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尹绍亭：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

尹绍亭，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人类学博物馆馆长、教授、博导，云南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受聘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员研究员，京都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和东京立教大学客员教授。从事人类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教学研究。出版《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中、英、日文专著和《生态人类学》译著以及主编《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等丛书多种，发表论文和调查报告若干。

采访者：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

此文原载《民族评论》2014年第1期，题目为《大器晚成——访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 收入本文集做了修订并改换了题目。

出身与求学

徐杰舜：早就想和您聊聊天，把您的学术成果和经历向我们学界介绍。您是云南人吗？

尹绍亭：我父亲是云南腾冲人, 母亲是西安人。

徐杰舜：您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尹绍亭：我1947年12月28日出生于云南省永平县。当时我父亲在那里做事，1950年我家迁往大理，现在对大理古城、苍山还残留着儿时梦幻般的记忆。1953年迁回故乡腾冲县，住在县城。腾冲位于靠近缅甸的“蛮夷之地”，那里杂居着傣、景颇、阿昌、德昂、汉等民族，文化形形色色，风俗迥然各异。家乡叫孟连村，数十座土墙瓦房聚集在田园中一条清澈的小沟周围，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傣族。汉人奉祖先规制，傣族行夷人传统，各行其是，和睦相处，可谓典型的“民族团结村”。从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人，自有所谓“族群”的情结和对文化差异的朦胧的感知。孟连村距县城约40公里，原属腾冲县。1961年该区划归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新成立的梁河县。

徐杰舜：您父亲是腾冲本地人吗？

尹绍亭：是的。家谱记载，祖上是明代从军来到云南的。明正统年间，麓川（今中缅边境德宏一带）土司起兵反对朝廷，1441年至1449年，明英宗三次派兵平叛，史称“三征麓川”。战争结束后，军屯于当地，大部分军人留了下来，使这一“极边之地”成为汉夷杂居之地。

徐杰舜：那您母亲是西安人，与您父亲是怎么认识的呢？

尹绍亭：父亲早年在国立北京大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作为热血青年，他积极参与反封反帝爱国运动，并在他们创办的名为《新腾冲》的杂志和其他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抨击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至今我还保存着他充满忧愤犀利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几篇文章。大学毕业后时逢七七事变，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毅然投笔从戎，进入军界投身抗战工作。先后在西安行营、第十战区政治部、陆军特种兵联合分校政治部等军中担任文官和教官。与母亲认识、结婚，就是在任职西安行营政治部官员那一时期。很多人说我像北方人，就因为我有母亲的遗传。

徐杰舜：那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啊。

尹绍亭：“书香门第”现在听起来感觉不错，但在改革开放以前却很不中听。那时奉行“唯成分论”，凡事必先查家庭成分，并以“红”“黑”区别。我家虽然没有被正式划过成分，然而尹家是当地大户，众人皆知，出身不填地主好像不行, 稀里糊涂一填，便背了几十年黑锅。每当苦闷绝望之时，便想到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言“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教导，并以领袖们所言“出身不可选择，革命道路可以选择”自勉。顺便说一句，父辈三兄弟虽为地主官僚，然而远不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父亲在西安时曾参与国共合作事宜，曾经多次参加抗击日寇的战斗，对抗战做过贡献。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父亲荣获纪念章一枚，纪念章证明书写道：“前陆军上校尹文德曾参与对日抗战，牺牲奉献，功在国家，特颁发抗战纪念章一枚，以昭尊崇。”自称为“抗战老兵”的原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郝柏村将军也为父亲题词：“腾越英灵。”二伯为人宽厚大度，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常有公益慈善之举，深得乡亲敬重。晚年客居台湾，念念不忘祖国统一，百岁临终前所言遗憾是不能回归故土。大伯父大半辈子从事中缅边界事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其间因愤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毅然弃学回国。其时英国殖民军侵占缅甸并不断蚕食我国领土，边境问题十分严重，大伯父对中缅边境素有研究，所发评论引起南京政府注意，于是被外交部聘用为专职中缅界务的外交官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带队深入英军控制的中缅边界详细踏勘，并多次参加与英人交涉，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做了很大贡献。由于熟悉边政，滇西抗战时又临危受命，作为南京政府特使深入敌后宣慰各民族土司团结抗日。抗战胜利，担任腾冲善后委员会主任。20世纪60年代中缅边界谈判，周恩来总理聘其为顾问，参加了中缅谈判全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其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徐杰舜：那是做了很大的贡献啊。

尹绍亭：这些话只有现在才能说，过去哪里敢讲，稍不小心，就会被戴上“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帽子。

徐杰舜：那您年轻时岂不是很苦恼？

尹绍亭：确实如此。腾冲地主多、资本家多、大户人家多，即“黑五类”多，其子女大多小学毕业就考不上中学，我即为其中之一。腾冲有个大资本家王少岩，作为统战对象当了云南省副省长，他回家乡一看，孩子们读不上书，感觉不是滋味，于是带头捐钱，海外华侨随之响应，县里用捐的钱建立了一所民办中学，名为“来凤中学”，主要解决“黑五类”子女读书的问题。入学考试成绩张榜于闹市，初中部我考了第一名，终于又圆了读书之梦。读书如此周折，时在缅甸的二伯父希望我到缅甸去，母亲再三考虑，虽然去缅即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是为了儿子的前途，母亲还是决定让我出走。临走之前写信报告在昆明的大伯，不料大伯坚决不同意，言无论如何必须爱国，无奈只好放弃了出国计划。现在看来大伯的主张是正确的，中国人只有立足故土，才感觉心安，过得踏实；尤其是没有离开母亲，虽然日子艰辛，然而能够相依为命，避免了长久离别思念之痛苦。

徐杰舜：要是您去了，那么您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回事了。

尹绍亭：嗯，那是肯定的了。那时候出去的年轻人通常有两条路，一是经商，可能做一辈子商人；二是读书就业。不过，去国怀乡的滋味不好受，现在我只要出国几个月就感觉落寞，盼望归期。

青年时代的田野生活

徐杰舜：现在到美国的多得不得了，我认识的一大批学者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换个话题。日本学者的《稻の道》一书很有名，您是怎么想到要翻译的？

尹绍亭：我到昆明读书毕业后先是分到云南汽车厂工作，后来调到云南省机械研究设计院。在机械院工作期间，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云南农业科学院院长程侃声院长，与他的交往，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程先生是我国著名水稻研究专家。1979年，他看到时任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的渡部忠世教授写的《稻の道》一书。此书从农学、植物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提出亚洲栽培稻谷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的论断，与我国学界历来主张稻谷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观点不同。程先生认为值得重视，于是找到我协助其翻译此书，于198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徐杰舜：您何时学习日语的？

尹绍亭：那是在汽车厂当工人的事。其时伯父、岳父居住在昆明翠湖边武成路铁局巷61号，邻居均非等闲之辈。光说曾经留学日本者，就有伯父、岳父和名为蒲清泉的文史馆员。蒲是中共早期党员，陈独秀的表弟，“文革”期间由周恩来总理点名进入省文史馆工作。蒲老工作之余，曾在家里开办了一个日语班，我有时也去听课。不过由于岳父曾两次东渡日本，且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在日时间较长，所以日语是靠岳父引领入门的。

翻译《稻の道》，学到不少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程侃声先生的关怀和提携。与程侃生先生的交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去世之时。晚年他想付印自己所写的诗集，与亲朋好友分享，有关方面热情张罗，但他一一拒绝，自费让我经办印刷装帧事宜, 书名题为《野花野草集》。程先生认为在云南从事生物学和民族学研究有资源优势，希望我重新选择治学方向。为此他曾引荐我认识了江应樑、汪宁生等前辈人类学家。汪宁生先生治古代史、考古学和民族学，是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先驱者。先生为人耿直，广博严谨，学问独树一帜。认识之后数年间常往府上求教，受益良多。而我真正实现专业转换，从工科转向文科，却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王树武先生热忱推动的结果。王先生是民族史大家方国瑜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他熟悉我大伯的业绩和著作，所以极力劝说我从事前辈的事业。1982年中秋节前几天，王先生突然告诉我，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招考研究人员，他不经我同意就为我报了名。盛情难却，报了名不去不好，于是匆忙前往应试，结果获得专家认可，被正式录取了。这又是一个艰难的决策，经过再三考虑，我辞别了机械研究设计院，转行去了社会科学院。

在社会科学院工作了一年多，做了一些调研，感到有必要补基础再学习，于是报考研究生。导师是杜玉亭、王树武、颜思久三位研究员。杜先生是识别、研究基诺族的权威，且在民族学理论、社会发展史以及云南蒙古族和元史等研究领域均有突出建树。杜先生治学严谨，视田野为生命，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当年受他指导、提携的一批青年学人，如今都成为活跃在云南民族学界的骨干力量。杜先生现在已是“80后”，每年仍然坚持田野调查，且笔耕不辍，孜孜以求，堪称我辈学习的楷模。当时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部的负责人是袁任远老师，他为培养学生真是不遗余力，费尽心血。所聘授课教师皆为一流学者。我们从经济学家朱应庚教授、考古学家张增祺研究员、民族史学家木芹教授、现代史学家谢本书教授、民族理论学家熊锡元教授、语言学家常宏恩教授及诸多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家学到的知识和治学态度，终身受用。此外，导师根据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还特意聘请专门的指导老师。例如时任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所所长的裴盛基教授就曾受邀作为导师，与杜玉亭教授一道对我进行指导。裴教授为国际知名学者，是中国民族植物学的开创者，我能从事跨学科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与裴教授所具有的前沿学术眼光和丰厚的学术资源有很大关系。2017年7月13日，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举办第二届民族植物学培训班暨裴盛基先生八十诞辰祝寿会，我做了“刀耕火种生态人类学研究”讲座。选择讲这个青春年代做的课题，意在感恩。为表达对裴先生崇敬之意，曾书写了一首小诗：风光阅尽迎伞寿，雨林踏遍写春秋。植物天地创新学，桃李花开春满楼。研究生三年过得比较辛苦，又当爸又当学生，大量时间读书做田野，同时完成了导师布置的“日本文化源流与云南民族文化的比较”课题和“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研究”子课题，编写了《云南与日本的寻根热》一书；发表《民族地理学的学派及学说》等译文3篇；发表了《试论云南民族地理》等论文10篇，有的获了奖，有的发表在国外杂志上。不过，后来反思，读书时忙于写文章是错误的，其实就是现在大家喜欢批评的“浮躁”的表现，耽误了学习读书得不偿失，影响深远！

硕士研究生答辩，由林超民博士安排，请了江应樑先生出面主持，汪宁生先生和裴盛基先生等做评委。毕业后回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其时社会科学院准备新建社会学研究所，我毕业正好派上用场，被任命为社会学所筹建负责人。开始踌躇满志，想干一番事业，从院内外调来一批青年学者，让大家去各地考察，还专门前往北京请教费孝通先生。正在我们专注学科理论建设之时，院领导从省政府的需要出发，要求社会学所将社会发展战略作为研究重点。战略研究非我专长，一时难以适应，恐有负领导的重托，一年后遂萌生去职的念头。当时汪宁生先生在云南民族学院做历史系主任，筹划发展民族学，希望调我去做副系主任；无独有偶，此时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准备筹建云南民族博物馆，也希望我过去参与筹建。从有利于从事田野调查考虑，我选择去了博物馆。调到云南民族博物馆以后，一方面做筹建工作，另一方面继续我的研究课题，田野调查时间多，大半年在乡间，其时孩子读小学，很苦了我的妻子。

1989年赴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为海外交流首旅。图为该馆创建者梅棹忠夫、佐佐木高明馆长

徐杰舜：现在民族博物馆在哪里呢？位置还可以吧？

尹绍亭：在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规模较大，占地200亩，当时是全国最大的民族博物馆。1989年调到博物馆，先后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副馆长，历时10年。这10年也算是我的宝贵时期吧，除了博物馆日常工作，还主持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科研项目，建立了一些稳固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关系，出了一些成果，而且出国访问了几年。

1999年，是我人生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应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林超民教授的邀请，从云南民族博物馆调到云南大学，担任新成立的人类学系系主任。林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力主恢复云南大学中断了30余年的民族学，并在历史系设置该专业招收本科生，继而创办了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该系系主任是林教授引进的留美博士王筑生，王博士不幸身患疾病英年早逝，林教授只好重新选择与社工分开单独成立人类学系的系主任人选。当时应聘者不乏其人，且大都具有海外学历，不过据说他们比较看重“引进”的条件，要求职务钱财两不误。我曾在日本做客座教授数年，按说也有一定资历，只是生性愚鲁，没有想到要提什么条件。不仅如此，还放弃了民博副馆长的行政级别，对此，调动方和被调动方的组织部领导都曾找我谈过话，提醒我慎重考虑。

徐杰舜：您的经历比我们许多学者都要精彩。

尹绍亭：精彩谈不上，只是曲折比一般人多。不过尼克松曾说“逆境是好教师”，赫胥黎也说过“没有哪一个聪明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都是至理名言。现在想来，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应该感谢邓小平，如果不是他及时调整政策，我们后来做学问搞研究，当教授专家那是不可能的。

徐杰舜：我们这一代人啊，都是不易的。

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德木雷尔堪称该国“博物馆之父”，1998年访问了由他领导创建的遍布全国的各类博物馆

刀耕火种研究

徐杰舜：以后在口述史里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您的磨难和分享您的经验，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同时给我们的人类学史留下宝贵的资料。现在让我们回到您的成名代表作，您的第一部著作是《刀耕火种研究》。

尹绍亭：第一本书名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后来又有包括英文版和日文版的几种。由于研究得早，所以学界较为熟悉，不必多说了。简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我研究刀耕火种要说有点价值恐怕是这么几点：一是调查了较多的资料，这些资料现在已经难得找到了；二是在田野调查中真正懂得了刀耕火种，并大着胆子批判了社会和学界的种种偏见和错误观点；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动了脑筋，尝试以系统论进行研究，而且大跨度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四是整个研究有意突出生态人类学的取向，所以同行说我是我国较早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拙著是我国最早的生态人类学的民族志；五是相信了“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所以即使我的观点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而且不合时宜，被视为“另类”，但还是坚持下来，在当时进化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有它特殊的意义。也许就是因为有那么几点吧，所以著作被美国和日本学者翻译出版，在国内影响也逐渐扩大。

我从事刀耕火种研究已经过去了20多年，现在应该说已经是马放南山、偃旗息鼓了。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事还常常被人们提起，甚至还不时受到一些特别的关注。最近还不断有国外同行约稿要求写这方面的文章，国内也有不同领域的人要求采访。前段时间美国学者斯科特的大著《逃避统治的艺术》影响很大，该书引用了我的著作。上海大学的马丹丹老师竟然花大功夫仔细研读了我俩的著作，撰写了名为《“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的长篇评论。其中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尹绍亭与斯科特均展现了各自研究的魅力，为人们揭示了刀耕火种不为人知的神秘世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尹绍亭开拓的云南刀耕火种研究的目的在于彻底批判千百年来主流文化对山地民族及其于刀耕火种的偏见和相应的进化论及中心主义的危害，为此他沉入田野十余载，收获了足以标新立异的翔实佐证，结果颠覆了国内主流的理论与观点；斯科特激情建构的是赞比亚民族的宏大新奇的‘逃避艺术’政治学理论，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收集选择包括刀耕火种在内的适于‘逃避’的详尽资料，结果一鸣惊人、搅动了国际学界。两人研究的差异和比较：生态取向与政治取向，地域视野与国际视野，微观探索与宏观叙事，力排争议与引发争议，颇多刺激和启发，值得深入探究。”看到马丹丹的文章有些意外，时隔多年，老著作还有人读、有人用、有人评论，理论观点、方法资料还被不同领域的学者关注，算是没有白费功夫吧。

徐杰舜：您的著作有中文版、英文版和日文版？那我们此辈学者能够出版好几种文字的著作只有您啊。

尹绍亭：不会的，学界许多同人比我强多了，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差距更大。作品被翻译到国外自然会产生影响。例如英文版的《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云南刀耕火种》（People and Forests:Yunnan Swidden Agriculture in Human-ecological Perspective），由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翻译，是东南亚学者和欧美研究中国的同行熟悉的著作，并被他们指定为学生学习的读物，日文版的著作在日本学界有不少知音。就我所知，国外迄今为止英日文的书评已有10余篇。而且，国外许多学者与我交往，便是通过拙著认识、联系我的。例如最早与日本，后来与联合国大学、法国、澳大利亚、东南亚、韩国等国学者的交往便是如此。此外，后来的一些国际合作课题，也是在刀耕火种研究的基础上拓展开来的。例如“亚洲季风区生态史的研究”“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自然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综合研究”等等。

2000年在基诺山建设乡村博物馆

徐杰舜：湄公河课题是您负责的吧？

尹绍亭：我负责的是云南的部分。湄公河下游的东南亚就是其他国家的学者负责了。

徐杰舜：湄公河的这个项目做完了？出了成果吗？

尹绍亭：合作出了4本书：《雨林啊胶林——西双版纳橡胶种植与文化和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史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生态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徐杰舜：刚刚尹老师您提到了湄公河，我们明年的人类学年会的主题是“人类学与江河文明”，明年能不能请您去做主题讲演？

尹绍亭：可以啊。

徐杰舜：不是与您客气。生态文明本来就是一个大的话题，我不仅想邀请您到年会上做主题讲演，还想邀请您到人类学高级论坛讲习台上做讲演，得三四个小时。

尹绍亭：美国、日本等国学者很关注湄公河流域，我们目前只做了澜沧江流域。我组织了30余位老师和学生从事澜沧江流域的生态史研究，此研究与我当年做刀耕火种研究不同，那时是自己下去待几年，还有10多年的跟踪调查研究。现在做的时间短，课题成员水平也有参差，所以成果不够理想。不过，通过我们团队五六年时间的探索，在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方面也积累总结了一些经验和方法，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作为人类学角度的研究，不同于历史学，历史文献当然应该重视，但是资料的收集主要还必须依据田野调查；第二，采取以某种重要的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研究，从而达到表现一定时段生态环境史的方法；第三，采取以某种植物或农作物为研究对象，以达到表现特定生态环境史的方法；第四，采取以传统农业变迁和土地利用变迁为对象，以达到表现一定时段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第五，采取以某地特殊的自然条件（如气候等）或地方病等为对象，以表现该区的生态环境史。以上总结的五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均表示认同。我和一些历史学者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前，他们中的一些优秀学者后来对环境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成为该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最近几年多次受邀参与环境史学术研讨，颇受鼓舞和鞭策。至于你所说的江河文明，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国外学者也希望对此进行合作研究，但是有些问题还没想清楚，所以还有待时日进一步考虑。（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