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历史地理中的“区域”

早在一九九〇年五月我投考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时，在考场上谭先生就指示，如果我能考上，就以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谭先生认为，做历史文化地理，综合性的区域研究才是第一等的题目。在我之前，他已指导卢云完成以《汉晋文化地理》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他说，卢云是学历史出身的，所以应该选一个时段，以全国为空间范围；而我是学地理出身的，就应该选择一个区域，时间做通代的，也就是做一个与卢云相对称的工作。

那年九月，我如愿以偿，幸运地成为谭其骧先生的博士生。但内心非常沉重。因为这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如此宏大，而我之前并未做过前期工作，很担心在学制规定的三年时间内能否完成学业。因此入学不久，我就多次向他讨教，能否换一个选题，或者将题目加以缩小，只做湖南一省。每次提起这个话题，他的回答都是 “着毋庸议 ”：空间和时间范围都不能变，空间不能缩小到只做一省，时间不能缩短到只做某个断代。至于什么时候做完，那是我的事。

谭其骧

谭先生对我的另一个要求是，读博的三年，不能全部用来做博士论文。他的理论是：既然叫博士，那就得博。必须花一半，至少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读书，读跟学位论文无关的书。因此在入学后的第一年，我完全没有对博士学位论文展开思考，也不敢向谭先生多问这方面的问题，生怕他误会我不想读书，只想着早点做论文、早点毕业。

一九九一年春夏，谭先生给我一道指令，叫我把湖南、湖北的政区沿革梳理一下。我花了大约个把月，写了一篇万余字的作业，交给他。在那前后，他也曾几次主动跟我谈起我博士论文选题范围内的问题。一次是问我，湖南省境内民族成分的变化过程。他教导我说：做中国的文化地理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另一次是讨论两湖境内的文化区域归属。

读博时间有限，效率是生命线。考虑到效率问题，我决定先把历朝的史料先过一遍，将其中与两湖文化地理相关的史料给摘出来。当时我的策略是将史料分成两大块：明清以降，主要靠方志及一些专题史料；古代，主要用《四库全书》。中国地方志总共数千种，主要成书于明代以降，尤其晚清以降。这些志书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度总归还比较高。而明代以前的典籍，绝大部分已收入《四库全书》。复旦图书馆四楼文科阅览室正好有一套台版的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字大，纸张好，翻起来特别舒服，特别快。

于是我备了一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先翻阅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将看过的书在目录上做好标记。没整理出版过的就看库本。到一九九二年暑假前，总算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本校、本所收藏的两湖方志过了一遍。暑假又回长沙，在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查阅了复旦未收藏的湖南方志。

正当我在长沙看完所需的湖南方志，准备稍事休整，然后回校撰写论文的那个下午，湖南师大历史系的一位老友紧急找我，转告我一个噩耗：谭先生走了！

谭先生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九日午后生病的，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尽管他自发病以后就再没说过话，但我总怀着一丝侥幸。因为自一九七八年他初次中风以后，又多次复发过小中风，每次他都挺过来了。这一次，我希望仍能如此。几次跟低我一年级的学兄靳润成一起去医院看他，尽管每次叫他、跟他说话都毫无反应，我也希望下次来叫他他能够答应。万不料，等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结果。

送别谭先生，我的博论进入撰写阶段。此时对于这篇博论会写成什么样，我心里仍然一点数都没有。市面上、图书馆里，关于文化的书很多，但关于文化地理的很少。寥寥两三本与历史文化地理相关的著作，与我关系最近的是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一九九○年入学初，我就向葛剑雄先生借到这本博士论文的打印稿，细细地读了。但凡读过那本书的可能都有感受，那是一种极为震撼的阅读体验。作为博士论文，其篇幅多达六十余万字。将汉晋时期的文化地理，按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个要素展开。可以说，每一章单拿出来，都可以作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我，绝对不可能写那么多。而且他在《文化区：中国历史发展的空间透视》中提到的文化区的基本特征、生成和演变因素，以及划分历史文化区域的原则与方法，与地理学的做法其实有隔阂。

从本科到硕士，我在地理系读了七年。地理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区域性和综合性。这两性互为表里。虽然也有部门地理的研究，但那不过是地理综合的基础，最终还得落到综合地理上来。而综合地理，也就表现为区域地理。不落实到具体的地域，没办法综合。因此，做区域地理或曰综合地理研究，首先要有地域综合体的概念。而具体工作的开展，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综合，必须先抓出一些要素出来做部门分析，等到把部门分析做到位了，这才有进行综合的基础。既然如此，抓出来做部门分析的要素，必须是对全局具有深刻影响的主导因素。不可能随便抓出一些要素做一些分析，放在一起就说是做区域地理了。做区域地理，必须抓主导因素；主导因素分析做好以后，再进行综合。而综合，可以说是一项独特的地理学技术。我在地理系读书那七年学到的东西，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就是这一句。

由此来反思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里面展开分析的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大要素，能否构成当时全国文化地理格局的主导因素已经构成问题，而上述几个要素在该书中完全是一种独立状态。既没有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没有这几个要素对当时全国整体文化地理格局产生何等影响的讨论。作为曾经的地理系学生，我绝对不能这样做。

为了解决文化地域综合体中的主导因素问题，我多次找副导师周振鹤先生讨论请教。他随缘点化，说了一些他的个人意见，同时建议我看点文化人类学方面的书。我跑图书馆一看，文化人类学的书在书架上总共就那么两排。借了几本抱回寝室，看完，没什么感觉。再去，换几本。等到把架子上两排书差不多翻完，我总算明白文化人类学家概念中的文化是怎么一回事了。但如何把这一概念运用到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中来，一时仍没有主意。

由于一直没有趁谭先生健康时向他请教为什么他觉得两湖这个空间范围不宜缩小，至此，已完全无从得知他对于这一选题的总体构想。出于工作量的考虑，我决定将博士论文的空间范围调整到只做湖南一省。这一想法得到周振鹤先生的认可。

我花了大约两个礼拜，将前面一年多时间里抄录的资料卡片加以整理，分门别类。然后以类相从，写成专题论文。每写好一篇就给周先生看一篇。大大小小，共写了二十八篇。

开始一段时间，主要是廓清工作界面，例如爬梳湖南文化的发展背景，以及湖南文化在国史上的地位。接下来分析湖南文化的发展进程及空间格局。这都是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范畴的常规书写，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湖南历代民风的变迁。之前硕士阶段在长沙读一些湖湘文化的研究论著，都说湖南自古民风强悍，罗列了很多史料。可是，湖南文化的表现在古代和近现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昭彰在人耳目的事实。其故安在？百思不得其解。至此，资料看多了，并且运用在大学心理学课程上学到的知识，将它分为 “强悍 ”和“勤奋 ”两个向度加以分析，自认为把问题给讲通了。至少比之前的讨论前进了一大步。第二个难题是在研究湖南的民间信仰时，传世史料中关于南岳朝香风俗的记载很少。已有的史料非常零散，时间上串不成线，空间上连不成片，简直没办法开展讨论。非常苦恼。我从小知道，南岳朝香风俗在湖南非常重要。我老家曾有一位长辈，年轻时为了求子，曾单手提一片铁瓦步行数百里去南岳许愿。一路上不换手，累了就歇一歇。后来果然得遂所愿。一九八一年八月底，我离开老家去长沙读书，出门不久遇上先母从南岳烧香戴福归来。因习俗所限，她竟然略言数语便径直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她一步都没法送。在传统时代对于当地生活影响如此深刻的一项风俗，竟然无法揭示其空间分布，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理完文献史料，我突然想起一九九二年暑假曾在郴州教育学院图书馆看到一本《湖南民间歌曲集》。当时还是内部资料，每地区一个分册的那种。因为我读研时曾在湖南师大校乐队混过，看到歌谱特别有兴趣，曾注意到有一首《朝香歌》，读下来觉得曲调并不优美，也就没有管它。此时忽然想到，那些歌好听与否可以不管，用作史料来说明当地有南岳朝香的风俗总该没有问题。于是我请当时在那里工作的女朋友帮我把这套书中所有的朝香歌都复印了寄给我。一排比，居然湘、资流域都有，而沅、澧流域没有。显然，这正反映了该风俗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基本分布。

再后来是做民俗的分区。对于分区的方法，完全无先例可循。我起先研读湖南各地方志中的岁时资料，不知从哪下手。总体上看各地都差不多，细读之下却又千差万别。用什么指标才能描写出这中间的区域差异？这时候本科的地理学训练给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我将那些岁时资料，一项项拆解开来，列成一个大表。等到把表列好，再一项项比较。凡是全省各地皆然的，显然无法用作分区指标。变化很随机，完全无区域性可言的，当然也没有意义。结果发现，四月八、五月端午、九月重阳、小年祭灶四个节庆，在省内形成强烈的区域差异。据此可以得出一个有区、有亚区的区域系统。这一工作的完成让我更加兴奋。因为它不仅解决了一个个案，而且让我摸索到了民俗文化的分区方法。

曾有人向我表示质疑：岁时风俗的内容那么多，绝大部分内容全省都相同，我单单拿出四项来进行分区，有无意义？坦率地讲，我觉得这是一个毫无必要的质疑。因为道理明摆着：分区，就是找空间上的排列组合；拿出来做分区指标的，一定要有区分度。就好比考查学生，出试题，太难，人人都不及格，甚至很多人得零分；或者太容易，个个满分，这两种结果都没有意义。一定要难易适中，结果呈正态分布。因此，选分区指标，如果全省都一样，或者各地五花八门，显然都不合适。

那么，这样分区，会不会像质疑者担心的那样，“不能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 ”呢？我认为，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这是将文化的主导因素和分区指标混为一谈了。如果单纯考察文化地域综合体，揭示其中的文化内涵，那无疑要着眼于主导因素。但现在的问题是分区，要揭示文化的地域差异，那么唯一的办法是寻找可以用来分得出区域的指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着于哪些因素才能反映当地文化的主要特征，那么等于是不想讨论其中的地域差异了。

其实，这完全可以用植物生态学中的最小因子定律来加以说明。早在十九世纪，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 Liebig）就证明，谷物的产量往往并不取决于需求量很大的营养物质，而是那些在土壤中极为稀少且必需的微量元素（如硼、镁、铁等）。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最小因子，也就被称作限制因子。以此来阐释上述文化地域差异，那些文化主导因子便相当于植物生长中需求很大的营养物质，而那些分区指标，也就是产生文化地域差异的限制因子。

显而易见，对于某特定文化要素来说，它的主导因子在任何区域都应该是一样的。而分区指标，则随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因此，研究其他区域岁时习俗的地域差异，显然不能照搬湖南的上述四项分区指标，而应该根据当地情况另行确定。

岁时习俗分区的结果让我大为振奋。我相信，既然岁时习俗可以如此分区，其他各项风俗如民间信仰、婚丧嫁娶等均可照此办理。因为资料性质、数据格式都差不多，只是详略程度各项各地有所不同而已。

在爬梳这些单项民俗分区的过程中，我真是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每次都有新发现，新惊喜；紧张的则是担心新的要素分区做出来与已有的那些分区在大的空间格局上完全不同。要是每个文化要素的分区方案做出来都呈孤立状态，彼此不相干，不能匹配，那到最后这个结论怎么做？上面提到《汉晋文化地理》中学术、宗教、婚姻、音乐四个文化要素彼此基本上呈独立状态，原因显然是四个要素的展开过程在空间上缺乏足够的相关性，合不起来。没办法形成一个有机的结论。该书在结语里分西汉、东汉、三国两晋三节，试图对三个时段总体的文化地理格局做一些综论，把前面四章内容统合起来，但事实上并没有。西汉那一节依据《史记 ·货殖列传》和《汉书 ·地理志》对当时的风俗文化又做了一个分区，可这个分区方案与之前四个要素的空间分异仍然没有关系，一个个都是独立的存在。难道文化现象彼此都是孤立的么？这显然不合常理。况且，结语中西汉的文化分区是民俗层面的，到了稍后的东汉、三国两晋就无影无踪，似乎其中的区域差异就已经荡然无存了一样。这恐怕不符合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所幸我这份紧张每次还不等表格做完便烟消云散。每次列表列到一多半，已有结果便隐约表明，总体空间格局与之前做过的那些要素分区是对得上的。这表明这些单项的民俗文化背后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等到把各项民俗文化的分区做好，后面的综合文化分区也就呼之欲出了。

综合文化分区当然之前也没有人做过。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时候中山大学司徒尚纪先生也在做一个同样的工作。他做广东文化地理，因为在地理系，没有在标题中强调 “历史 ”，但事实上他的工作每一步都是从历史出发的。而且文化这东西与地理学其他的研究对象不同，其他很多研究对象可以就现状展开探讨，而文化脱离了历史简直没法讨论。司徒先生也是地理学出身，我们不约而同地借鉴地理学中综合自然区划理论。综合自然区划可以说是中国地理学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当时地理学界一众大佬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中心工作，提出了很多区划方案，后来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术理论和实际操作方法，久已成为地理学思想方法的经典。近十余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于没受过地理学训练的历史地理学生来说，如果领会了这套理论、学会了操作方法，对于地理学的精髓就思过半了。

我把那些单项的民俗文化分区，连同之前做好的方言、民歌、宗教信仰，放在一起合并考虑。就空间分划来说，基本上不用多考虑。一项项关联得简直太完美。我需要做的只是，首先从综合区划的操作规程出发，将这些文化指标分出个轻重：分别有什么意义，哪些是主导性的，哪些是比较次要的，要从学理上找到依据。其次，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区域系统，须从整个文化生成、变异的大背景中加以解释，并总结出一些影响因素。

工作推进到这一步，我心里很清楚，作为一项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这篇博论有一个目标是可以实现了。那便是独辟蹊径，不克隆卢云《汉晋文化地理》的工作，建立一个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模式。当年我说对谭先生的耳提面命悠然似有心会，并没有做展开。在此可以概括地说两点。一是有一次在谭先生家里，他突然考问我：

“湖南湘、资、沅、澧四水，资水是属于湘水的，还是属于沅水的？”我毫无心理准备，也从来没有想过类似的问题，陡然间听他一问，有点蒙。犹豫了好几秒，揣摩着他的意图，抖抖索索地反问他：好像是属于湘水的？他深深地点了点头，说：“嗯，我也觉得是湘水的。”然后又问我：“澧水呢？”我考虑到澧水与湘水之间悬隔资、沅二水，自然不可能属于湘水；它流域又比沅水小很多，地位不能与沅水相比，于是再问他：“应该是属于沅水的吧？”他又点点头，说：“嗯，我也这样想。”

以我当时的学力，居然能做出这样的反应，老实承认，瞎蒙的成分居一多半。后来在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思考，谭先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会这么想？随着一个个文化要素的分区方案揭示出来，每次都是湘、资一个大区，沅、澧一个大区。到最后综合文化分区时，湘资区中资水中上游为一个亚区，沅澧区中澧水流域为一个亚区，完全顺理成章。应该说，谭先生的上述感觉得到了较为完美的论证。我想，如果把这个作业交给谭先生批阅，对这一点他应该基本上会满意的吧。

《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初版

另一点，谭先生一直没有正式阐述，但我有感觉。就是他对于地理学的感觉非常好，对于区域地理的综合性，把握非常到位。在他的概念中，区域地理就是综合地理。一定要着眼于整个地域的综合特征。有一次他给我举例，说：苏北有河、漕、盐三大政，做苏北的区域研究，一定要三大政并举。以此类推，他让我做两湖历史文化地理，如果我只抓住某些单项文化要素，不能合起来，他显然不会表示满意。后来写这篇论文，每写一个单篇，我都揣摩，如果先生在，会给我什么样的指示。等最后这个综合文化区划做出来后，我不仅能把所有的文化要素在区域上统合起来，还能从政区、民族、人口等因素中寻绎出一些发生学背景，甚至还可以联系到自然环境的差异来加以讨论。从自然环境到人文环境，再到文化发展及其地域分异，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理路。我想，这个做法，应该也是谭先生乐观其成的。

[本文系《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修订版）》（张伟然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即出）一书序言之部分内容，原刊《读书》2020年第12期，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