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诡笔记｜韦小宝在平西王府看见的“奇物”只是三分之二

无论观众对张一山版《鹿鼎记》给出怎样的评价，这部作品都将注定在金庸小说的翻拍剧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武侠小说式微的今天，“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依然成为影视制作方青睐并不断发掘、推陈出新的“金矿”，本身就说明金庸小说的复杂性和延展性，特别是像《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这样的大部头，每一部都足以比拟为历史的断层，从中可以观照到古代与当下、古人和我们……那些在时间的潮水中不但没有流逝，反而愈见苍劲的爱恨与人性，恰是金庸先生在“武侠”二字之外的价值之所在。

今天这则“叙诡笔记”，笔者便趁着《鹿鼎记》的“热播”来蹭个热点，写一写清代笔记中记载的那个真实的吴三桂。

新版《鹿鼎记》中的吴三桂

一、脸上刀疤成发迹“资本”

在《鹿鼎记》里，吴三桂的出场形象是“身躯雄伟，一张紫膛脸，须发白多黑少，年纪虽老，仍步履矫健”，有些扬州口音，自称是“原籍扬州高邮”，为人既阴险狡诈，又颇有些枭勇豪气。虽然韦小宝凭借主角光环，尽可以戏耍作弄之，但从康熙那里得到的反馈，却是绝不可以等闲视之的强大对手。

可能在大部分读者的印象中，说起被韦小宝一口一个“老乌龟”叫着的吴三桂，无非就是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赳赳武夫，或者先绞死永历帝向清廷显示其忠，又祭奠永历帝向天下邀功其叛的乱世奸雄，搁到京剧舞台上妥妥一个大白脸。由于此人名声实在太臭，加之是在清初期作下的乱子，按照败者为寇的历史逻辑，势必要承担几百年史家的痛骂，所以形象就比较的“模式化”——那么真实的吴三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按照时人的描述，吴三桂年轻时代非常英武，最典型的例子属吴梅村在《圆圆曲》中描述的那句“白晳通侯最少年”。而中年时的吴三桂，单论相貌也绝对当得起“真的汉子”四个字的考评。在清代学者刘健所撰之《庭闻录》中，有这样的记载：“三桂巨耳、隆准，无须。瞻视顾盼，尊严若神。鸡鸣即兴，夜分始就枕，终日无惰容。”巨耳、隆准，在古代都是大富大贵的面相，而“尊严若神”是足以震慑三军的军威，只是他的鼻梁上有一道伤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纹如丝，非缔视不见”。

吴三桂画像

这道伤痕大有来头，甚至可以说是吴三桂发迹的“资本”。

据史料记载，吴三桂的祖籍确实是在高邮，但他出生在辽西将门世家，是明末名将祖大寿的外甥。他自幼习武，善于骑射，“为边将勇而敢战”。当时深受崇祯皇帝信任的大太监高起潜监督辽东诸军，收吴三桂为义子。有一次吴三桂追杀一个清军将领，“射之，骑堕地佯死”，吴三桂不知此人乃是装死，“下马欲取其首”，谁知那敌将“挥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但吴三桂奋勇与之格斗，终于将其杀死，“斩其首携之归”。高起潜一见大喜曰：“真我儿也！”上奏崇祯皇帝为其表功，“得优叙，自此累迁至总兵，镇宁远”。

在清代笔记《吴三桂纪略》中，对这道刀疤的记录则另有一说：据说是吴三桂的父亲吴骧被皇太极带兵围住，吴三桂跪请祖大寿发病营救，祖大寿说敌军有四万人，而我手下只有三千人，不肯发兵，吴三桂无奈之下，仅率家丁二十人前去救援父亲，做殊死一搏。皇太极没想到二十人敢冲杀四万人，怀疑其中有诈，放开一条路，打算引诱他们入阵后再行歼灭。吴三桂等人入阵后左冲右突，突然遇到一个“拥纛（旗帜）红缨王子”，吴三桂一箭将这个王子射落马下，然后也下马割其首级，没想到那个王子其实并没有死，抽出短刀砍向吴三桂的鼻梁，吴三桂顿时血流满面。他杀死那个王子后，撕下红旗的一角裹住伤口，上马后奋不顾身地大吼杀敌。清军被他近似疯狂的勇猛吓呆了，都不敢上前，而吴骧趁机带军向外突围，终于和儿子合兵一处。祖大寿在远处的城楼上看到了这一幕，“命呐喊擂鼓助威”，皇太极始终怀疑吴三桂在使诱兵之计，便放任他们冲杀出了重围。祖大寿在离城三里外迎接他们，吴三桂“面血淋漓，下马跪泣”，祖大寿抚摸着他的后背说：“吾即题请封拜，易事耳。”

藉此一战，吴三桂成就了震动天下的忠孝之名。

无论事情的真相到底怎样，作为职业军人，脸上一块长长的刀伤，不但不是羞耻，反而是荣耀，于吴三桂而言，更是成就了他后来执掌强大的关宁铁骑的一块“军功章”。

二、昆曲造诣不亚于专业演员

如果说吴三桂作为一军之统帅，不失“勇猛”二字，那么他亦有“文雅”一面的表现。据易宗夔所撰笔记《新世说》记载，吴三桂的书法一般，受封平西王以后，经常练习，在他的平西王府之中，专门开辟出那么一块练习书法的仙境：“苑中花木清幽，有列翠轩者，屋五间，窗外有隙地数丈，悉种短草，地尽则层峦叠嶂，高凌天际。”每到春秋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吴三桂就携带纸墨来到这列翠轩中练字。不过古人练字讲求的是静心凝神，他则不然，“侍姬数十辈，环侍于前，鬓影钗光，与苍翠之色互相辉映，置身其中，几疑仙境”。这种氛围下能否专心练字，就很值得怀疑了。

《新世说》

不管字练得好不好，文士的派头是必须要装一装的。《庭闻录》写平西王府“制拟于帝居，千门万户极土木之盛。又造亭海中，名近华浦”；又在昆明的西郊造了个园子名叫安阜园，“园内书屋一所，名万卷楼；古今书籍，无一不备”。吴三桂还刻了一部名曰《开疆疏草》的书，鼓吹自己的各种“功绩”。他又在报国寺给自己塑了一尊像，这尊像“将巾松花色，衣锦边，右手抚膝，左执卷，面左顾”，颇有以儒将自诩的架势。

而吴三桂也确实有一定的艺术细胞。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上记载，他青年时代曾经“微服漫游江淮”，有个富商喜欢嗜好昆曲，在家中宴客时请了一个顶级的戏班，吴三桂听说了，也连蒙带骗地混了进去听戏。“未几乐作”，其他人都听得神魂颠倒，唯有吴三桂颇不以为然，“坐瞑目摇首而已”。富商大怒，叱责他道：“看你这么个乡巴佬的样子也懂戏吗？”吴三桂大言不惭道：“不敢，但是已经嗜此几十年了。”富商越发生气，其他宾客中有促狭者，说吴三桂“你懂你上”，逼着他演一出，“否则因而折辱之”。吴三桂“欣然为演《寄柬》，声容台步，动中肯要”，绝对不亚于专业的昆曲演员，“座客皆相顾愕眙”。少倾乐阙，吴三桂下场一笑，连称献丑而去。

《南亭笔记》

以平西王的身份开府昆明后，吴三桂依然以“曲中人”自居，只是生活更加奢侈。《新世说》上写：“公暇，辄幅巾便服，召幕中诸名士宴会。酒酣，三桂压笛，宫人以次高唱入云。旋呼颁赏，则珠玉金帛，堆置满前，诸宫人相率攘取，三桂辄顾之以为乐。”

除了挥金如土尽情享乐以外，时人皆知吴三桂还珍藏有轻易不肯示人的“三宝”。

《鹿鼎记》中写到，吴三桂曾经向韦小宝展示自己的书房，韦小宝进去后发现：“居中一张太师椅，上铺虎皮，寻常虎皮必是黄章黑纹，这一张虎皮确实白章黑纹，甚是奇特”。吴三桂告诉韦小宝，这是他当年镇守山海关时，在宁远附近打到的一只名叫“驺虞”的白老虎。虎皮座椅旁边有两座大理石屏风，都有五六尺高，石头上自有山水的纹路，仿佛是画出来的一般，一座屏风上有一山峰，山峰上还站着一只黄莺鸟……而这段文字也真不尽是金庸先生的杜撰，《庭闻录》记载：“三桂有三奇物；一虎皮，一大理石，一帽顶。虎皮白章黑纹，得之宁远，即‘驺虞’皮也。大理石屏二，沐氏旧物也。一高六尺，山水木石，浑然天成，似元人名笔。一差小，山巅一莺、溪旁一虎，上下顾盼，神气如生。”至于第三样的“帽顶”，小说中没有写，实则为一颗可以镶嵌在帽顶上的大红宝石，“径寸、长二寸许，光照数丈，炎炎如火”。

当然，酒池肉林、穷奢极欲的生活只是一种伪装，吴三桂藉此向清廷展示着自己的享乐一隅，别无他求，从而藏匿自己的野心，用丝竹飘摇掩盖着渔阳鼙鼓，直到掩盖不住的那一天。

三、三件事“可以愧世之薄夫”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谋反。

在此前他已经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尤其是在招揽人才和收买人心上，从中也可以让我们管窥这个枭雄的另一面。

“好士轻财”是时人对吴三桂的一个统一的评价，“士人有一长即收录无弃”，而且他很擅长金钱收买这一套。《新世说》上记载：“巡抚袁懋功内召，馈以十万金；李天洛予告，亦以十万金为赆。知县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仪表伟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吴三桂的性情稳定，“生平非盛怒，无疾言遽色”，城府非常深。他有个习惯，听到逆耳的言辞就喜欢摸自己那个有刀痕的鼻子，跟人说话时，如果语速很快，属于“直抒胸臆”，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反倒是“闭唇微咳，声出鼻中”时，有点儿像是座山雕的笑，需格外小心。不过总的来说，吴三桂与部属商议要事时，“相对如家人”，称得上是虚怀若谷。哪怕他的儿子厌恶其中某人，在他耳边进谗言，他也不以为意，“益喜与相往复，娓娓不倦”，因此吴三桂相当得部下的爱戴。

即便是《庭闻录》这样通篇记载吴三桂各种“黑历史”的笔记，也不能不承认，他有三件事“可以愧世之薄夫”——就是让世间薄情寡义之人感到惭愧。

《庭闻录》

第一件，吴三桂年轻时曾为毛文龙部将，毛文龙后来被袁崇焕所杀，吴三桂又投靠满清，便从此与毛家断了联系。后来有个姓李的将军仗势欺人，“强夺毛氏宅”，毛家早已不复文龙在世时的样子，忍气吞声，不敢言语。毛家一个老仆仗着曾经与吴三桂有些交情，就跑到云南去诉其事。吴三桂听完，立刻以平西王的身份勒令李某把毛家的宅子归还，且赔偿毛家的损失。第二件，吴三桂的另外一位老上司傅宗龙在与农民军交战时战死，吴三桂待他的儿子如亲兄弟一般，平西王府门禁甚严，但傅宗龙的儿子随便出入，没有人敢阻拦。第三件，宁都曹应遴于吴三桂有旧恩，其子曹传灿到云南时，吴三桂以十四万金赠行，“既贵不忘故旧”，这在人情薄如纸的乱世中，确属难得。

在孙静庵所撰之《栖霞阁野乘》和况周颐所撰之《眉庐丛话》中，都记有这样一则传奇故事：吴三桂有一位旧上司去世后，“其子奉母以居，贫无以供菽水”。有一天，这个青年在父亲的旧书中发现一卷武举的名册，看到吴三桂的名字，“始悟出父门下”。当时吴三桂已经是平西王，“方贵盛”，青年便想去投奔他，母亲阻拦，青年说家里实在太穷了，母亲也没办法，“鬻田质簪珥治装以行”。等他到了云南，才知道以吴三桂的煊赫地位，没有门路，自己连王府的门槛都迈不进去，只好在集市上卖字为生。正好王府的一个护卫来买字，一来二去便熟络了起来，半年之后，青年提出想见见平西王，护卫询其缘由，他“乃为叙述师友渊源所以然者”，护卫同意了。一天，吴三桂请僚佐吃饭，席间说起自己少年时考中武举的事迹，那护卫当即跪下问，王爷您可曾是出自某公的门下？吴三桂惊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护卫说：“某公有子贫困，万里上谒，至此无由自通。今寄食某所，故知之耳。”吴三桂大喜，立刻将那青年接到府中，盛情款待了好几个月，直到青年惦记母亲，吴三桂才依依不舍地送他离去，并赠给他二万两银子和一个盒子，说盒子里的东西乃是为其母祝寿——“皆珠宝也”。

《栖霞阁野乘》

《眉庐丛话》

当然，任凭吴三桂怎样施人以恩惠，都无法改变他反复无常、动乱国家这一事实，只是愈在复杂历史中生活的人，愈有其不可一概论之的复杂性，倘若动辄以痛骂而全盘否定，往往是肤浅和幼稚的表现。何况，很多史书——包括野史笔记在内，都是后人凭着个体的喜好任意篡改的，不可轻信。比如徐珂撰《清稗类钞》中记载一事：吴三桂当平西王的时候，建了一座功德庙，指泥塑的四大金刚为题征诗，“按察使某素忤三桂，吟曰：‘金刚本是一团泥，张牙舞爪把人欺。人说你是硬汉子，你敢同我洗澡去！’三桂恶其刺己也，杀之。”事实上此则笔记分明出自《庭闻录》，作诗讽刺吴三桂的乃是盐道赵廷标，而吴三桂听完之后，“大笑，亦心知其讽己也”，可并没有杀害赵廷标——赵廷标不但在平息吴三桂后来的叛乱中保障粮道、出力甚多，而且最后是病死在家里的……

君请看，抹黑一个污迹斑斑的人是多么容易，低成本，无风险，高收益，这也正是史书上的好人总是好得那么完美，而坏人总是坏得那么彻底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