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右翼民粹主义的“话术”与……“图术”

《恐惧的政治：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奥地利] 露丝·沃达克著，杨敏等译，格致出版社2020年6月版，333页，58.00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尤其是以“9.11”事件为转折，西方世界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力量经历了一个持续崛起的过程。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民粹主义热潮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到2017年的欧洲大选年尘埃落定之后，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是极右翼势力成为影响欧洲政坛的重要力量。眼下硝烟仍未散去的2020年美国大选之战， 在极度撕裂的舆情之中，右翼民粹主义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究竟如何看待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各国的崛起与发展？在全球化遭遇严重挫折的语境中，人们无法再把宣扬种族主义、排外政治和以反智反精英为基本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仅仅看作是“欧洲问题”或“美国问题”。在这次对美国大选“隔岸观火”的全球性舆情中，右翼民粹主义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奥地利语言学家露丝·沃达克（Ruth Wodak）的《恐惧的政治：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分析》（The Politics of Fear: What Right-Wing Populist Discourses Mean ，2015；杨敏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并非全面研究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史或其现实状况，而是从批判性的“话语分析”角度回应如何认识和判断右翼民粹主义及其与选民、选情的关系。对于认识和思考这次美国大选中的话语现象，该书所提供的话语分析方法也很有参考价值。作为书名的“恐惧的政治”概念与弗兰克·富里迪说的“恐惧的政治”有某些相通，富里迪所针对的是西方政治中利用恐惧心理操纵公共舆论和公共事务的趋势，尤其是在“9·11”以后的美、英等国，恐惧被作为一种获得公众听取其声音、同意其决策的政治工具。（见弗兰克·富里迪《恐惧的政治》前言，方军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但是在沃达克这里的“恐惧的政治”的内涵有更深刻的内向性扩展：“所有的右翼民粹政党都将某种种族、宗教、语言、政治上的少数群体作为‘替罪羊’工具化了，将即使不是所有，也是大多数的不幸现实归罪于他们，然后将相应的群体建构成可能威胁、危害‘我们’和‘我们国家’的一种存在。这个现象被称为‘恐惧的政治’。”（第3页）

“本书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通过分析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选举活动、媒体访谈、社交媒体等语境中的话语、图像和文本，深入分析欧洲各国的政治形势，解构、理解和解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话术’以及这些‘话术’为什么能让选民产生共鸣，揭示语篇、语体和文本是如何在话语形式中、语境中被操控，以表征话语歧视和偏见的。通过这种分析，看穿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伪装’，摆脱他们带来的偏见与对‘替罪羊’ 的恐惧。”（见该书介绍）这里提到的“话术”当然不再是简单的“说话的技巧”，而是在舆论场中的一种有目的、有策略的叙事方式；在该书的分析对象中还有不少是视觉图像，为了揭示这些图像背后的“话术”性，我新撰了一个“图术”的概念作为补充。实际上，在以意识形态灌输、国民动员和政党论争等目的为中心的图像宣传中，把视觉刺激与话语策略融为一体的“图术”应该是一个值得研究概念。这也是历史图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如何把图像分析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探索图像与意识形态宣传结合的视觉心理机制和传播效应。

所谓的“话语—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是批评话语分析中的三大重要流派之一，是露丝·沃达克最早在2009年提出的一种重要方法，其理论深受法兰克福学派和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影响。从大的方面来说，该方法主要强调将话语置于各种历史背景中进行剖析和阐释、以解读语篇与权利和意识之间的关系的话。更具体来讲，该方法可以分为多种话语分析路径或曰策略，在本书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运用。但是要特别指出的是，与时下某些研究领域中日渐泛滥的以纯文本分析、互文性话语分析取代面向真实历史语境的做法完全不同，沃达克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强调要面对历史的真实内容。她在“前言”中指出，“我们需要观察、分析、理解的是内容，即此类修辞所传达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提议与想象；只有将他们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够看清上升的右翼民粹主义的很多侧面。意义是由形式和内容共同建构的，并通过很多层次的语境知识得到理解与解释——历史的、社会-政治的、互文与互语的以及情景的语境知识。”（第3页）因此“话语—历史分析法”的关键是话语分析与面向历史真实语境紧密结合，而绝不是以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为学术包装而回避或有意遮蔽历史内容和真相。

作者在“前言”中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和写作框架。（第4-7页）第一 章到第三章主要向读者介绍右翼民粹主义这一复杂现象，及其如何在全社会成功建构起“恐惧的政治”。在这过程中，作者运用多种案例详细分析了右翼民粹主义的话语策略，如“否认的政治”话语、受害者“有罪游戏”叙事、历史叙事的改写、“建国神话”叙事等。在第三章更详细介绍批评性话语研究中的话语—历史分析法（DHA）的重要内容，聚焦在一些显性的语言现象和话语策略之中，例如右翼民粹修辞中充斥着“紧迫”“威胁”“救世”“历史”等论题， “否认的政治”的话语中频繁使用诡辩与合法化的话语策略，通过一条巧妙的多层次信息吸引背景悬殊的受众的“蓄意矛盾”策略，在排外话语中为了转嫁责任、寻找替罪羊和推卸罪责而大量使用的受害者/施害者颠倒策略等，本章最后总结了相关内容及其修辞与话语策略。 从第四章开始的五章内容是以话题为导向。第四章讨论基于传统种族主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主义话语，指出我们正经历着排外修辞的常态化。第五章讨论欧洲反犹主义的兴起，梳理西欧与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显著差异，同时说明反犹主义与反穆斯林情绪可以同时出现。第六章描述右翼民粹领导人和政治家的多张“面孔”，即他们在社交和传统媒体上的表演：包括脸书、漫画还有后台演讲。第七章讨论的是在“罩袍和头巾”“堕胎与避孕”等议题的辩论中少有人提及、又颇具争议性的现象：右翼民粹中意图规范、约束女性身体的性别意识形态与话语。第八章对本书的很多讨论进行总结，提出关于可替代政治的相关问题：如何不落入由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修辞日夜精心建构的“陷阱”之中？认为要以前瞻性批评寻找可替代的策略。附录提供关于欧洲和欧洲之外的最重要的右翼民粹政党的事实与数据，以此提供本书各种分析所必要的社会政治语境。在以上内容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研究路径就是以大量欧洲右翼民粹主义话语为案例，运用话语—历史分析法揭示这些话语中的真实意图、思想形态和现实影响，揭露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政治表演和话语建构的真实面目。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作者自述的方法论问题：“对右翼民粹主义微观政治的分析就嵌在这些语境中，嵌在来自全国选举以及欧盟选举中的事实与数字中，嵌在重要的理论话语分析、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的概念中。这些分析形成一个框架，是语言学、语用学、修辞学以及论证方法的精细化应用。”（第4页）最后可以回到在“前言”开头的这段话：“我们观察到民族主义、仇外、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修辞的常态化，这种修辞基本上是通过‘恐惧’运行的：对变革、全球化、失去福利、气候变化、性别角色转变的恐惧；原则上，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建构成对‘我们’—— 一个生存于备受保护的国土内的想象出来的同族人群—的威胁。伴随这些变化的发生，公开场合直白表达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之类的战后禁忌已被打破，我们频繁地产生一种印象：当前政治舞台奉行的格言是‘怎么都行’，而且少有其它态度存在，因为主流政党已经将很多先前排斥的建议并入政策之中，甚至融入生效的法律之中。”（第1页）这就是在“恐惧的政治”与右翼民粹话语策略之间的根本联系，也是对西方政坛右翼转向的深刻解读。

该书“案例1否认的政治：‘没有六芒星’”是话术分析与“图术”分析相结合的很有意思的案例（见下图）。

2012年8月18日，奥地利自由党领导人海因茨—克里斯蒂安·施特拉赫在脸书上晒出一张漫画，该漫画是对美国1962年一张漫画的改版，改版后明显可以看出有纳粹时代反犹宣传漫画的性质——漫画中的政府正在以好酒好菜讨好犹太人（他的鹰钩鼻和袖口的扣子用六芒星作装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臭名昭著的德国报纸《先锋报》（Der Sturmer）刊登了大量这类漫画。脸书上的这幅改版漫画的反犹宣传成为一件丑闻，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报纸都发表了评论与新闻，施特拉赫在接受电视访谈中否认对原漫画作出改动，否认银行家袖口上清晰可见的扣子是六芒星，最后他斩钉截铁地否认该漫画有任何与反犹漫画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否认的政治”。其实施特拉赫在脸书上发表这幅改版漫画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图像和旁边的文字说明，利用经济危机的局势设置新闻议程、吸引媒体注意，谴责政府政策屈服于欧盟，唤起民众对犹太银行家及资本家的阴谋的刻板印象，建构“替罪羊”形象并煽动底层民众（以画面右边的穷人为代表）的仇恨。但是他面对媒体的时候一再坚持“否认”“挑衅”和“蓄意矛盾”等典型的修辞策略，结果反而使舆情转向有利于他。“一方面，施特拉赫明显成功地将自己建构为‘受害者’的形象，另一方面，他通过告诉奥地利人民经济危机的真相、发现危机的原因（所谓的‘犹太银行家’)，为危机找出替罪羊，从而成功地将自己建构为‘救世主’的形象。”（28页）最后，2013年4月法庭判定施特拉赫上传漫画的行为无法被视为煽动了仇恨。但是事实上，犹太人的生理特征、历史标识和以银行家为标签的阶级身份以及煽动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等元素都在这幅漫画中复活，通过对历史上的反犹记忆建构今天的阴谋论和以“异类”作为标签区分“他们”与“我们”，从而建构起恐惧的政治话语，这是今天右翼民粹主义反犹话语的真实意图。在欧洲的语境中，反犹主义是右翼民粹主义常见的幽灵，同时沃达克指出在几年来美国茶党运动的所有言论中，也可以发现反智主义、大量频繁使用的反精英主义和偶尔的反犹主义的阴谋论。（97页）

“案例7 瑞士的边界政治：排外视觉修辞的语境重置”讨论的是在2007年瑞士大选中人民党发布的一张宣传海报，海报上有三只白绵羊站在瑞士国旗上，其中一只将另一只黑羊一脚踢开。图像中的瑞士国旗明显指向瑞士国家及其国家身份认同，并且以广为人知的基督教白绵羊和黑山羊作为象征，该海报由于明显的种族歧视寓意而遭到许多批评。但是这张海报仍然通过大众媒体和各个政党的主页以及右翼人员的博客迅速传播开来，被成千上万的支持者使用，并且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语境产生的语境重置的意义。它很快被德国右翼集团再利用，而且变得更加激进；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民粹主义团体和极右政党也纷纷效仿，在图式上保留了原版人民党海报的大多数视觉元素，将黑绵羊踢出去这一象征总体没变，但把它从原来的国家语境转移到了跨国右翼和极端右翼的公众语境中，从而实现了意义的语境重置。（114-118页）沃达克指出，“通过系统地使用漫画或漫画书等体裁来传达排外和反犹信息，右翼民粹政党巧妙地玩弄着政治虚构，不断声称没打算传递歧视信息，因为此类体裁只是幽默，这本质上就是反讽或者讽刺的。虚构与现实，漫画与图片，或者漫画书情节与历史叙述之间的模糊界限，是施行‘蓄意矛盾’策略的众多方法之一，因而可以同时向各类受众传递信息——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信息。”（28页）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出“图术”的要点：在体裁上更多选择容易吸引眼球和容易传播的漫画等形式，在传播媒介上选择网络平台，在图像内容的指向性与虚构性之间穿越混搭，在面对质疑的时候坚持图像解读的主观性和否定性话语。而当这些图像成为媒体热点的时候，在坚持话语策略回应质疑的同时吸引更多受众的关注，以更多的露面机会制造更多的倾向性、情绪性议题，为右翼民粹政党创造更多的操纵事件发展方向的可能。

沃达克把这个过程称作“右翼民粹主义永动机”，“永动机”这个说法很形象，反智的、永不停止的、永远满足于自我幻觉之中的。它意味着一套在舆论场实践中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话语方式与修辞策略：可以使不相容的现象相结合，以违反常识和科学的言论迎合反智心理，让错误言论听来无辜，能轻易否认显而易见的道理，坚定地以阴谋论解释所有不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结果，而且知道以“万事皆有可能”（Anything goes）作为制造和传播谣言的心理依据，坚持妖魔化他者，坚持不承认错误，抹黑所有反对自己的媒体，万一不得不表示道歉也是以一种蓄意的、矛盾的、可以反弹的方式来表达。“这样，右翼民粹主义言辞的永动机就一次次地被发动起来了。”（98页）

沃达克追溯这套话术的起源的时候，谈到乔治·奥威尔的先见之明：“在他的反乌托邦著作《1984》中，奥威尔凭直觉指出了许多政治话语策略和术语创新，这些内容自1945年以来就已成为所有政党民粹主义修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揭开了政治家们频繁制造的第二现实的面纱，他们借此来掩饰令人不安的事实。”（66页）“在经历过20世纪极权主义的后果之后，如今大多数政治家转向更微妙的语言编码版本来替代之前生硬的排外文本和言论。在分析右翼民粹主义微观政治和相关言论时，我所关注的正是这类编码语言；即对那些‘知情’人常理的暗示、用来掩饰危机和歧视政策的委婉语、用来辩护不可辩护现象或说出难以直言之事的论证方法和合法策略。”（67页）但是令人不无吃惊的是，最近人们听到的某些右翼民粹政客的话术甚至不再是委婉的或柔软的，而是硬邦邦的宣称、否认和坚持。

应该如何应对右翼民粹主义的“话术”和“图术”？沃达克在书中最后一个小标题是“快刀斩乱麻——建立另外的框架”，她从乔治·拉科夫的观点中受到启发，认为“要想不落入右翼民粹主义蛊惑人心的政治陷阱，必须设置另外的框架和议程，支持并传播其他的概念，如平等、多样性和团结”。（276页）具体而言，“不去推波助澜右翼民粹政治人物的丑闻事件和露面，而是将整个事件剥皮拆骨并解构它们；不是回怼以更加惊世骇俗的话语，而是保持理性，揭示其潜在的动态趋势，即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上头条的图谋。例如，指出他们的话语中重复出现的模式、花样翻新的阴谋并在元层次上进行明确剖析，这才会有实质作用。通过揭露明目张胆的谎言，把事件安置到其本来的语境与历史中进行考量，就可以防护和限制‘怎么都行’这样的话语框架。不要继续强调恐惧，团结和包容等话语同样司以带来积极的政治想象”。（同上）这些看起来更多是对政治党派的建议，但是我觉得事实上难以“快刀斩乱麻”，没有那么容易。而对于我等普通的“吃瓜群众”，最重要的就是尽可能听取和审核来自各方面的信息、数据，坚持以事实依据和理性逻辑作为基本的思考方法。能这样，就已经不容易被各种主义的“话术”“图术”裹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