准来缴纳。大家不要小看了“白纸黑字”这四个字。在中国古代,财政存在着法定和实际双重运行的标准和规则。通常情况下,实际的财政税收的标准和做法要比白纸黑字的规定严苛得多。横征暴敛不会发生在举人身上,相反他们还有各种手段逃避税负。以上这三方面(政治、司法和经济)特权使得举人拥有了巨大的获利或者寻租的空间,他们跟乡间的普通老百姓相比,能够更充分地运用各种明里的暗里的制度性内容为自己谋利。第四个特权,也就是刚才说的举人是中国乡绅阶层的主力。他们凭借着种种特权以及在教育、文化方面获得的优势,往往为乡间所重视。基层社会通常推举举人们作为乡间的代表,进行基层社会治理。这就赋予了举人及其家庭特殊而优越的地位。他们能够在里面获得切实的利益。正是因为举人拥有这四个方面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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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问题当中提到的是吏员,但我理解你应该问的是官员。(吏员不需要科举功名。)这个问题我分两方面来回答。第一方面是录取率。科举考试进士科的录取人数,从唐朝刚开始的每一届二三十人,甚至是每一届十几人,到明清时期固定为每一届200多人不超过300人。科举全流程要经过秀才、举人、进士三个层级。我们先说进士科,进士科录取率大概是十几比一。每一年聚集到北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大概是十几个人中产生一个进士。但是产生举人的乡试考试竞争相当激烈。以清代江浙地区为例,大概是三四十个秀才才能产生一个举人。在到最基层的秀才考取,每一个县会分配学额从十几个到几十不等,而参加考试的童生(没有功名的读书人)估计数以百计。我们乘一下,会发现明清时期一个进士大概的录取率是几千比一。同时,我们要知道古代中国的识字率大概也就在1%左右。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其实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只有那1%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进士考试的激烈竞争,因此在古代中国至少是几十万: 1的进士录取比例。这个竞争难度是很大的,远远高于现在的国考和省考。第二,我从年龄上来做比较。明代新科进士考中的平均年龄是35岁左右,清朝可能更高一点。现在35岁已经是公务员考试的上限了。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明清时期的新科进士,连参加现代公考的资格都没有。这是因为漫长的科举流程已经耗费掉他大半青春。所以从上面两个因素综合评价,古代的考进士比现在的国考和省考要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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