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艺：走着走着，我们像蒲公英一样散了

6 岁时，我进了城，去读幼儿园，7 岁上了小学。从此， 乡村与我渐行远去， 但乡村里的人， 始终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爱的密码中， 人到中年的我读懂了乡土； 在时光轴中，映照出一个家族从乡村到城市的变迁史。

源起：幸存者

所有的故事， 是从上个世纪一个年轻人—我的太爷爷开始的。

据记载，民国16 年（1927 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凌晨，甘肃凉州、古浪一带发生了里氏7.75 级的强烈地震， 造成空前的大破坏。据粗略统计， 倒塌房屋40 多万间， 震毁村庄1.93万处， 压死居民3.54 万人， 伤4.3 万余人， 牲畜死亡20 余万头……凉州城头的24 座楼子， 除北城头独存一座外， 其余全部被震塌。城内的大云寺、罗什寺、清应寺等都毁于一旦。

这个年轻人，当时在凉州城的一个铺子里当伙计。他年轻俊俏， 处事又灵活， 深得掌柜的喜欢， 如果再过几年， 他的羽翼再丰满一些， 掌柜说不定会把他年龄合适的女儿嫁给他一个，他可能会慢慢地拉开另一个铺子，也当上掌柜。

这是理想状态下的一种幻想，世界总是以惨烈的方式，毫不留情地践踏我们的所有幻想。

他们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当墙面开始摇晃的时候， 在前厅货柜周围睡着的小伙计陡然被惊醒， 他顺势滚到宽大的柜台中， 瑟瑟发抖。柜台是厚厚的木头做成的一体柜台， 靠近店家的一边开口， 方便从中拿货物；面对顾客的一面和桌面， 是厚厚的木头， 油了彩漆， 看着富丽堂皇。铺子， 总得有些铺子的气质和殷实， 掌柜用了很厚的木头， 来不动声色地展示这种殷实。现在的货柜都用玻璃柜， 干净明亮， 顾客可以一眼就看中想要选的物品。但却是当年那个笨重的，彩漆的木头货柜，救了年轻人的命。

等摇晃稍微放缓之后，他跑出去看了一眼，掌柜的全家在睡梦中全部被压在房屋之下。这一眼后， 惊恐的年轻人发现， 如果行走在大街上， 万一大地再摇晃起来， 很有可能被旁边的房屋砸到。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让他的后人们每次想起， 都觉得劫后余生。他又回到货柜中， 土坯砸在木头上，只发出一些沉闷的响声……

提心吊胆地捱了三天后，他赶了几十里的路，回到老家。这个老家，就是距离武威不远的古浪县土门镇。

到了土门， 受到惊吓的年轻人用了很久的时间才缓过神来， 他决定不再去外面闯荡了。当年， 50 里的路，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远方”了。

民国时期，土门是当地一个比较繁华的货物中转站，当地有这样的顺口溜：“要想挣银子，就去大靖土门子。”很快，他结婚生子， 在“城里头”置办了一个院子， 过上了家常的生活。说是“城里头”，其实不过是当年镇上最中心的位置。因为比较繁华， 往来商人比较多， 因此， 只有最中心的位置， 才能骄傲地说“我是城里头的”。所以我的奶奶和爸爸， 在搬离“城里头”多年后， 还是会怅惘地回忆：“我们当年也是住在城里头的人。”

古浪乡村

从乡村抵达城市的爷爷

1933 年，山海关被日军攻陷；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红军与十九路军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冯玉祥辞去同盟军总司令；

曹禺创作话剧《雷雨》……

世界正在孕育巨大的风暴，中国正在经受战火的洗礼。 那一年，爷爷出生了。爷爷是独生儿子，只有一个妹妹。在他的时代，独生儿子，将要受到多少宠爱？那是一种无限的、饱满的、满月一样泼洒的爱意。

后来，爷爷成了一个读书的好苗子，初中会考，排名在全镇第二， 家人大喜过望。他顺利考入武威一中。那时候， 未来像光华涌动着的远方， 18 岁的他， 心里一定也是无限憧憬过的。

爷爷从高中毕业后，就被安排到邻县的天祝工作。俊朗高大的他，有无限未来。

爷爷的父母， 托人给他找了房媳妇， 是个地主家的小女儿， 做得一手好茶饭。对于他们的相遇， 我幻想过一万种场景， 比如说， 爷爷戴着一顶帽子去走亲戚， 路上碰到亲戚村子里的小闺女， 看到小闺女后他茶饭不思， 卧病在床， 于是母亲关切地询问儿子， 儿子羞赧地说出自己的心事；或者说， 爷爷的同学， 据说有个好看的妹子， 同学经常穿着的黑布鞋底儿纳得清清爽爽， 偶然间， 爷爷还见到过这位同学的鞋垫， 上面的绣花整整齐齐， 那么这个绣花的人， 一定整整齐齐清清爽爽。但也许实际上只是， 媒人巧舌如簧之下， 爷爷的母亲偷偷在庙会或者什么场景下看了这个姑娘一眼后， 觉得是个好媳妇的料，于是这门亲事就被定下来了，于是就有了6 个孩子的大家庭。这句话听起来， 就好像每个童话的结尾——

“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样圆满。实际上， 真实的历程是这样的：

爷爷在城里工作，不识字儿的奶奶作为家属，也成了城里人，吃上了“商品粮”。那时，大概是1951 年左右。这个时间

是我根据姑姑们的年龄推断的，大姑是1952 年出生。中间还有个插曲，关于成分。

毕竟是当年在凉州城里做过生意的年轻人， 太爷爷到底还是有一些商业头脑， 几十年间， 略微攒下了一点儿家产。

1950 年6 月30 日， 国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阶级成分划分， 当时通讯不畅， 等到这个规定真正开始实施起来的时候， 爷爷已经工作一两年了。

真正划定成分的时候， 爷爷是县里抄抄写写的文书。和工作组的人朝夕相处， 挑头的人到底也是抹不开面子残忍地给这个俊秀的年轻人定一个“富农”的成分， 毕竟， 他是多么安静又兢兢业业的一个年轻人， 重点是， 还能写一笔好字。于是， 最终， 爷爷和我的父辈们， 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成分：城市贫民。

大姑出生的时候，奶奶19 岁。

爷爷奶奶的孩子并不稠密，每一个都间隔在3 岁左右。

我的父亲出生于1960 年，那是大家都知道的特殊年月。父亲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也是第一个儿子。

古浪乡村

从城里返回乡村的奶奶

1949 年到1957 年， 我国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五年的经济发展， 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1958 年起， 农村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制度， 城乡各地大办工业、大炼钢铁， 大批农民经招工进入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人口极度膨胀。

我不知道在1960 年爷爷奶奶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日后从图书馆里看到那被写满纸片的饥饿和死亡时， 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父亲， 他正好在那一年中出生。据说， 那一年出生的婴儿普遍缺乏营养， 母亲空空的乳房， 就像两个破布袋子，里面挤不出一滴奶。

但父亲出生在藏区，有牦牛的藏区。如今，这是天祝藏族自治县。

于是， 这个可怜的婴孩， 就在牦牛的乳汁中， 逐渐可以坐、卧、爬，并长出了牙齿，可以被喂进去稀薄的面糊糊。但奶奶终究还是决定要走， 在儿子可以抱在怀里长途跋涉

的时候， 她决定要走。有了儿子的女人， 会陡升出许多勇气， 可以打败怪兽，甚至可以变成怪兽。

这个裹着半大脚的小个子女人说要走， 走到他们的故土。天祝和古浪之间，大概有100 多公里的路程。

其实，奶奶是偷偷溜走的。她的出走，使她和儿女们的城市户口， 各个都变成了农村户口。父亲和大姑曾经不无遗憾地说， 要是当时留在天祝， 他们可都是城里人。在他们成长的时期内， 二元制的户籍制度下，“城里人”获得的， 不仅是脸上的荣光，还有切实的能够被抓在手里的利益。

但是奶奶固执地说，乡下有房子，还有地，地里只要种上东西， 人就饿不死。我推断， 城里拿着粮本本买粮的那段时间， 她其实一直没有吃饱过。她要省下口粮， 给工作的丈夫， 给两个嗷嗷待哺的小女儿， 她的肚皮， 可能一直是瘪瘪的， 虽然爷爷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拿来一块肉让她炒了吃， 但她一定是舍不得吃的。别问我为什么知道，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在有了儿子，传宗接代的重任完成后，奶奶可以坦然地， 牵着女儿们， 抱着儿子， 像个英雄妈妈一样， 回到她的故乡，她有土壤可以种植一切的故乡。

奶奶也一定没想到， 她这个基于饥饿本能下做出的决定， 在时隔多年后， 历史的梳理中， 竟然成为了被大潮推动的那一群人。据说，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粮食大幅减产， 农产品供给短缺，工业经济效益下降，国家无力负担庞大的吃“商品粮”的城镇人口， 在经济形势危急关头， 国家被迫从1960 年底开始将1958 年以来新招职工中的原农村人口大批下放回农村。到1962 年上半年， 全国共下放城镇人口2600 多万， 其中职工2000 多万，干部100 多万。当时的提法是“增强农业战线的劳动力”。这是新中国人口流动中的第一次逆向大迁徙， 如果说其他城里人是被动地顺应了国家政策， 那么奶奶就是主动地， 在无意识的情况下， 选择了跟那个时代的某个方向保持一致性。

爷爷继续留在城市， 奶奶则带着孩子们，“逆向”流动到了农村。

回到老家后，他们继续住在以前镇子中心的老宅子里。关于这段历史， 我略微感到有一点模糊， 因为自打我记事后， 奶奶和爸爸频频说起“城里头”这个词儿， 按照他们的描述， 此地有一个“财神阁”， 是很靠近镇子中心的位置， 但是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他们搬到了镇子的边边上。

古浪土门镇财神阁

据说是因为一个队的人都搬走了， 我以前疑心是他们从城里到了镇上， 之前的房子被人占了， 所以才搬走， 但似乎父亲小时候的记忆都是在这里， 说明祖产并没有被占。那时候一个院子里住着四家人， 四家人感情很好， 逢年过节做了好吃的或家里添了荤菜， 都会给隔壁端一碗过去。搬到镇子边缘的俞家场之后， 每家人都有了单独的院子， 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保持了下来。我小时候， 吃过隔壁肖家送来的千层月饼，冬至的时候， 也跟着奶奶提着装满疙瘩饭的小陶罐子， 给房后头的韩家送过。

我一直不知道奶奶算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农民， 因为我出生后， 她就是祖母的模样了。她只在屋子里忙来忙去， 扫炕、扫地、擦桌子、做饭、做衣服、纳鞋底、种菜园子里的菜。我只能依稀从年轻的姑姑脸上， 看到她的模样。眼睛是大的， 长圆脸，虽然不显得格外好看，但自然一点都不难看。

奶奶是被抱养的。

这在我们家里不算一个秘密。爷爷奶奶知道，爸爸妈妈知道， 姑姑叔叔们知道， 亲戚们都知道。奇怪， 好像在那个时代， 抱养是很稀松寻常的， 完全不算一件事， 随随便便就能说出来。

所以，小时候家里来的亲戚分富亲戚和穷亲戚。

富的亲戚，是抱养那一边的。那边是个地主，生了两个儿子后， 再没生孩子， 所以他们抱养了兄弟姐妹格外多的奶奶。虽然我印象中彼此走动的不太多， 但兄弟姐妹之间的情分也是有的；穷的那些姑奶奶， 都是奶奶的亲生姊妹， 她们普遍被嫁到比镇子更偏僻的农村里， 嫁的人不用说， 都没爷爷好。所以私下里聊天的时候， 她们也都很羡慕地说， 给人倒给好了，过上好日子了。

奶奶是作为地主家里的闺女出嫁的， 所以她嫁给了高大俊秀的爷爷。她的子女， 只有那个1960 年出生的儿子， 我的父亲。因为格外地缺乏奶水和食物， 他只长到刚刚迈过一米七，其他人都有着笔挺得像小白杨一样的身高。

在我记忆中， 奶奶家的生活是很好的。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里， 有些人家据说还很困难。但是奶奶家已经能不间断地吃肉了， 每到冬天， 爷爷就会扛回来一只羊， 吃完了再扛一只回来吃。平日里， 猪肉是不缺的， 买来大块的猪肉， 切成小块儿在锅里煸出油， 放在阴凉处， 每天取一些炒菜。每次煸猪肉的时候， 我都蹲在灶台上眼馋地看着锅里的肉片， 奶奶会捞出来一小块儿瘦肉， 吹啊吹， 吹凉了放在我的嘴巴里，我心满意足地吃完一块，继续看锅里。

“蹲灶台”成了当地人嘲笑爷爷奶奶宠爱我的话题，“张家的那个小丫头，蹲在灶台上吃饭，这大了可怎么办？”“小丫头片子就这么馋， 以后不行啊。”我倒是按照自然规律长成一个大人了， 没有被惯坏， 略微有一点馋， 唯一挑剔一点的就是从来不吃肥肉。

物质匮乏的时候， 大人总是编出来很多理由来掩饰这种匮乏， 要对孩子简朴一点， 要让孩子吃点苦， 不能让他们小时候得到太多免得折了未来的福气。但实际上，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痛苦和宿命， 实在没有必要因为自己的匮乏， 把这一切匮乏当做理所当然。

  作者在丝绸之路采访

再进城

爷爷奶奶一共有6 个孩子，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一个家族的命运，就像一棵树，我们以为根扎在深深的土壤之中，就会安全。但阳光、风，都可以成就或者摧毁它。

时代背景，是每个人命运之上的底色。

1960 年到1970 年之间， 家里前三个孩子， 我大姑、二姑和我爸爸， 他们之间因为一起长大， 感情很好。爷爷常年在外工作， 三个略微大一点的孩子， 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农活儿和家务。据我爸回忆， 小时候天不亮就去锄地， 因为个子太小，也就比铁锨把子高一点点，他和二姑两个人“吊”在铁锨把子上挖土、平地， 地里来往的人看到， 都要大大的嘲笑一番：“就像两个尿泡挂在铁锨上。”

奶奶38 岁的时候，大姑出嫁了。

那是1971 年， 我爸还在上小学， 关于这场婚礼， 他的所有记忆都停留在吃酒席的那一刻， 他是新娘的弟弟， 是岳父的大儿子， 是当时婚礼上实至名归的贵宾。可能是第一次被人如此当作大人一样郑重对待， 多年后他谈起那场婚礼， 似乎还带着无限的留恋。

爸爸另一个得意的点，是他的小学老师。

他四年级以后的小学班主任是大城市来的一位下乡知青， 人很清瘦， 不过在那个时代， 匮乏的饮食也不太可能让人肥胖得起来。小学班主任教会了他拉二胡、吹笛子， 多年以后， 他经常在工作的单位上台表演。要是没有这位多才多艺的大城市来的小学老师， 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孩未必能有机会接触到乐器。

相比之下，和我爸同龄的我妈就更幸运一些，她的启蒙老师， 是一位上海人， 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所以我妈的普通话水平一直在平均分之上， 这在60 年代的西北农村， 终归是降临的好运气。

当前所有关于知青的回忆录， 都是重新回到城市的他们回忆当年的苦， 当年的艰难。但当年他们带给偏远地区孩子们心里的光芒， 曾像剑一样劈开了蒙昧， 指出了一条隐约的路， 在那条路上， 人类除了生物本能之外， 还有高于本能的一些东西：艺术、哲学，对于未来的可能和最高的幻想。

大姑的出嫁，是这个家庭开始逐步向外生长的第一步，接着， 二姑出嫁， 我爸去外地读书并结婚生子， 三姑、小姑相继离开了娘家。70 和80 年代， 20 年间， 这个大家庭一直在不断分离，又不断扩展。

大姑嫁给了爷爷在物资局的年轻同事， 大姑父长着一张圆脸， 敦厚温和， 身材高大的大姑比大姑父高出半个头。他们家跟奶奶家住在一个村子里，直线距离不超过200 米，虽然大姑父有工作， 但当时刚结婚的小家庭生活拮据， 奶奶明里暗里帮衬着，一年后，大姑的女儿呱呱落地。

又过了一年，奶奶的最后一个孩子，我的小姑也落地了。我幼年时期，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大姐姐明明比小

姑大一岁， 还得跟我一样， 恭恭敬敬地喊姑姑， 后来一直到我上了小学了， 才慢慢弄懂里面的原因， 但是大姐姐一定很不忿， 明明可以当姐姐的人， 却因为辈分， 要喊一个比自己还小的人姑姑。

70 年代中期，二姑也结婚了，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当年那是非常吃香的工种， 虽然当时不兴说“帅”， 但是以我孩童的目光， 我觉得二姑夫既高大， 又浓眉方脸， 尤其穿着铁路工人的衣服，显得格外精神好看。

恢复高考制度后， 我爸刚好17 岁， 高中毕业， 第二年被武威中等师范学校录取，真正意义上成了“穿皮鞋的城里人”；我妈则在前一年考上这所学校。很难说， 如果没有从小学起， 遇到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见过世面的年轻人给予乡村孩子教育上的启蒙， 他们怎么会打开视野， 会通过这样升学的机会， 去见识更广阔的光彩世界？

后来他们每每谈论起这个话题， 一方面会感激当时的知青：“要是没有他们， 当时学校本地的老师连拼音都不会念，根本教不了什么。”另一方面， 他们又出于人性的角度悲悯这些年轻人：“老师们当时也就20 出头，不容易，大城市里的来的，还是南方人，在农村里的生活太苦了。”

你们下了乡，无数个乡村孩子进了城，你们用自己的青春照亮过我们的命运，我们不会忘记这一切。

大姑生了大姐姐，又一口气生了三个儿子，二姑有了一儿一女，我爸妈有了我。

我出生时， 是80 年代全国计划生育政策最紧的时候， 我爸那时候在计划生育局， 虽然做着管理工作， 但是大家的意识却没有被教育过来。

他们自己内部的人，闲聊时，有儿子的得意洋洋地逐一点评：“XXX 家里祖坟不冒烟了”，“XXX 完了， 两个女儿了。”那年我7 岁，坐着他们单位的车去吃饭，还听不太懂他们说的话， 但毫无疑问， 当年那个说这话的人， 唾液四溅眼神猥琐， 我知道他没说什么好话， 只是那一刻我还不明了身为女儿身的存在，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错误。

那些年，亲戚们总疑心我爸妈命中注定没有儿子，大姑甚至说， 可以把他最小的儿子我的小哥哥， 送给我家来养， 我妈拒绝了。虽然爷爷奶奶也许对我的出生有很大的失望， 但是作为第一个儿子这边的孙辈， 我还是被给予了很大的关照和细心的抚养。

80 年代的最后一年，小婶婶被娶进了门，是一个高大的年轻女子，她很快生了儿子，我母亲的压力与日俱增。

我被接到父母工作的学校，三姑要去新疆，她相中了一个退伍军人， 汽车兵， 退伍后在新疆跑运输， 后来， 她把我最小的姑姑也接到了新疆，她们彻底变成了新疆人。

90 年代初，我读小学了，我妈生了儿子，生下的儿子还没满月，我奶奶去世了。

我去看奶奶的时候，弥留之际的她已经认不出我了，我跪在她身旁喊她：“奶奶，奶奶！”旁边的邻居笑着让她猜我是谁，她说：“是秀儿吗？”秀儿是我大姑的女儿。她略微清醒的时候，我弟被抱到她怀里， 她脸上笑着， 仔细看着婴儿鼻尖上的小疹子：“瞌睡虫虫还没退下去呢。”

河西驼队

飘散的“蒲公英”

奶奶没有想到， 当年逃离城市的她， 子孙们竟然都进了城。

2000 年左右，我读初中的时候，大姑那个原本要过继给我家的小儿子， 去当兵了。大姑家的哥哥姐姐都结了婚， 二姑家的哥哥去了新疆， 他们一下子变成大人了， 那个在爷爷去世的葬礼上， 从背后掏出一把花生放在我手里的哥哥们， 陡然成了成年人。

我去了兰州读书，没几年，二姑的女儿，去了河北读书。叔叔的儿子， 去了呼和浩特读大学， 毕业后留在当地铁

路局， 现在连小姑的女儿， 也在读师范。我弟， 走的更远， 先去古巴， 再去西班牙， 有可能， 他会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博士。

兄弟姐妹们就像是手里的一大把蒲公英，风一吹，我们都散了。

但我们散的方向，竟然如此一致。

所有的人都沿着“进城”的轨迹， 通过升学， 通过婚姻， 通过各种方式， 在城市的边边角角中扎了根， 开了花， 结了果。

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最明显的时候，大城市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虹吸效应， 人们被裹挟着， 被推动着， 去寻找更好的职业选择。或者说， 为下一代寻觅一个更好的出生地， 这是所有动物的本能， 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生理本能。

所有中国人祖上三代都是农民。

这个有着长达千年农耕文化历史的民族，男耕女织、田园牧歌式的从容， 从清朝末年开始被逐步打破， 开始被全球工业化推动， 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从乡村迁徙到城市， 人们在荒芜的工业森林里茫然四顾。

严冬给大姑的丧事增加了悲伤的气氛。

是一个傍晚， 我呆呆地坐在她家的院子里， 人们喧哗着， 静默着， 眼睛突然之间变成一个取景器， 这个小院子变成一个个镜头， 转换、移动。我突然从众人中跳出来， 旁观着这一切， 脑子里抑制不住出现一排一排的文字。作为一个写作者， 我从来不将自己身边的人事当作素材， 但是那一刻， 脑子里的文字一排一排地整整齐齐地滚动起来。它们是活的， 它们在我脑子里自动冒出来， 它们在生成场景， 它们在自己书写。我恐惧地按住这种自动生成， 在这样的悲伤面前， 任何的文字描述，都是对我感情的一种亵渎。

脑子里的文字终于停住， 最后冒出一句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在那一刻， 我突然懂得了葬礼大操大办最初的寓意：“让更多活着的人，了解死亡，用喧哗来消解死亡。”

但在城市里，人们避谈死，恐惧死，以为避免谈论，它就不在了。

还是有人能认出我， 做饭的妇女们抬眼看着我：“这不是张 XX 吗？”“就是， 老大的姑娘”。还有人好奇地问我有没有结婚—她们已经忘记我大概的年龄了， 只依稀记得， 跟 XX 家的姑娘小子差不多大。

我已经快被村庄遗忘了， 我的小伙伴们， 他们也陆续进了城。

古浪境内明长城

尾声：没有故乡，我的背后一片荒芜

父亲常说，退休了要回老家去养老。

父亲有自己的村庄，父亲的村庄，是爷爷的村庄。

父亲的村庄是没有变化的，有老人去世，有孩童出生，但村庄依旧是村庄。

父亲生活了20 年的村庄， 勉强算得上是我的故乡。我统共在那里结结实实地生活过7 年时间吧。然后， 我就像一只鸟儿， 飞向别处了。如果说， 十年前， 我走在那里的大街上， 还会有一些熟悉面孔可以问好的话， 现在的我， 之于那个地方， 完全已经变成一个陌生的过客了。那些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来的高楼， 那些散落在小巷子里的烧烤摊子， 那些大声讲着方言说笑的人们， 就好像隔着玻璃看到的对面， 已经是我全然陌生的一个世界了。

有那么一些瞬间，我多么嫉妒有故乡的人啊。就好像，他们受了委屈回过头， 依旧有一个温柔缱绻的怀抱， 而我没有， 我的背后，荒芜一片。

我回不得头，只能往前走，拼命往前走，自己做自己最强大的后盾。

大姑去世后一年，老家再次传来消息：当年爷爷一手打造出来的小院儿要拆迁—这里已经做了整体规划， 要建立冷冻库， 这是“一带一路”中的一个极小的基础项目建设。对于已经离开家乡的人来说， 这是一笔意外的祖上财富， 人们笑容满面地盘算着要在城里买房—这样孩子就能接受好的教育， 甚至， 他们一开始就是城里人。祖辈和父辈终其一生的迁徙和奋斗， 对新生一代来说， 那已经是过去遥远的时光， 而他们，一开始就生在“罗马”。

自然，人的野心和欲望还会鼓动着我们往更遥远、更新鲜的地方迁徙， 但是在这一刻， 这个西北农村的家族， 已经彻底完成了城市化的初始。

童年的时候，我常常在冬天仰起头来，看着薄暮下炊烟四起， 落日晕黄， 那是乡村最温柔的时刻。辛劳了一天的人们， 从各自的田地里走向村庄。长大后， 有时候在异乡， 我也会抬起头来看看那轮太阳。在北京的雾霾下， 有一次我真的看到汪曾祺笔下汪着油咸鸭蛋一样的落日， 但那一刻， 心里弥漫着的寂寞和无助似乎要像那暮色一样把我吞噬了。没有人敲着脸盆大声喊：“天狗吃月亮了！”月亮并不会露出面来多看我一眼， 只有任凭自己熬过茫茫夜色， 看到天边的那一线白光。

在异乡，所有的夜色都像是巨大的怪兽，所有的梦境里都有着可疑的人， 我在梦里抵御着一切鬼怪， 心惊胆颤， 疲惫不堪。

萨特说，他人即地狱。

苏小妹说，你看到什么，你就是什么。

我只好垂头丧气地说，我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啊，你们不要欺负我。

（本文摘选自《崖边：吾乡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