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一洲评《维尔纽斯传》︱夹缝里的欧洲之滨

[立陶宛]莱蒙纳斯·布里迪斯，胡爱博译，新星出版社2020年4月，341页，79.00元

在探险家已经代我们造访过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一切关于异域幻想的传说都会瞬间被一条冷峻的消息所祛魅。这条消息也许来自一段糟糕的经历，或一个格格不入的当地人。无论如何，当它在诉说某个遥远的异乡并非天堂时，大概率是理据充分的。只要你待得够久，再好客的主人也会面露不耐之色。没有一个异域能在清晰的凝视中，不暴露出它光滑表面下的纹路与融洽局部里的龃龉。

可惜，这种事无巨细的凝视只能招致想象的贫乏。马可波罗那种添油加醋乃至怪力乱神的叙述失去了土壤，游记在彩色照片的映衬下愈发清晰，活像是单反成精后眼前的世界。异乡存在于视野里模糊的边角，被每分每秒的即时直播赶出了地平线。在《加勒比海盗3》中，皇家海军的地图勾勒殆尽，巴博萨追问杰克船长：你还想跑吗？你还能跑出这个地球吗？这也是每一个拥有即时通讯的现代旅行者必须扪心自问的问题。无论是国境以南还是太阳以西，朝发夕至、纤毫毕露的彼方并没有异域的容身之地。

也许是出于照顾这种情怀，这本《维尔纽斯传》才把副标题从原文的“陌生人的城市”改为了“琥珀之城”。当“心情不好飞到巴黎喂鸽子”的都市传说开始流传之后，对历史名城无死角的导览让我们再难邂逅到陌生的一面，无论是肉身的邂逅还是文字的邂逅。我们在地图上寻觅，寻觅一些能满足异乡情怀的遗珠。它要在一个隐约听过却不甚了解的地方，还得有一个好名字，最好由意义不明的音符组成，就像外语咏唱的情歌，旖旎而不涉烟火。别急着打开搜索，维尔纽斯，如果这几个音节还不能触动些什么，就假设它意味着琥珀。

萨尔马提亚，欧洲之滨

维尔纽斯得名于城市边两条河流中的一条，它的故事则始于基督教向东扩张。十三世纪中叶以来，立陶宛人就是基督教世界边缘叛服无常的角色。波罗的海东岸的大部分城市大都由武装传教殖民点演化而来，维尔纽斯却是反抗者的大本营。立陶宛语中与Vilnius有相同词源的还包括velionis（离去的）、vėlė（鬼魂）和velnias（魔鬼），暗示了它的异教血统。这座城市更像是林海中的岛屿，建筑也如同是森林里长出来的一样。月亮、雷声、爬行动物，自然崇拜的倾向内生于这样的城市景观之中。

维尔纽斯

所谓异教，不一定尊崇另一种宗教，而是反对亚伯拉罕宗自诩的普世性和唯一性。1323年，这座城市的建立者格迪米纳斯向著名的“阿维尼翁之囚”若望二十二世去信要求受洗，可是却拒绝为此放弃他们的宗教宽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斗争，和波兰联合起来的立陶宛才打退了十字军的季节性侵略，维尔纽斯也获得了马格德堡宪章授予的市政权。直到这时，天主教才作为和波兰联姻买一送一的赠品成为君主个人的信仰。

与条顿骑士团的累世恶斗直到1520年奥斯曼人逼急东欧时才被彻底调停。长期以来，作为立陶宛心脏的维尔纽斯一直是一个让欧洲人踪迹难觅的所在。1375年立陶宛第一次出现在《卡塔兰地图集》（Catalan Atlas）时，就是极寒地区的大片空白。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每一个中世纪旅人的叙述中，总能找到“这个天杀的不毛之地”的各种婉转或不婉转表述。愿意不远万里来到此处的异乡人，不是受到宗教迫害的异教徒，就是谋划宗教迫害的传教士，而代表教皇调停的主教费里尼就是这样一位。

服化未久的立陶宛为了提高自己在基督教世界的声望，请求教皇为过世的虔诚王子卡西米尔封圣。教廷责令费里尼调查此事。费里尼主教认为，为了抵御新教、东正教乃至穆斯林的三面夹击，必须拉拢立陶宛，所以也有心成全这桩面子工程。在立陶宛的国宾级款待下，费里尼顺利收集到一些卡西米尔王子神迹的证词。除了天降祥瑞的保留节目之外，这位早逝王子的墓地还是包治百病的福地，女孩在那死而复活。也许是费里尼待得够久，立陶宛人最后才提到神迹中最热血的部分：在卡西米尔的保佑下，两千立陶宛自卫队在不设防的阵地无情地击溃了六万来犯俄军——还是在大部分市民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费里尼主教再待下去，莫斯科的城墙恐怕保不住了。这位圣徒对世界的恩泽不因他的逝世而结束，可他的封圣却能因为教宗和费里尼本人的逝世无疾而终。

没有圣徒的庇护，让维尔纽斯在整个中世的描述里都显得粗鄙而野蛮，居民性道德淡薄，教仪在皈依天主教后仍然显得迷狂诡秘。与波兰的两国联邦让这个民族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这对地缘政治的天作之合还缺乏意识形态纽带。一个名叫 “萨尔马提亚”的地理名词曾在古典时代的学者嘴里飘渺不定，托勒密、希罗多德和塔西佗各执一词，才被文艺复兴时代的制图家信手安在了北境。这个空泛的概念恰好符合十六世纪波兰-立陶宛膨胀的本地爱国主义和攀附拉丁文明的虚荣心。欧洲猛然意识到，可以用它取代其老对手条顿骑士团的位置。1602年，教皇正式为卡西米尔封圣。八年之后，波兰-立陶宛联军攻占莫斯科。这场对东正教的胜利并不长久，却为近世的维尔纽斯奠定了一种独特的巴洛克建筑风格。

维尔纽斯没有中轴线、对称的广场或框架式的街景……在其他城市，巴洛克式的空间结构向水平方向扩展，而在维尔纽斯，它是垂直向上升腾的，就像献祭之火的烟雾一样，它试图安抚上天而非与其竞争。

启蒙欧洲的帝国坟场

此后数个世纪，波兰-立陶宛的国运一路下行，1793年俄罗斯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后，维尔纽斯也沦为俄罗斯人嘴里的维尔纳——一座人口虽多，却无人问津的省城。很少有人专程来到此地，即使路过也缺乏兴趣驻足。从启蒙时代起，立陶宛人就在各国招徕游士。他们期待文明的临幸，却因为位置偏僻只能得到一些二流货色。日耳曼的知识分子大都以此为跳板，满足于拿钱走人。没有本地人敢于想象，他们有机会承办启蒙时代的最后一场盛装舞会。为他们端上这次盛宴的，正是启蒙思想最后的硕果。

1812年，“为了确保西方的独立”，拿破仑麾下六十万大军齐聚立陶宛的涅曼河河畔，远征俄罗斯。这支浩浩荡荡的部队在立陶宛遭遇的最大敌人是天时地利。被天气搞得昏天黑地的精英卫队在维尔纳附近迷了路，启蒙的优越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当地老乡完全无法听懂地图上用法文正字转写的立陶宛地名，即使乐意也没法成为带路党。拿破仑希望在维尔纳毕其功于一役，可沙皇亚历山大却没有给他史诗大进军的机会。坚壁清野的俄罗斯严寒让大军无功而返，一半人把命丢在了撤退路上。当幸存者再次看到维尔纳的城门时，几个月前趾高气扬的远征军已经变成了一些快散架的行尸走肉。

在此期间，维尔纳成了整个欧洲的行政官邸和社交场所，无数帝国公报和政令往来穿梭。这些苦命的邮差中就有法国人亨利·贝尔（Henri Beyle），也就是司汤达。在北半球高纬度地区那种秋香色景致的环绕下，他吟唱起南国的欢沁的曲子：“每当我看到（地图上的）米兰和意大利时，我目见的一切都让我感到厌恶。……我想象我的灵魂就是——那个在作曲，在工作，在倾听奇马罗萨（Cimarosa）并爱上安格拉（Angela）[拉斯卡拉歌剧院（La Scala Opera）的歌手]的灵魂，我住在怡人的气候中——我想象这些高峰就如同美丽的丘陵。”然而，当看到俄国边境时，音量渐强的记忆在急速向下的顿挫中戛然而止。“远离这些山丘，在平原上，是恶臭的沼泽——在这里我陷入了困境，除看到地图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想起这些山丘。”

他没有说错，比严酷环境更可怕的是即将到来的溃败。在这座名副其实的巴别塔里，“你能听到法语的尖叫，德语的赌咒，意大利语对全能上帝的恳求和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中的圣母”。当哥萨克人包围这座城市时，大部分士兵既无战斗欲望，也无逃脱能力。城市西郊的波纳利山上发生了大屠杀。地上铺满了尸首和巴黎转运来的奢侈品，最后连法国人自己都加入了哄抢的队伍。“人们穿金戴银，却因为饥饿死去。”大部分战俘都没有熬过那个冬天，“次年春天时，整个维尔纳就是一座殡仪馆”。

这段残酷的旧事直到本世纪才被落实。2001年秋天，在维尔纽斯一处巨大的商业开发区内出土了数千人的遗骸，以及刻有法文铭文的金属制品。法国政府迅速回应了立陶宛的请求，合作调查这座万人冢。然而，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三千具尸体大部分事实上都不是法国军人。这些欧洲各地死者的集体形象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契合了当时正在扩张中的欧盟的国际特征。2003年6月1日，立陶宛公投加入欧盟后不久，当地为这些历史上各为其主的战士们举行了重新安葬的仪式。这座公墓里安葬的士兵除了拿破仑的远征军外，还有后来德国、俄罗斯（苏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战死者，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死于这两个国家之手的波兰和立陶宛爱国志士。城下路，凄风露，今人犁田古人墓。这样奇怪的组合充分证明了历史记忆的弹性。

北方耶路撒冷的绝响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好在铁路干线仍然穿城而过，才没有让维尔纳被掩在历史的荒草和藤蔓之下。维尔纽斯是离开或前往俄罗斯的第一站或最后一站，留下了包括陀思妥耶夫在内多位斯基或浓烈或寡淡的只言片语，也见证了后天主教欧洲和后东正教俄罗斯在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如果这个故事终结于此，我们完美错过了这座城市中真正的居民。这座城市的异端血统并非来自偶像崇拜，恰恰是因为它欧洲边缘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种自由，那就是普世宗教的夹缝。在俄罗斯总督官邸里，天主教、东正教、路德派、加尔文宗和东仪天主教的主教们共聚一堂，谈笑风生。然而他们都不可能能跟犹太人一样需要这种自由。在沙皇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当地数量庞大的犹太人总是轻松逃过官吏的人口普查。

据传，拿破仑是第一个将维尔纳称为耶路撒冷的人。这里犹太社区的规模和虔诚都提醒这位到过耶路撒冷的皇帝。事实上，本地的犹太人社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最终发展成为十九世纪意第语犹太文化复兴的策源地。犹太人在维尔纳印刷了足本的《塔木德》。犹太人自然是这座城市商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除非在安息日。途经此处的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观察到：

如果你需要翻译，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个犹太人；然后你来到一家旅馆，房东是犹太人；如果你想要驿马，一个犹太人会搞到一匹，然后由另一个犹太人驾马；如果你想买东西，犹太人是你的代理人。这是欧洲唯一一个犹太人耕种土地的国家。在经过立陶宛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从事播种、收割、刈草和其他畜牧工作。

到1939年这座城市改回维尔纽斯时，犹太人已经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三分之一。次年，数千名中欧犹太人流亡到此，灾难也紧随而来。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回忆，当时的维尔纽斯如同一座焦躁的巴别塔，流亡者和本地犹太人一起，在地球仪和地图集上设计最复杂的逃亡路线。“日本的辛德勒”、时任日本驻立陶宛领事的杉原千畝在尚未得到东京授权的情况下，为上千名犹太人开具了日本的过境签证。苏联人不情愿地接受了日方文件，要求所有离开者不得返回立陶宛，还迫使包括儿童在内的每位难民用硬通货购买苏联旅行社的莫斯科数日游和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头等火车票。许多没钱旅游的当地人只能留在本地，等待浩劫降临。而旅行者也惴惴不安，生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任何一站被滞留在这片天然的流放地。

所幸，苏联旅行社并没有附赠西伯利亚的旅游方案，这些犹太人下车后乘船前往神户。1941年8月到9月，大约一千五百名没有其他国家签证的过境犹太难民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被日本警察打包送往上海。但和他们的同胞相比，他们已经是最后的幸运儿。德军在残杀了立陶宛及周边数十万犹太人后，在维尔纽斯为约三万名幸存者建立了一个隔离区。战前，大约有六万名犹太人居住在维尔纽斯。到1943年年底，柏林政府宣布，德占立陶宛已没有犹太人。

日据时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难民城，挤满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当时上海的数百万居民之中，这个犹太人团体显然微不足道，但他们还是在当地留下了自己的色彩。该书作者寻访徐家汇藏书楼，发现立陶宛和维尔纽斯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在当时的外文出版物中反复出现。日本将所有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安置在虹口区，提篮桥监狱附近都变成了隔离区。不过和德军的贫民窟不同，上海的隔离区并不是完全封锁的，欧洲难民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军轰炸虹口期间，中国和犹太人的救援人员不知疲倦地共同努力救死扶伤。”战后在中国幸存下来的犹太难民超过一千人，在获悉了故土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之后，上海的意第绪语报纸《意第绪之声》写道：“波兰的田野在哀叹，立陶宛的树木在啜泣，被诅咒的欧洲在哭泣——我们犹太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地球成了他们的坟墓。”

如今生活在立陶宛境内的犹太人只有不到两千人。在这个拥抱欧洲的千年史叙事中，这座城市终于抹去了最后一丝异教的血胤。作者在他的TED演讲中，说他在世界上无数地方找到了维尔诺的踪迹。可也是这座城市将犹太人变成了当地的陌生人，让那些故去的流浪者最终成了一群无家可归的魂灵。苏联解体后，越来越多的难民后裔带着自己父辈的回忆回到此地。他们试图寻找那个熟悉但业已消逝的犹太维尔纳，却只看到一个陌生的维尔纽斯，空虚、粗糙、把所有彼此或对立或互不相干的历史符号合葬在一起。这里不是琥珀之城，而是一座陌生人的城市。《维尔纽斯传》也不是当地居民的历史，而是欧洲之滨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