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金以林：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恢复和发展

许纪霖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们大夏抗战史系列讲座第三讲开始了。大夏抗战史系列讲座这一次主要由唐小兵老师他来主持，请来的三位都是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资深的学人。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金以林研究员。让我们表示欢迎！金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作为同行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差不多七八年前，茅海建老师也邀请过金教授来我们这里做讲座，时间真的很快，一个“抗战”过去了，现在金老师又再次来到了我们5303。金老师是人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香港大学读硕士，最后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博士，后来长期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在国民党史和抗战史研究的领域内非常著名，所以我想，这一次请他来也是讲一个和抗战有关的题目，我们都知道，抗战史现在也是社科院近史所的一个重头项目，也是金老师挂帅，今天金老师讲的题目也是大家感兴趣的，因为我们这里研究民国文化史的老师和同学不少。今天的题目就是“战时的中国大学”，让我们欢迎金老师！

金以林研究员：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走在校园里真的是非常开心，看见的都是年轻的脸，很有朝气。我一工作就在研究所，周围都是老前辈。所以在研究所，一直到现在，还都在叫我“小金”。现在也快混到老金行列了。其实这几年我主要做国民党史研究，二十年前写过一本有关近代教育的书，这次唐老师说要做有关战时的讲座，我就把抗战时期的大学教育简单回顾一下，和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心得。主要是讲“战时教育政策的争论”、“战时大学的内迁”、“战时的教育救济”、“战时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战时党化教育检讨”和“被网络神话的‘民国范儿’”这六个问题，重点讲最后两个问题。

一、战时教育政策的争论

讲战时的中国大学，首先要谈一谈战时的教育政策。抗战爆发后，教育政策肯定要做出调整，但到底怎样调整？当时有非常大的争论，很多人认为学校应服务于抗战，调整学科。有些人甚至提出“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俾员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当时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就建议：“在抗战期间，大学教育应以修业两年为一阶段，使各大学学生轮流上课，及轮流在前线或后方服务，满一年或两年后再返回原校完成毕业。各大学教授亦应分别规定留校任教及调在政府服务两部分。”

但当时也有很多人反对这种“战时教育”。胡适就谈到：“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教育，是常态的教育”。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也说：“尚有一个学生能留校上课，本人当绝不离校……即如学生所谓抗战教育之课程，院长亦无法办到，各教授亦无此种学识，无法授课。”这种反对的声音在教育界是占主流的。

有意思的是，当时有很多军方将领也参与了这场争论。清华、北大和南开最初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到联大演讲时开门见山，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但也有很多军方人员认为学生应该继续读书，陈诚（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就赞成学校内迁，并把大学生们喻为国宝，指出国家虽在危难之中，但青年完成学业，极为重要。因为十年后，国家的命运全在他们手里。

其实起最关键作用的，是当时的领袖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接受了在庐山讲话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提出的建议，明确提出“战时应作平时看”，不认为中国应该把大学生投入到战场上去。当时长沙临时大学，尽管有非常多的争论，仍有350名以上的学生自动留下来参加战地工作。做过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当年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内迁到长沙的时候参加了战时工作。事后，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回忆：“抗战开始时，我的看法是以为应该为全面抗战，节省一切的开支，研究工作也可以等战后再做。但抗战久了，我的看法也改变了，我渐觉得为了维持从事研究工作的人的精神，不能让他们长期的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材，应该在可能情形下有些研究设备。”特别是在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抗战建国纲领，要求抗战不仅仅是抵抗日本侵略，还要满足中华民国建国的需要。抗战八年，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胜利时的141所，在校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番。

二、战时大学的内迁

下面简单回顾一下“战时大学的内迁”。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大概分三个时期。第一阶段就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到1939年年初武汉、广州沦陷后。这一时期主要是东南沿海的高校内迁，但也有许多私立学校、教会学校虽在沦陷区，如北平的燕京大学和上海租界里的学校，依然可以继续开学。第二阶段是自1941年底至1943年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教会大学和原迁入租界或暂时避居华东、华南山区的高等院校，再次陆续向西南大后方迁移。 这两个阶段是内迁的主要时段。第三阶段是自1944年至1945年，就是1944年日本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一号作战，又称豫湘桂战役，造成国军的大溃退，导致大片国土沦丧，原内迁分散在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高校，被迫再次迁入四川境内。

抗战时期最早内迁的大学是东北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创办的东北大学先是迁到了北平，后来一路内迁，最后就失散了。在内迁大学中，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是比较有名的。特别是西南联大，最早叫长沙临时大学，是清华、北大加南开。西北联大就是北师大、北平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工学院。可惜西北联大联合的并不好，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史上留下的记录不太多。西南联大留下的故事就太多了，我后面还会讲到。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是西南联大的有些故事被夸大了，好像创造了一个不可复制的神话。当时内迁的大学，在四川最多，特别是集中在重庆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号称“大学四（霸）坝”。

三、战时的教育救济

下面我想谈一下战时的教育救济。抗战时期，因为战争的影响，大学被迫内迁，学生们脱离了自己的家庭，政府不单要提供学，还要提供养。所以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对待学生就是实行贷金制，等于提供无息贷款；对待老师和公教人员，最开始是工资按七折发放，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内陆交通全部阻断，物价飞涨，就开始实行实物发放，学生救济也改成无需还本的公费制。

最初实行贷金制时，还指望学生毕业以后还，每月8元到10元，这在抗战初期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到抗战后期物价飞涨，贬值得厉害，政府就干脆改为公费制。公费主要偏重于理、工、农、医，就是当时所谓的理科，文科包括文、法、商、教。因为国家抗战时最需要理工科，所以理科拿到的公费比例是最高的。整个抗战时期差不多有八成的学生都能拿到贷金或公费。这套制度以后慢慢演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助学金在某种程度上就和它非常像。

194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回忆说：“笔者时属武汉沦陷区流亡学生，确无经济来源，经申请批准，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作零用。”当时八元钱的购买力还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伙食标准还是蛮不错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差。

除了贷金，很多内迁到大后方而又无法坚持继续办学的私立大学，政府将其改为国立。最早改为国立的是厦门大学，福建省政府一度想将厦大更名为福建大学，因陈嘉庚和广大师生反对，教育部长陈立夫明确表示：“厦大改名事，从此作罢，以后决不复提起。”天津南开大学也是私立大学，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张伯苓先生极好，南开大学在战时八年间学校经费完全“承政府全数拨付”。1942年，因“国内各大学纷纷改为国立”，张伯苓仍决定维持私立，还就战后复校问题亲自面求蒋介石设法维持。“蒋委员长仍本‘有中国即有南开’之诺言，允对我校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待遇。”直到抗战胜利后，南开才改为国立大学。像内迁到重庆的复旦大学，在1940年代初年改为国立。当时很多省立大学也纷纷改为国立。也有不愿意改为国立大学的，像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一直拒绝改国立。

四、战时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

谈一谈战时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果。抗战爆发前，中国的大学都是自己命题，自己组织考试，一个人可以同时报考很多学校。战争时期这种作法非常不便，实际也做不到。国民政府就此制定了很多政策，如统一考试科目；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录取标准。这些政策最早是在国立大学进行的，私立大学并没有参与。当时还在上海租界里的交通大学，也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的统一招考。但统一招考实行起来遇到很多困难，后来就取消了。抗战胜利以后恢复到战前的模式。

当时，教育部还颁布统一教材标准。统一教材是好是坏，也有很多不同的评价。抗战前很多大学为了省事，用的都是国外教材，完全不适合中国国情，统一教材因此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任何东西一经审查就会有问题。此外，政府还为统一教师资格，制定了很多政策。特别是还设立部聘教授。抗战时期经教育部审议通过的部聘教授有两届总共四十多人，这批人在1948年大部分都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战时党化教育检讨

我下面想重点谈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战时党化教育检讨”。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蒋介石在这年3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孑民逝去，盖棺论定，其在中国文化上之影响如何，吾不敢武断，惟其在教育上与本党主义之功罪而言，以吾所见者，但有罪过而已，是教育受其乡愿式之影响，为更恶劣也。”我们都知道，蔡元培先生是党国元老，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五四运动时期的北大校长。他主张的“思想解放”、“兼容并包”是最被人们所称道的办学理念。但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办学理念并不是什么功绩，而且因为他没能提高国民党对教育的领导，更像是一种罪过。

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最早是从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时候开始的，又称三民主义教育。在早年党化教育的过程中，还是得到了教育界的认可。等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开始不断加强党化教育，党内高层如胡汉民等人就与蔡元培等教育人士不断发生冲突。像在梁启超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就认为梁启超对学术贡献很大，对国家也有贡献，应该为其举行国葬。而在一些国民党党员眼里，梁启超就是北洋余孽，怎么能享受国葬？胡汉民就明确说：“教育不可无主义，主义只能宗于一。我们现在既以惟一的三民主义救国、建国、治国，教育是不能跳到国家范围以外去的。当然也只能宗于这惟一的三民主义而不能兼容其他主义，否则还是等于无主义。我国教育界中，向有认为教育不应该拘执一端，故步自封，而当包罗万象，以见其博者。直到现在，还有一班人如此主张。细为设想，流弊实大！”，“我们必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摇动了我们已定的教育宗旨!必不许教育独立于此惟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

抗战前，教育界人士对“党化教育”多持否定态度。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之初，胡适致信蔡元培明言：“所谓‘党化教育’，我自问决不能附和。”此后，他多次公开呼吁“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应该做点真实不反动的事业”，“至少、至少应该做到……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胡适因指责党化教育为“党八股”而遭到国民党中训部的训诫。

但是抗战爆发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任何一个政府面对外敌侵略，为集中全部人、财、物力抗敌御辱，势必执行一定的战时统治政策，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战时教育政策的制定、统一入学考试、统一编印教科书，审定教员资格，实行毕业总考制等等措施，应该说都是教育统制的一部分。以上论及的各项政策尚能得到教育界的承认或赞许。但政府的其他一些统制政策，因涉及到教育界自身利益，往往为学界所指责，特别是国民党在学校推行的“党化教育”和战时在学校普遍设立党部，最为教育界所指责。

抗战八年，陈立夫做了七年教育部长，可以说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执行者。他利用包括“私立学校改国立”等方方面面的手段，来加强党化教育。比如，在陈立夫看来五四运动带有自由主义倾向，不符合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将五四青年节改为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的3月29日。抗战时期，国民党还在各级大学设立党部。但党化教育的效果并不好。据张朋园回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讲授三民主义，就是卖狗皮膏药，有学问的人不担任三民主义课程，担任的人没有学问。”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在一次党务工作会议上也无奈地谈道：学校党务“尚觉太差”，“教授与学生更有以谈党务为耻者。党员数量亦甚少”。但蒋介石对党化教育是非常坚持的，甚至要求所有国立大学的校长都必须入党。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曾在日记中记载自己被逼无奈，最终加入国民党的事情。

党化教育的效果虽然很差，但有的时候我们的记忆也会出现很多有趣的偏差。一说到国民党派到学校的训育主任，并非像我们事后描述的是一群令人讨恶、甚或十恶不赦的党棍、 特务。以被誉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为例，成立于1939年的国民党区党部吸收了半数教授加入国民党，比例之高，为全国之冠。原来的三校校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都是国民党员，蒋、梅二人还分别出任联大国民党区党部的监察委员和候补监察委员。而联大的训导长却是被称为“联大最大的功臣”查良钊教授。据联大毕业的刘绍唐教授回忆：“查良钊先生确是所有学生一致推崇的好老师。胜利以后回到北平，所有联大的学生都把他抬起来”。

最有意思的记录是对于1944年的五四，国共两党的记载完全不一样。如在清华、北大校史都曾自豪地写道：“1944年的‘五四’，被联大称为联大民主复兴的一天。党（中共）通过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活动，在联大掀起了一个民主高潮。”由中文系为主举办的文艺晚会，校内外参加者达3000多人。这次集会是“重新点燃了联大民主的火炬”。这一事件的起因就在于陈立夫想更改青年节的日期，当时很多年轻人不满意。闻一多在回忆时谈到：“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但是闻一多还强调了一句“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国民党的情绪”。

而国民党的记载是怎么样的呢？据联大区党部主委、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在晚会后写给中组部长朱家骅的报告则称，这次活动完全是国民党联大区党部有意策化的一次成功化解学生风潮的活动。他写道：校内左倾分子“初欲藉救济费太少，激动风潮，志未得逞。……至5月8日，由罗常培同志用中国文学系名义，联合八教授，召开一五四新文艺晚会，专以讲述文艺为限。目标转移，人心始复归镇定。八教授中，除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三先生外，主席及召集人罗莘田、杨振声、孙毓棠、李广田等均为（国民）党员。五四文艺晚会自七时起，至十二时止，参加者逾两千人，实属空前。”

而对照相关档案，仍以西南联大为例，据1944年2月统计，联大全体教师371人中，国民党党员超过150人，这还不含职员和学生中的党员。此外还有一批以学生为主的三青团团员并未计算。而共产党至1945年底的“一二一运动”前，有组织关系的党员只留下十几个人，还要“由（云南）省工委分六条线分别联系”，其力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当时绝大多数师生参加国民党，主要是在全民族团结御侮的大背景下，将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执政党，以此表示与执政当局共渡艰难，一致对外的决心。中共真正开始在高校中发展组织，要等到抗战胜利之后。

讲到国民党的党建，实在是非常差劲。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大后方的各级学校里迅速发展壮大，并被誉为是同国民党斗争的“第二战场”。而恰在此时，国民党竟在1945年6月召开的“六大”上，通过决议撤销学校党部。从此国民党基层组织从学校中消失。两党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力迅速逆转。面对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只能依靠军警和特务来镇压学潮，从而引起广大师生的愤慨，纷纷转向中共，成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坚力量。

六、被网络神话的“民国范儿”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被网络神话的“民国范儿”。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把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美化得有些过了。首先，民国时代的大学教育是完完全全的精英教育，这一点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就开始了。民国初年就曾有过激烈争论：是优先发展基础教育，还是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这其中的对错，我们暂且不论。但最终不论是北洋的、还是国民党的决策者都选择了后者，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所以，国家在教育方面有限的投入主要流向高等教育。抗战前能够上大学的，可以说都是中产以上的富裕家庭。周谷城先生就曾回顾道：“战前大学教育被指责是‘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而抗战时期推行的贷金制和公费制，确实是让一批背井离乡的青年学子有了求学的机会。

战时的高等教育也的确取得了诸多成就，如果自己和自己比、战前和战后比，还是不错的。这是事实，毫无疑问。但是为何又说它被过分“神话”呢？只要拿出具体数字来看一看，抗战前全国全部在校大学生不过四万人，抗战胜利后八万人。举一国之力，培养这点人，实在是政府应该的本分之举。

现在全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有三千多万人。如果按照那个时代的精英教育政策，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是读不起大学的。再看1948年《教育年鉴》的统计的抗战时期的基础教育情况：抗战胜利后每年毕业的高中生不过八万人。大家可以算算，如果在民国时期，你们有机会上大学吗？根据李仲清等的《无声的革命》一书的统计：从1911年到1949年，整个民国38年，累计毕业的大学生只有18.5万人，按1949年全国成年人口计算，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接近万分之七，还略低于清代举人在男性人口中的比重。而2019年，仅仅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就有820万人，超过全国总人口而不是成年人口的千分之五。所以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家里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在那个时代我们再有才华，几乎也是上不起大学。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些特别聪明的人在某些人的资助、或政府奖学金等机缘巧合之下，能够读书。而且我们怎么理解“官二代”和“富二代”？“县太爷”在我看来都不算“官二代”，至少么也得是厅局级干部，中国现在在职的厅局级干部是四万多人；什么是“富二代”？资产千万算得上吗？我看根本不够。网上统计全国资产过亿的有6万多人。因此对标民国的大学教育，如果不是资产过亿、不是厅局级干部，是无法上大学的。

再举一个例子：如果只谈增长率，抗战时期增长最快的是在校硕士研究生，增长高达519%，听着确实了不得吧。但实际人数是多少？由战前的75人增加到胜利后的464人，博士生一个也没有。今天华师的在校硕士生估计也超过万人了吧？

我们再看看民国时代大学教师的数量。抗战前的1936年，全国教师共7560人；到胜利后1945年，教师人数11183人。最多和今天北大、清华两校的教师人数差不多。他们更是社会精英中的精英。他们的生活与中国社会完全脱离。

举个例子，据战前燕京大学社会学会的调查《燕京大学教职员家庭佣工进款研究》一文统计，共调查居住在燕大附近燕东园、燕南园、燕农园、朗润园、校内五处教师家庭，共53户，雇佣人数129名，平均每家2.4人。佣人分为厨子、听差、开饭、杂役、看妈、其他六类，其中厨子47人，几乎一家一个，此外平均每家还有1.4名其他佣人。佣人们的工资又是多少？厨子最高，每月11.2元；杂役最低，每月8.1元；佣人的平均工资是每月10.1元。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陶孟和做过《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据他统计，当时北京共有人力车夫20859人，大部分车夫每月收入大致在6-8块，这与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记述是高度一致的。骆驼祥子还是拉包车，算是美差，不用在街上到处跑。6块钱养三口之家没问题。按当时正教授的平均工资（450元）算，至少是人力车夫的75倍。车夫的职业性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出租司机，如果现在按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每月6000元算，现在教授月收入45万，年收入500余万。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办到的。民国时期为什么教授的待遇能这么好，说白了就是极度的精英教育，国家就养那点人，不值得过分自豪。

我特别认可胡适先生用“但开风气不为师”形容他们那代人。很多说法把民国学术捧得特别高，葛剑雄教授就有一个评论：按今天的学科分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可以有一定的国际衡量标准。就民国时期的学术发展水平而言，虽然有个别学者的某些成果达到国际前沿水准，但总体水平还是很低的。而人文学科（文、史、哲）的成果，则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如果在国内进行阶段性比较的话，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这一点我是很认可的。我看陶孟和的这份报告，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社会学的创始人，但他的这篇文章放在今天，最多是北大社会学系本科毕业生水平的一个调查。所以胡适说“但开风气不为师”。当然民国时代确实也出现了诸如陈寅恪先生这样人文学科杰出个人的出现，但葛剑雄教授分析说：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甚至永远不被超越，民国时期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也认可。或许有同学不服气。那我再举一个例子， “轴心时代”文明出现的中国孔子、希腊苏格拉底等人的成就，过了2500年了，现在谁又有能力说超越他们？所以有些“永远不被超越”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外常常提到的还有抗战时期大学教授们的生活如何艰苦，其实我想说这一时期教授们“苦”只是和什么人、什么时代比。最常谈到的是闻一多教授要靠刻图章来挣钱养家。这是事实，但是“一时”，还是“长期”？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回忆哥哥一家抗战生活时曾写到：一些教授夫人也不得不干点手工活补贴家用。这些都是事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对近代教育的贡献当然是巨大的，但仍有一些故事被神话。网上流传颇广的一个段子说：西南联大搬到昆明后，有一年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让秘书去找西南联大梅校长，说我儿子想上西南联大没考上，让梅校长想办法解决。秘书回答说：办不到，因为梅校长的儿子今年也没被录取。这绝对是事实，但另一个事实却没提到：梅校长的儿子这年上了联大预科班（或是先修班），第二年不用考试就上了联大。1940年以后，中国交通被阻断，自然生活更加艰难。我选一段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的《梅贻琦日记》，记载了他七天聚餐了九顿：

1日“晚七点与蒋宴孙洪芬。”

2日“晚饭宴工学院教授二桌。”

3日“中午秦大钧在庾庄请客。”

“六点开常委会，在西仓坡食涮羊肉。”

4日“七点半韩慎恭在冠生园请客。”

6日“七点缪云台在李公馆宴…余因在省党部饮酒五六大杯，席未终竟颓然醉矣。”

7日 中午“赴云台饭约”，“晚饭在袁蔼耕、向耕昆仲处，酒饭甚好”

以上也是事实。而那个时候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教授比真是天壤之别。

那学生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很艰苦呢？请看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抗战刚刚胜利时的回忆：

拿两餐饭来说罢，方林街有的是小馆子，而包饭又是最“时髦”的事。在外面住的同学，当然宁愿出三倍的价钱懒得每餐饭跋涉到学校，又可以有几片肉点缀。而早点呢？学校门口有一排颇惬人意的早点摊，鸡蛋饼、牛奶、面、包子或是豆浆，蛋都随你的意。……比起在学生服务处人多的时候要排队等馒头，就不知道“高级”若干倍了。这种“阶级”在联大也并不太少。……昆明有名的酒馆饭店，联大同学经常出入其间也并不乏人。

我们的伙食也有一段黄金时代，那是在胜利初来时，大家都以为会有一个安定的局面，物价狂跌，而贷金和公费却并没有跌。这时，我们六样菜中至少有四碗非肉即蛋，不少附近中学的同学都赶到联大来包伙食。

按上述标准比，21世纪的今天，3000多万的在校大学生的平均消费水平，恐怕也达不到。

费孝通先生曾有关于跑空袭警报的记录：

跑警报也成了朋友聚谈的机会，日子久了，各人都有了一定的所在地。而且，疏散时，大家都觉得逃过工作是应当的，反正在旷野里也没有工作可做。……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警报帮助了不少情侣，的确是事实，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别外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

再有一个抗战时期的神话：长沙临时大学最后决定内迁昆明，一部分男生决定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网络上还讲国民政府如何重视，特意派了名国军中将沿路保护，遇到土匪还要发照会，当时驻美大使胡适就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动与注意：师生步行，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这些都是事实。

我为什么说它不过是一段“神话”呢？换一种视角去理解：参加旅行的师生不过250多人，两个多月平均每天走不到20公里，公款吃喝，还有闻一多等名教授陪着四处采风。苦吗？的确也挺苦的。但我要问在座的同学，换成现在，你们愿意参加吗？ 1988年海南建省，当时我们学校组织从北京骑自行车一个多月到海南绕岛一周，全程近四千公里，平均每人脱两层皮。现在回想起来，也能说是苦得一塌糊涂；但也是人生美得一塌糊涂的记忆。我们都看过冯小刚拍的《1942》，河南饥荒几百万，四处流浪，有过将军护送吗？那些饥民有“民国范儿”吗？当然，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取得的成就，该肯定的我们还是要肯定，但是还是要给大家呈现“另一面”：在一个高度精英化的民国社会，包括战时，政府做的这些事尽管不容易，但就整体数量来说，举国家之力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

其实很多情况下说“民国范儿”，是来否定今天。我们今天没做好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要改革，希望它做得更好，但是借“民国范儿”来说我们今天，我个人觉得有点不仗义。当下中国的高等教育，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别说派一个中将陪着二百多人走一千多里。如果今天真处在战争状态，清华、北大、南开的两院院士，估计能凑五百人吧，其他教授都不算，政府别说派中将了，派什么人保护都应该。

还有一个网传典型的“民国范儿”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说30年代蒋介石去安徽大学视察，和刘文典发生了口角，谁给谁一嘴巴，谁又踹了谁一脚云云。于是就说刘文典是“民国文人的风骨”。他们两人确实发生了争执，老蒋也给他关了，但事后又把他放了。其实刘文典就是一个有性格的“怪人”，也有另一面的事实，可能大家不知道：抗战时刘在西南联大教书，喜欢抽大烟。当年有一个云南毒枭的母亲死了，请刘文典去给他母亲写墓志铭。为了保证鸦片贷源，他就去了，且无视校规，不顾在校学生，在那儿停了大半年，最后西南联大开除了他的教职。到了1947年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刘文典还公开写文章讴歌蒋介石。这样的人，难道就是“民国文人的风骨”？其实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怪异的人而已。

很多同学可能会不服气的一点是：我们现在有3000多万在校大学生，但是教育质量呢？我们现在的教育质量是不是就很烂？其实民国时期教育质量也未必多好。这里举一个例子，最起码我们今天的本科教育是非常好的。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博士学位调查》统计：2018年全美授予博士学位共55195人，持临时签证的外国人中国籍学生共6182人，占全美毕业生总数11%。美国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统计：在美国毕业的博士，查他们的第一学历毕业院校，排名第一的是清华；第二是加州伯克利；北大排第四。扩招以后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就差了吗？其实也没有。当然任何时代，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是一定存在的。如果真要吐槽现行教育的问题，我的吐槽可能未必比在座的老师、同学少。但是无论如何，和民国时期的教育比较起来，我们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也要肯定抗战时期，特别是在面对外侮的时候，中央政府不仅不让教育停滞，而且还能有发展、甚至有翻倍，也的确是做了它该做的事情。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之所以有一些出色的、值得我们肯定的事，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就是胡适之先生说的“但开风气不为师”。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一个大学生还没有培养出来；民国时期大学的发展，所有学科建制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我们创造了无穷的“神话”。但那个时候能够养得起这些人，作为一个政府来讲，相对来说是容易的。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转向平民教育是我们新世纪做到的，相对于“民国范儿”，那就更值得大书特书了。

（本次讲座已经主讲人金以林研究员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