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地的回响 ——《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民间歌谣》评述

东夷昊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是曹操《观沧海》一诗中的结句。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来看，所谓“歌以咏志”表达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旨，其中还蕴含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我们常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就是因为有着“歌以咏志”的传统，当然，这种歌咏不只因为“幸甚至哉”，而是一切的“情之所至”，比如《诗经·园有桃》中就表达为“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有歌咏的传统，更有辑录的传统，远接《诗经》，近到摆在我面前的这本《日照民间歌谣》；从上古咿咿呀呀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到通篇语气词的《岚山号子》，放下书卷沉思之时，这些歌谣仿佛绵延穿过数千年的岁月，从大地的深处回响而来，如同一茬茬的庄稼一辈辈的人，在晨昏昼夜四季中轮回，在日月星辰云朵之下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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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民间歌谣》隶属于《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的第13部分。民间歌谣之所以能够独立成册，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体量巨大不得不独立成卷；二是内涵丰富必须集中展现；三是编纂者苦心孤诣使其价值得以提升。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版的《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日照民间歌谣谚语》一书相比，《歌谣》在内容和体例上有了新的变化，而且增补的部分属于“抢救性挖掘”，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民歌（谣）的传唱人已经逐渐凋零，而民歌（谣）这一民间文学形式随之式微，甚至包括有志编辑此书者，也面临着年龄和体力的困境。《歌谣》在编写体例上中规中矩，按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的分类法，分为劳动歌、仪式歌、时政歌、生活歌、情歌、儿歌等六个部分。这样的编写方法，可以让读者一卷在手，无论是升堂窥室还是学术研究，读起来都感到严谨“板正”且传承有序。

我本日照“土人”，自小就受本土民间文化的影响，那些夏夜里轻摇蒲扇遥望银河时传唱的童谣，在记忆里是终生不能磨灭的，这是我对自己的童年关照。而民间歌谣，恰恰也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童年关照”，因为它是文学之雏形、诗词之鼻祖。吟唱为歌，风传为谣，数千年前，古人采风而成就《国风》，吟诵而为《雅》《颂》，既成《诗经》而光照后世，并且引出了“思无邪”和“郑声淫”的评判标准乃至理论研讨。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也是最为素朴的文学形式，也正因为官方的“采风”，所以风谣之道，一直没有在民间断绝。而名为“歌谣”，实有“歌”“谣”之分。《毛诗故训传》中讲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中则讲到“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有曲谱的为歌，没曲谱的为谣，一个是要唱出来的，一个是要念出来的。但是由于习惯的缘故，“歌”“谣”联用，甚至直接就被统称为了“民歌”。《日照民间歌谣》中尽管辑录了一些有曲谱的民歌，但是辑录的大多还是没有曲谱的民谣。既然名之为民“谣”，即是说明在民间风传之久，连最初创作人的名字甚至都漫漶了，这也是和民歌有区别的重要一点。因为曲谱需要记录的缘故，民歌作者乃至传承者的名姓尚能保存，至于民谣，则只能是成为文字记忆或者口口相传的一种传说了。

纵观《日照民间歌谣》采集的四百余首民间歌谣，其传承演变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与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密切关联。有相当的民谣词曲内容相近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譬如《花喜鹊尾巴长》《小白菜（小菊花）》《小老鼠上灯台》《五更调》《数九》《对花》《孟姜女送寒衣》《棒打鸳鸯》等；另外采集的时间节点侧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左右，与当时评书和广播剧相关的唱段比比皆是，演绎了评书内容中的英雄传说，如八仙过海、梁山伯与祝英台、萧何月下追韩信、穆桂英挂帅等桥段，这与当时的民间文学热潮不无关系。但是九十年代后，本土民歌的内容再无实质性发展，虽然民间文人屡有创作，只是因为“文胜于质”的缘故，显得有些造作，创作的痕迹太深，因而影响了传播。同时随着传媒的发展，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向往已不满足于传奇，而是有了新的追求，于是民歌创作的“土味”已经明显落后于时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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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歌谣》的记录来观察，抗战至建国初期一段的民间歌谣，篇幅几乎占了全书的二分之一。这一时期民谣的集中爆发，与全国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息息相关，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了主人，当然会自然“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尤其随着《东方红》等民歌传遍全国，余波所及，日照当然不能例外。这些歌谣写实性地记录了我们日照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的觉醒、抗争与奋斗：“中央军退了三千里，剩下的队伍当了汉奸，从那时咱们的家乡就被鬼子占。谁是救星，谁是坏蛋，明眼的人们都能分辨”（《回想起八年前》）。妇女们《蒸饽饽》、唱着《纺线谣》《纺织小调》，《向纺车要衣》补给前线，或者唱着《放足歌》《妇女求解放》，参加识字班《一心要去抗战》；男儿们则或者《扛起锄头奔山岗》唱着《开荒歌》和《春耕小调》保卫粮食和春耕，踊跃《支前当模范》或者《参加八路军》，去《除汉奸》《打开灵山堡》《打倒日本鬼》。《刘黑七》《活捉朱信斋》等篇目则补充了抗战史中的细节，《可恨的日本鬼子“三光”政策》和《哭亲娘》等痛切的讲述，给和平年代的人们提供的也不只是一个时代读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些深刻的历史经验使人永难释怀。

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审视，《日照民间歌谣》采辑的文本还可以按照时序和内容进一步整理。譬如时政大类，可按照时间的迭代来排序，把反映前清遗老不剪辫子的《看看谁有前后眼》和反映袁世凯称帝“改朝换代”的《举人翰林瞎了官》等历史篇目再加筛选归类，使之脉络更加清晰；再譬如仪式大类，可以将反映结婚风俗的《滚床谣》《戳窗棂》《铺被歌》《铺新床》甚至算上《赶喜歌》放到一起，这样会显得内容条理更为紧凑。当然，瑕不掩瑜，如此多的篇目，失踪的作者，不断修饰演变的内容，很难予之逻辑理顺。

从《日照民间歌谣》采辑篇目的体例来看，大多数的内容为平铺直述的叙事体。从风格和修辞手法来看，也鲜有灵活的比兴手法。民间歌谣中常用的双声叠韵以双关等技巧也很少见到。我认为其中有两篇，虽然“中心思想”并不明显，但表现手法上有一定的特点。比如《小茶树》，顶真手法的运用使之朗朗上口；再比如生活大类里的《牡丹歌》，在修辞上就比较讲究，用“牡丹花，四月红。腊梅花，开五层”起兴烘托气氛，有条不紊地讲述了婚约、备嫁、迎亲、哭嫁、劝嫁的整个过程，无论是文理还是情感都可圈可点，整篇歌谣浑然天成，难得可贵的是有民间趣味而无文章酸气。再有，从朗诵角度来看，日照民间歌谣普遍偏重于用“eng”为韵脚，而且倒装句比较多等等，这些特点有待于方家从民俗角度加以分析解读。话说回来，尽管从修辞的角度看日照的民间歌谣多不讲究，但从语言的灵活程度方面看，还是有着自己的特点。比如形容女子皮肤好，叫做“脸白不花官粉钱”；再就是明人不做暗事，实话实说。《劝郎参军歌》里的女子规劝丈夫，直戳戳挑明“到后来，亡了国，就是有儿也枉然”，自有一股子侠气。《玉美人》则通过叹息“生下男养下女替不了生死，不过是到后来添土上坟”，表达了封建制度下一个弱女子生命个体的清醒。还有类似“庄户人有三怕，天灾人祸儿长大”（《三字谣》）种种，这些都是民间智慧的体现，却往往缺少了一种意境上的委婉。语言张力方面，更不会运用谐音或者双关来表情达意，这可能源于北方人特有的耿直，不像“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般的含蓄蕴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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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民间歌谣》中反映出的思想情感当然不只是抗战至建国初期的火热炽烈。有些也不无小农的狡黠甚至势力，比如《嫁乡长》就以攀附为荣，说是“小丫丫，快点长，长大了，嫁乡长。乡长身上背着枪，大鱼大肉他先尝。身子吃的大胖胖，养个儿子也壮壮”；再比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闲来无事唱个歌》中不无得意地唱到“轮到我当婆婆，可得捞捞梢，大鱼吃了小鱼羔”；另外还有反映男尊女卑内容的“大米，捞干饭。俺爹吃，俺娘看。馋得小孩啃锅沿”（《编提篮》），尽管这些世故民情已经都成为了过去时，但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风俗，成为了比影像记录更为生动的“非虚构”作品。

由于民间歌谣是口头文学的原因，劳动号子一类歌谣形诸文字之后难以再现其原汁原味的生态，这其实也给编纂文字资料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岚山的《满江红》《牵牛调》等都明显经过文人加工。《岚山号子》则没有，因为它是“无词之诗”“乏韵之歌”，很难用文字来记述。也不仅仅是劳动号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缺乏影音记录，恐怕我们从文字中再难体会到的真正的民歌风韵和民谣的风姿了吧。这种曾经最具生命力的文学形式，日渐失去滋生的土壤，如今在墨香中相见，难免令人唏嘘。

本拟按照体例对各大类进行详解，但该书序言中已面面俱到，不便画蛇添足，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说其大概。宇宙肃穆，理屈词穷。唯记得在一声声童谣里的成长，有些记在书里，有些并没有记在书里，什么“和啦和啦冷冷，小狗等等”，什么“拉豆拐，做豆腐，你一碗我一碗”以及关于本土地理的“大湖小湖马家湖，电线杆子一溜核”，犹在耳边，却已无迹可寻。当下我坐在这燠热的夜色深沉里，遥遥听见它们翻山越岭而来 ，怎么又不能让人热泪盈眶。

（作者简介：董玉军，笔名东夷昊，日照岚山人。日照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来源：黄海晨刊

原标题：《来自大地的回响 ——《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民间歌谣》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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